4月9日，倫敦街頭的LED大屏播出女王的講話內容。
2020年4月5日，可謂英國當代的一個至暗時刻。在這一天，受新冠疫情衝擊，英國累計確診病例達48,440人，死亡4,943人；當晚8時左右，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因感染新冠病毒後引起的“持續的症狀”被送入倫敦市中心的聖托馬斯醫院接受治療；在這一天，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向全體國民發表電視講話，這是除去每年的聖誕講話外，女王在她長達68年的在位期間第四次向全體英國人民發表講話。
在講話中，女王除了表示理解國人面臨的哀傷、痛苦、經濟難關，對英國疫情一線的醫護人員、關鍵領域工作人員表達感謝；她還特意強調了“自律、堅強”等傳統價值觀，提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不列顛戰役期間，納粹德國空軍對英倫三島實施狂轟濫炸時，英國人所展現出來的“自我約束、無驚無懼的堅韌、共度難關”這種“英國的個性”或者說是“大轟炸精神”（Blitz Spirit）。女王希望未來每個人都能為自己如何應對挑戰而感到驕傲，希望後輩人會說，這一代英國人的堅強不遜前人。她勉勵當代英國人民：“我希望在未來的歲月裡，每個人都能夠為自己在此時此刻應對這一挑戰的方式感到自豪。而後來者，會說這一代的英國人還是像以往任何時候一樣強大。自律、平和而富於幽默感的決心和同心同德，仍然是英國的特質。”
當前隨著英國的疫情不斷加劇，從英國女王極為罕見的“防疫演說”、到首相約翰遜病倒入院，嚴峻升溫的情勢都讓英國人受到極大衝擊。而在這一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機時刻，英國不管是政治或媒體輿論，都不約而同的微妙地提到了女王所呼籲的“Blitz Spirit”，也就是大轟炸精神：老一代英國人在二戰最艱難時如何在德軍激烈空襲炮火之下，還能保持著冷靜繼續前進，泰然自若地安度民族的生死關頭。
可以說，“大轟炸精神”正在跨越時空，如今再度成為英國舉國上下動員防疫的精神象徵。但複雜的歷史本來面貌從來就不是後世人們所看到的一個簡單表象。同樣，“大轟炸精神”也存在著許多當年非常時期的特殊脈絡：刻意美化的民族精神號召，卻容易忽略當時在轟炸底下的社會問題、普通大眾的真實心理和生存困境。那麼，“大轟炸精神”真的能帶領英國人走出疫情陰霾嗎？目前面對新冠病毒這一人類大敵，英國人真的可以同先輩一樣，保持冷靜繼續前進嗎？（Keep Calm and Carry On...？）
守衛在約翰遜首相所住的聖托馬斯醫院門外的英國警察
英國自疫情爆發以來，約翰遜政府的防疫政策飽受各界質疑。無論是“群體免疫”的說法、還是隻針對重症患者進行檢測治療，都讓輿論對於英國防疫的部署感到困惑。甚至從3月至今，當局為應對檢測試劑、呼吸器等醫療物資缺乏，大力集結軍工廠、車廠組成“國家隊”，但仍未達到原先承諾的產能，因此被輿論批評是“佛系防疫”。不過，英國現今的混亂局勢，更與長期搖搖欲墜的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有關。
自2010年保守黨執政後，為改善健保體系連年虧損、提高效率，政府對NHS展開了預算刪減和一系列的政策改革。但是在看似提升效率背後，不僅醫院病床數減少、醫療品質亦因工時調整及業績壓力而下降。原先由於高齡化而仰賴外來移民人口填補人力空缺的NHS，在脫歐前後的排外、民族主義興起下，許多外籍醫護離開英國後，面臨更大的人力、醫療資源缺口。這也是英國在疫情爆發後，難以有足夠的能量迎擊病毒快速蔓延的一大原因。
