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詩歌報》主編喬延鳳，堅持抵制不發非詩文化頭條網

小編按：受《詩刊》原編輯、著名詩人孫文濤老師授權委託，本號將獨家陸續推出孫文濤先生的訪談錄和隨筆錄。敬請詩友們關注！

孫文濤（1952——），吉林長春人，著有詩集《野薔薇》《風雪黃昏》，文學訪談錄《大地訪詩人》《大地訪詩人續集》，散文隨筆集《京華遇詩人》《大地談詩》《北部邊疆漫遊散記》，散文詩集《摘自筆記原想扔掉的片斷》等。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聘任作家、《詩刊》編輯。

訪原安徽《詩歌報》執行主編喬延鳳

孫文濤

“但《詩歌報》已遺留給社會、青年一筆精神財富。已深深根植於讀者、青年心靈，一想到它，就象一塊金子在閃光。”（喬延鳳）

採訪時間： 2001年3月10日、11日。

地點：南京頤和路二號（揚子江）詩刊社、南京第一中學教員獨身

公寓。

被訪人物：原《詩歌報》執行主編喬延鳳

年齡： 1946年出生

命途多舛。大概真詩刊與真詩人的命運一致。1985年創刊，1999年終刊的《詩歌報》——歷15年風雨兼程數番起落——為90年代做又一鮮明詮譯。

國內關注詩界的人都記得，1999年剛開門，安徽忽有一陣風潮，波及影響全國的詩壇，那就是著名的《詩歌報》被迫停刊事件。原本是省內文壇的一些人事、體制糾葛，竟發生到激化，自毀牆碟強令停刊。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詩歌報》起而抗之，在最末一期休刊號（1999年第1期）上發表嚴正聲明，隨繼引起國內詩界輿論大譁聯名簽名事件。屆時，我在《北京工人報》當編輯，曾與當時主編喬延鳳就此事件通過採訪電話、傳真，並撰寫了一篇呼籲刊發本報。

兩年下來，人是物非，《詩歌報》已幾經折騰“復刊”並已更名為《詩歌月刊》。《詩歌報》辦刊宗旨、方向不復存痕矣。兩年來喬延鳳不停地夢想起死回生四方呼籲，訖今未止。

刊物易主，他的現狀是種半“文化打工”式的（因他編制在皖）現借調在老朋友處江蘇《揚子江》詩刊為“幫忙”編輯，56歲了，又離家數百公里，到跨省的南京來獨身一人（但他說他在喜歡南京，這裡有第一故鄉感）。

喬延鳳是我久已想採訪的國內詩刊主編。當年《詩歌報》的“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信息性”如一枚燈塔吸引了千萬個未名的詩愛者青年，我親見她在十幾年中培養一批又一批詩歌新人；《詩歌報》以其接近青年、接近民間性，為公認的中國當代詩刊“名牌”。無論孰是孰非，《詩歌報》大旗的翻倒，是安徽也是中國當代文壇的遺憾和丟臉，是世紀末新詩發展里程不可挽回的巨大損失。

喬延鳳

採訪當日，我宿於喬延鳳現寓居的南京一中獨身教員宿舍三層，有點冷。早餐他煮了點面，只有鹽（他平時吃食堂，今天週六食堂休息）。他每天擠公共車上下班。正籌措想調到《揚子江》，可是又跨省難辦。我建議他考慮去北京從事詩歌活動，可是編制怎麼辦（又是編制！）。現實的事情是要開支、養家餬口又要弄詩歌事業。年歲也不饒人。

他贈我他的隨筆集《西山飛黃葉》，說這本能增進了解，還有一本詩集就不送了。他出生於江蘇，句容人，在南京讀完中學、師院中文系，後分配到安徽，在蚌埠文聯多年，於1987年調到《詩歌報》，一共在《詩歌報》工作了十三年，自1995年後任執行總編。依我看，《詩歌報》後期愈辦愈好，他對《詩歌報》發展起了重大作用，是關鍵。

喬延鳳個子高大，我和他在街上走，覺得他步快身輕，給我印象生活簡單、淡泊，所以精力充沛，骨子裡有點古文人的“飄逸”（不知怎麼，嗅去似還有點風之塵味），我欣賞他的名字，喬，高木也，鳳之巢。（可惜鳳在當代常“眾鳥高飛去”，挺拔傲岸的喬木易稀罕孤獨。）

