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煙過後,那個被遺忘的老紅軍——杜明

福建泰寧是一個紅色革命老區,此地誕生了2800名紅軍戰士,他們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挺身而出,踏上萬里長徵路,又各自奔赴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戰場,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解放戰爭結束,當初意氣風發的千餘名戰士,倖存下來的只有三個,其中一位很少出現在媒體的視野中,他的名字叫杜明。




出身窮苦家庭的杜明,只讀過三四年的私塾,為了分擔家庭的壓力,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幫家裡幹活,靠著打短工、攪零活,換一些口糧補助家裡,有時也替有錢人家挑擔子,跑運輸掙幾個腳錢。


硝煙過後,那個被遺忘的老紅軍——杜明

參加工農紅軍時,杜明正好20歲,隨部隊長征時,也就23歲,在隊裡算是個大哥哥。

他的性子沉穩樂觀,做人踏實,和軍隊裡的領導幹部相處得很好。

長征還未拉開帷幕時,他在中央蘇區一直充當“聯絡員”,為毛澤東同志、徐特立和項英等人送消息,迎接貴賓到來,林伯渠就是他冒雨步行了30餘里從瑞金接過來的;

長征進行中,杜明擔任國家政治保衛局特派員,主要負責保護黨中央與毛澤東同志的生命安全,他的工作表現突出,幾次受到了軍委的誇讚;

到達陝北後,他又扛起了營救陝北紅軍創始人劉志丹的任務,將有重要貢獻的將領毫髮無損的帶回了。

張國燾叛逃,他與林伯渠第一時間趕去勸阻……

諸多功績,都印證了他的赤膽忠心,可是新中國成立後,他的官職卻只降不升。

從山東省公安總局局長到第三野戰軍保衛部部長再到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貴州省機械廳副廳長,他因為被黨內誤解受到降職處分,含冤40年,一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一切才有了公正的答案,他身上的冤屈才得以洗刷。

硝煙過後,那個被遺忘的老紅軍——杜明

那麼,被誤會的那些年裡,杜明的心態是如何的?他過著怎樣的生活?

其實也不算太糟糕。杜明一直都不是很在乎官職的大小,降級之後,他在貴州基層身體力行,工作地很賣力,且一直秉公守法、清正廉明,一心為老百姓們辦實事。

他的住所不像其他有功之臣一樣華貴,破舊的老房子,有點黑有點潮溼,但是他和妻女已經很滿意了。

冤案重新審理是在1993年,他被應邀前去北京,得到這一消息的杜明帶上妻子和女兒,前往當時正在飛速發展的首都。

來到北京,杜明還是本著樸素節省的初心,與家人擠進了兩間小平房裡,隨行的貴州官員多次上門拜訪,透露出為杜明在北京買房的訊息。

起初,官員們表示要為杜明在北京買一個四居室,杜明知道後嚴詞拒絕了。

為了妥善安頓好杜明,官員們絞盡了腦汁,花了很多功夫勸說杜明,但是杜明認為,絕對不能用官家的錢給自己買房子,他住的也不會安心。

可是,組織上對於關懷老同志,洗刷冤案很上心,黨內人員經商討後決定,還是要落實好房子的購買,彌補革命有功之人的這些年來辱沒的名聲。

硝煙過後,那個被遺忘的老紅軍——杜明

畢竟,杜明在“黑鍋”下生存了40年,不是一句對不起就能夠輕易圓回來的。

組織為杜明買了一套三居室,誠邀杜明入住,杜明這才沒有拒絕,搬離了擁擠的兩間平房,住進了新房子。

新房子很亮堂,杜明擇了一間做自己的臥室,臥室對面的那一間住著他癱瘓的妻子,另一間房留給了女兒和女婿一家。

一位與杜明關係很好的媒體人在杜明恢復聲譽後,多次拜訪他。

根據那位記者發表過的新聞報道,可以瞭解到的是,杜明的臥室不寬,總共12平米的地方,放了一張床、一張辦公桌、三張椅子和一個櫃子。

他們家的陳設簡單,房子整體是舊式的紅磚鋪成的,還沒有大多數媒體行業從業者住的房子來的精美。

正因為房子簡陋,所以杜明才願意收下,太富麗堂皇,也許杜明反而不會收。

杜明在生命快要走到盡頭的那一年,才開始接受記者的訪問。

硝煙過後,那個被遺忘的老紅軍——杜明

訪問沒有很正式,就在臥室裡進行,一方小小的天地成了採寫的固定場所,杜明也罕見地提起了自己以前的一些經歷。

他說,還沒有長征的時候,他在中央乾的活都很雜,總供給部需要向前方提供物資,所以被子、衣服都要經過他的手,再送出去。

當時的杜明,和毛澤民共事。

此外,他還在蘇維埃的電話總隊當過中隊長,為中央政府架設了從瑞金到長汀的第一條電話線路;

在印刷廠工作過,為中央印刷早期要用到的貨幣。

這麼看來,他確實是一個有勇有謀的人才。

黨對於杜明這些事蹟,自然瞭然於胸,平反冤案後,中央組織部批准他享受副部級的待遇,但是杜明還沒有等到貫徹實施的那一天,就先一步離開了這個世界。

他的遺物沒什麼值錢的東西,有的就是以前在總供給部時他自己給自己縫的一件破舊的衣褲,還有一個背了20幾年的包。

硝煙過後,那個被遺忘的老紅軍——杜明

開國大典時黨組織給參加觀禮的革命老同志都發了一件呢子大衣,他也掛在牆頭,不捨得穿,成了一件有特殊意義的紀念品。

以前當中隊長的時候,他就知道電話的好,一根電線連接天南海北,還能聽到自己想念的人的聲音,可是等到裝得起電話的時候,他卻捨不得去用這個高科技產品。

因為,他不想花公家的錢。

黨組織給他配車,他不要,執意要自己走路或是坐公共汽車。

到了北京,曾經的戰友都在那,業餘的活動多了起來,他也就多了出門的機會。

可是,他從來都不讓機關單位派來的司機多累一下,寧願自己多走一些路,也不讓司機彎到衚衕裡去接他。

他當時身體已經很糟糕了,去醫院的次數也日漸增多,依據病情,醫生給杜明開了對應的藥,可是杜明也捨不得吃,總想著省一點。

他的腦子裡到底在想什麼呢?他是覺得自己老了,沒辦法為黨做貢獻了,從這裡省一點,另一個地方就能多付出一點。

硝煙過後,那個被遺忘的老紅軍——杜明

比如,七拼八湊省下來的錢,自己可以自費買報紙,也可以存下來,買國家發行的國庫券。

杜明的工資是一個月200元,要養活10幾口人,凡事都靠自己,沒有求過一次組織,這是難能可貴的。

正是這一點一滴的小事,成就了杜明無私奉獻的一生。

1994年2月14日,杜明因久治不見好轉的肺心病離世,享年83歲。

關於他,關於他的故事,知道的人很少,但已經知道的人,都對他抱以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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