當英國進入“全境封鎖狀態”後，連日死亡人數持續創下新高，面對難以防堵的疫情危機，英國人民心理承受了巨大沖擊。於是在異常艱難的時刻，英國女王在4月5日向全國進行罕見的“特別演說”。此前三次分別為：1991年，英國加入第一次海灣戰爭。女王呼籲國人為戰事“迅速”結束祈禱；1997年，戴安娜王妃葬禮前夜，女王在白金漢宮發表講話；2002年，母親葬禮前夜，女王發表特別演講；2012年，女王為慶祝她即位60週年的“鑽禧”慶典，發表的喜慶主題演講。
女王在4月5日的這次演說中特別藉由自身在1940年的戰時經驗，希望鼓勵英國人民度過眼前難關，女王演說仔細斟酌使用的字句，雖然沒有直接明說，卻能讓英國人馬上聯想起歷史上曾經歷過的戰爭生死存亡之秋，以及所謂的“大轟炸精神”。
“大轟炸精神”一詞起源自英國在二戰早期面臨德軍鋪天蓋地的長時間空襲，人民在國難當頭的壓力下，依然能夠泰然自若地照常生活、堅忍不拔地克服時艱。近年由於英國接連遇到全球經濟危機、脫歐和極其特殊的疫情時期，“大轟炸精神”又成為被政治家和主流媒體反覆提起的字眼，以“歷史為鏡”作為眼前難關的心理支持、或將變成政治與媒體凝聚國族意識的關鍵詞。
德國轟炸機空襲倫敦
1939年德軍入侵波蘭後，不斷藉由閃電戰向西快速推進，並在攻陷歐陸後，朝向英國發動攻勢。1940年德軍在西線擊潰英法聯軍，引發了史稱“敦克爾克大撤退”的英國遠征軍大規模撤離行動。但即便成功完成撤退行動，英軍在敦刻爾克海灘不但喪失了大量重型武器裝備，更有很多軍人因創傷症候群暫時無法重回戰場。
而納粹德國緊接著於1940年-1941年間，集結空軍主力3個航空隊及2,669架飛機，其中轟炸機與戰鬥機各佔一半，對英國本土發起大轟炸行動；皇家空軍只擁有700架戰鬥機和500架轟炸機，相比之下，德軍佔有2:1的優勢。德國的空襲除了重創英國的軍工業生產，也讓民心受到震撼性衝擊。
在遭受長期空襲且四方無援的無助氛圍下，英國戰時新聞部設計了一系列標語，裡面有一條“保持冷靜，繼續前進”（Keep Calm and Carry On），代表著大英帝國在德國的無差別轟炸下，堅持不投降、人民繼續原先的生活方式，一起闖過戰爭考驗的堅定意志。這條口號既用來安撫戰時的恐慌心靈，更成為英國人民絕不屈服於納粹德國戰爭機器的重要象徵。而在德國空軍的猛烈空襲下，倫敦市民也確實做到了照常工作、生活和娛樂，並非常難得保持著英國人所特有的樂觀和幽默態度。例如有位裁縫於大轟炸期間在店門上貼著“營業照常”的紙條，當他的小店被炸燬後，他在廢墟上立即又掛出了“營業更加照常”的紙條。
而且，英國戰時政府所設計的動員內容，不僅僅是為安撫國內民心，同時也是試圖向世界，特別是美國宣傳英國在戰爭時期的堅毅精神。藉由戰地紀實影像、美國駐英記者的一手報道，向美國輸出英國人民艱辛維持日常生活運行、勇敢不畏戰爭的“大轟炸精神”，讓美國社會了解、同情英國的境遇，進而影響到美國的參戰決定。
伊麗莎白女王在1940年時以公主身份和妹妹對英國人發表廣播講話
也正是英國全體軍民在不列顛戰役中表現出的絕不屈服，使得大英帝國得以倖存下來，併為接下來的北非戰役保存了精銳軍力，更為日後盟軍主力反攻歐洲大陸和轟炸德國保存了戰略基地。
在不列顛戰役之後，英國終於建立了其奮勇抗戰的形象，英國還將每年9月15日定為“不列顛空戰日”，以紀念這個光榮勝利。1940年9月20日，戰時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下議院的演講中用這樣一句不朽名句來讚揚皇家空軍的英勇作戰：“在人類戰爭歷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多人從這麼少的人那裡得到這麼多！”當然，無數的英國普通民眾也當之無愧的屬於被讚譽之列。並且，在二戰結束後不久，因為國力遭到戰爭大幅削弱，於是大轟炸時期自然成了丘吉爾口中念茲在茲的“英國最後、最好、最輝煌的時刻”，並進一步形塑出近代英國不朽的民族精神典範。