和他談話，我觀察他身上有種“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和諧，文史知識豐富，有禮謙恭，甚爾還有點不合時尚的“拘泥”或認真——我欣賞（不，應該珍視）這種我曾數次在30代出生的知識分子先輩身上曾看到的文人風範（他生於1944年，但在40年代出生人身上就少了一些。以後更少）。可他並不老，他的思想活躍人有活力而且康健。

刊物，現時大多是一個社長，一個主編，社長搞錢搞關係，主編才能專心其事。《詩歌報》編制少（僅有3人），社長主編一身挑，要辦好刊再兼顧其它大約很“兩難全”。喬穿著樸素，一件灰夾克衫，拎個特製白帆布兜（內分數夾層，可便於裝稿件、信函）。他的觀念認為要辦好詩刊，在當代辦刊人就首先要甘得清貧。

我們在秦淮河畔的夫子廟街一帶散步（正是週日人頭湧動，處處彩色浮動著商業繁華與粗俗粗糙）他感嘆世俗歲月來了，人們不大需要純文化東西，生活安穩，經濟上升，滿足了，這也很好。他正在看開。

晚上，我們走累了，途經一家教堂正在做禮拜，我提議進去坐坐。在那的一小時感受使我想起於純順風雨八年走中國日記中記敘他經過西藏阿里，看見信徒們不辭千山萬嶺，一步一叩頭去“聖湖”朝聖，不禁深深為人類心靈的苦難而震驚。教堂眾人在唱“我為你離天庭/尊貴榮耀光明/放下豐富權柄/降臨塵世卑貧”似訴似泣。我內心暗再次確信人類離不開其信仰與精神，而精神離不開它的養料——詩。（詩是種古老的“精神手藝”）什麼物質都難替代。

他給我看一摞讀者新近來信，我翻看一下，都是對《詩歌報》停刊痛心疾首：有的說合肥宿州路15號（編輯部地址）的燈光永遠亮著，還有一位農村青年信中說得知消息他流下難過的淚……

（此圖選自孔夫子舊書網）

中國有些事是要頂一頂抗一抗的。喬延鳳是《詩歌報》無辜事件中最力主抵抗的一個，他身上潛在一種溫和的知識分子骨子中的剛正與不阿，不隨俗流。我想這正是《詩歌報》的特點，也鑄成她的命運。全國的詩愛者都瞭解《詩歌報》，但很少有人確切瞭解這份刊物的靈魂人物。

喬的抽匣裡細心地保留著每份信件、來稿，他有種好編輯的遺風。他以前在我當陌生作者歲月，偶爾與我有“編讀來往”二三短箋（大概這種便箋他數十年下來寫有數十、二十萬吧），印象裡他是位熱誠、嚴肅、認真不苟對待稿件的編輯，而且特別重視質量，又一視同仁。我原臆度他才40出頭，原來已年過五旬，（詩確能使人長期葆有一份難得的巨大熱忱與赤心）。詩編輯不同於詩人（詩人光寫出好詩來就行），詩編輯在有“詩人化”傾向同時，得務實、耐久，認真，要兼寬容，甚至平凡，這些喬延鳳先生身上都無形統一著。他有一張初看象農民似的誠樸結實——而且正派臉盤。

當代變遷中誰都可能離開工作崗位，主編也不例外。只是我看到他這個年齡了，正是再奮鬥幾年的好時光，而且有自己貫注了多年心血澆灌、又多年追求喜愛的事業，一旦淪為背井離鄉，象“打工者”我這一族般飄萍，心裡多少有點不是滋味。想起古人“詩劍飄萍”，“詩酒飄零”（可是他不嗜菸酒，大概多年養成唯一的嗜好就是伏案選詩。）（他說茶吃普通的，喝淡茶，也沒有牌子）