“大轟炸精神”從二戰終戰迄今，一再在政治場合中出現，尤其是近年在脫歐議題上，英國人孤軍奮戰、抵抗強敵等象徵，再度受到脫歐派政治人物和媒體使用。
近期新冠疫情在英國爆發後，面臨病毒侵襲，這個意味著不列顛民族堅毅抗戰的精神又重新被提起。從《每日郵報》、《太陽報》等媒體的疫情報導中時常使用的戰時詞彙，或是英國女王“特別演說”分享二戰經驗的巧妙暗示，都力圖將民眾帶回二戰時艱困卻勇敢的戰時記憶。
但也有英國曆史學者發出質疑—將大轟炸精神與疫情做類比真的妥當嗎？事實上，兩者在邏輯與脈絡有著不同之處。
一位英國少年在空襲間隙讀書
“大轟炸精神”強調“全力維持正常生活”，不強制避難、沒有停課停班，人民照常出門的政策，與英國現實需要居家隔離、遵守限制守則的“全境封鎖狀態”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英國伯明罕大學歷史學者喬納森·博夫稱，大轟炸事實上是經過官方的刻意創造和美化的集體概念，在堅毅與團結的表現背後，卻是由社會的不同階層差異及政府避難政策漏洞所造成的“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這也正是丘吉爾所言。
在大轟炸期間，倫敦等許多地區雖都有遭受空襲，但德軍為快速破壞英國軍工、製造業發展，主要集中火力在東倫敦的碼頭工業區，而這些地區多是貧民區或是中下階層家庭的居住地。他們在遭轟炸前，早已因相較落後的發展和高失業率，成為被政府忽視的一群人。因而當地人民，在面對空襲展現出的“團結精神”，其實是放棄等待政府救援、無可奈何之下的社區凝聚意識。
此外，戰前的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即便在德軍大舉進攻前就已注意到籠罩歐陸的緊張戰爭氣氛，但英國政府的國防政策仍有不夠完善之處。
在防空洞中躲避空襲的英國人
像是避難規劃不完全，造成避難場所數量不足、民眾在躲避空襲時，因防空洞建設瑕疵，在密閉空間中窒息或遭湧入的水流淹沒而死；且在疏散法令的規定下，讓孩童和學校從城鎮撤離至鄉村地區，但父母卻留在城市中堅守工作崗位，不少孩童在與父母分離以及城鄉文化衝突中，產生了霸凌與心理問題，從而在撤退不久便不得不重回家中，也因之導致戰後學童教育程度不一、失學比例高的窘境。
儘管為了因應戰爭時期發生的教育問題，英國政府在1944年制定了教育法案，解除當時的教育限制，延長國民義務教育，並讓女性、弱勢族群都有了公平接受教育的基礎，但英國在二戰時期的政策漏洞，仍然造成了諸多不必要的人員傷亡，也隨之衍伸出成堆的社會問題。然而種種這些，卻都在政府包裝與大眾文化的推動下，成為後來展現英國民族典範的“大轟炸精神”的苦難背景。
必須承認的是，令英國人世代難以忘懷的“大轟炸精神”當中，普通人展現的那種堅毅勇敢的團結精神在炮火紛飛的戰爭歲月，的確是廣泛存在的。但因戰爭的艱苦危險所掩蓋的一些問題，卻也被有意美化，並迷失在時代的記憶之外，這將讓人們無法看清隱藏在問題背後的癥結所在。正如同歷史學者博夫所說，此刻對英國最重要的，是如何讓歷史錯誤不再重演，避免將二戰時的悲劇複製到英國現在的疫情發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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