他給我看了《詩歌報》向省裡、北京要求“行政複議”的文件：“本刊創辦15年來，不要國家撥款，辦刊方向正確，辦得品高質優，為公認名刊。未犯任何錯誤，不明不白就此消失

”，後邊是《詩歌報》公章及落款時間2000年11月1日。嗚呼！

（但我想他及同事們還有《詩歌報》的“烽煙悽楚，畢路藍縷”——謝冕為86年第一次復刊語——15年難忘歲月已構建入歷史，怕難以回頭。）

以下談話梗概：

我接手主編是1995年8月，那時《詩歌報》前後停刊快一年（1995年3月停刊至年底）訂數少是主要原因，只有800份，蔣維揚（原《詩歌報》主編）沒辦法辦下去了。當時復刊要冒很大風險，省文聯一分錢不給，訂戶一年中全都失去、又缺人手，編輯部正式編制只有3人，一個會計，一個美編，一個我，帳號上，只有約2000多元。《詩歌報》是在這個背景下第二次艱難起步的。

我是1987年由蚌埠文聯調到《詩歌報》工作的，那時由於內部矛盾，不上班，所以編輯部大部份編務，都落到我一個人頭上，從看稿子，到報紙出來，籤付印跑印廠都是我一個人去，有時搞到凌晨兩點。個人生活也非常艱苦，家沒調過來，住在辦公室，每天得等所有人都走了，才能休息。創業多年，我對《詩歌報》很有感情。1990年，《詩歌報》由報紙改為刊物，因全國刊物整頓，《詩歌報》列為整頓對象，報改刊是沒法子的事。（報紙有它的長處，半月報，影響面大週轉快，最輝煌的時期報紙訂數10萬，到1990年還有4萬）。

初調《詩歌報》後，我幹了一件有影響的事，辦函授，學員達3000多人。我從1981年在蚌埠文聯（《淮河》雜誌工作算起來做編輯前後有20年了。1991年我的工作關係才調入合肥。

1995《詩歌報》在休刊9個月、一無經費、二無訂數情況下復刊，我確實承擔了很大風險。先用2個多月全力以赴，作復刊工作，發了4千多封信，把所有能找到的文壇上的詩人、作者、報刊編輯同仁都聯繫上了，40多家報刊一起為我們發佈了“復刊消息”，起了很大作用。一下子訂戶上來8000，復刊成功了！（刊物當時要5000份就能運轉）。

復刊後，分析下一步：我認為辦刊思路要調整。表面上很新潮、而實際不符合藝術規律的，算不上現代詩，要跟真正嚴肅探索，寫得好的區分開來；另外，詩要與社會生活、環境時代相貼近，不能離開讀者、群眾。這是我特別關注的。

這段時間，《詩歌報》推出大批有影響的詩人，有椰輝、餘強、森子、李青松、巴音博羅、小海、龐餘亮、啞石、杜涯、於怒、巖鷹、馬永波、雪松……時間證明後來對90年代都有影響，有潛力。

從1987年到1990年這3年，《詩歌報》影響越來越大，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我們不搞非詩，既表面上先鋒，其實不是詩的東西；不僅形式上而且內容上把西方所謂“現代派”的糟粕、髒話、不堪入目的摒棄。詩是一個精神家園，不應引向宗教，引向虛無，人活世上苦難本很深重，應該給詩愛者提供一片精神淨土，在商潮、汙濁中堅持美好。

經濟上，《詩歌報》始終清貧，不賺讀者一分錢。我們得人心處，是不發關係稿（現社會上有很多關係稿，有了錢就行），特別重視給予無名、底層作者以扶持。《詩歌報》強調民間性，有人認為，是不是支持民間社團地下刊物哇。有人（作品）沒地方發，所以搞了刊，都是小青年。

我接觸的大量民間刊物，也良莠不齊，有些是脊樑，嚴肅探索；有些是同人，偶有好作品；甚爾還有些是利用陣地搞錢為目的。對這些要有分析、有準確瞭解把握。我刊有“青年性”性質，對確實清貧、為詩歌獻身的給予大力扶助。

我接手主編後，除了正式編制3個人，編輯部另聘6位兼職看稿編輯，每週來取稿件，不坐班，祝鳳鳴、魏克、葉匡政等都是。

“青年性、探索性、公正性、信息性”很得人心，特別是不少民間詩報刊，把我們當成最大支持者。《詩歌報》每年10月編一期當年的“民間詩專號”，全國各地紛紛在10月前，基本寄過來，有四五百份，加上平常收到的，放在一個專門櫃子裡，出刊前一齊拿出來篩選。

每期未名、陌生作者佔到60%多吧（另40%其中有《詩歌報》自己培養的作者），每年我們推出一期“新人新作”專號，都是陌生的。“繆斯信箱”每期收入50多人（詩不夠水準，但有個別美句子，選發後無名作者很看重，不收費，每條後郵編、名址，是聯繫無名作者的紐帶。）無名作者比較難，也希望與《詩歌報》情感接近。通過“繆斯信箱”他們有的互建了友情，甚至愛情。“月桂樹下”則是基層無名作者與編輯部的“對話”講壇，也有通訊名址，為他們與詩友的建立聯繫，提供了便利。這二條都大受歡迎。

日常時稿件每天收100多封，隨時分揀到各個編輯的架子上（分地區）。郵資上漲後，不可能都回信，凡要求回信的，刊物上預先說明信中要附回寄郵票。

比較忙。我個人處理稿件，一般到編輯部（上午）就開始看，天天帶回去，有時晚上吃過飯看到11時左右休息，星期天沒事我也願意到編輯部去看看稿。

對編輯送審的稿子，也要有鮮明態度，不妥協，有分寸，堅持原則，還得說服他。有時送審的稿子，不是詩，但作者是有影響的人，我堅持抵制——不發非詩，以免誤導詩壇

。

有相當詩人是有缺陷的，但不可一概而論。

新人不因循，有銳氣，能出新，都是老作者不行——《詩歌報》的銳氣來源於此。

對青年的支持，不僅是發作品，而且在創作上，要肯定正確的，不誤導歧路。有些新潮作者聽不進意見。對有明顯缺點、錯誤的作品我們堅決不刊發，有些人寫信、打電話來找，但不能牽就。《詩歌報》辦刊中不支持詩壇不良風習，小圈子、結派。在刊物上公開表示明確態度。

訂數。很多雜誌有虛誇。但《詩歌報》從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敬業精神，有獻身中國詩歌事業的準備。編輯部每個人都沒有想到過應該在物質上得到什麼，是奉獻型的。我們聘用的編輯看稿的勞務費也很少，因為雜誌社沒有什麼經濟來源。也曾有人建議我們搞創收，沒幹。

刊物也搞過一段董事會，效果一般。要求每個掛名董事單位每年贊助6千元，有不少掛了名也沒給。我這人不好意思。

編輯部跟業餘作者關係，不分新老，完全是以質量取捨稿件。開哪一次改稿會，也沒收過一分會費。如函授改稿會，我們先找社會支持，參會的學員只要自負車費，吃住免費，臨走時還得發點紀念品。這裡的費用全由雜誌社出。

《詩歌報》連續組織三屆“金秋詩會”（1996、1997、1998），在國內影響很大。函授改稿會開了兩次（1988、1996）。1997年在杭州舉辦“愛情詩大獎賽頒獎”也是由雜誌支出費用。1997年還在廈門舉辦詩會，全為免費。

我認為，詩刊雜誌舉辦這種交流，能使全國作者會面，對促創作、瞭解動態非常重要。特別是會上常探討、辯論當前詩歌潮流走向。

民間形式的詩會我曾參加過幾屆。如濟南“1996全國詩歌研討會”（我還講了話，那次去100人左右。）1998年福建樟州的“仲夏南方討會”，還有1998年的廬山詩會，還有1997或1998的開封“全國校園詩會”，以及1998年大連的“蓓蕾杯大賽”。（我認為樟州開的“仲夏南方詩會”最好，不收費。）

民間搞現代詩的人，也有吃“狼奶”長大的，有汙點，很不完備。提民間不能一概而論。有些民間把西方頹廢的拿來。詩歌是引領人向上的境界，不是某些詩人寫的讓人無希望的生活。

北京有個民間詩刊物寄來，裡邊亂講髒話，不對詩負責。

民間的無秩、複雜狀態。各式人物均有，要更加細細鑑明。有的一本民刊僅有幾首詩好，其餘全不好。要沙裡淘金。也有整本都齊整的，極少。“沙裡淘金”是我們每年搞一次“民間專號”的初衷。

我在《詩歌報》時，每週都有作者走訪編輯部（或是讀者），他們從國內很遠的地方來。刊物很重要一點，讀者要擁戴她。《詩歌報》有精神，有號召力、感召力。有的刊物有的人作品發親近的人，這不符合藝術規律。我們的《詩歌報》得人心，青年把她當成真正朋友。

展示詩人不同側面。除詩外，發詩人隨筆、詩人理論，是《詩歌報》一大“發明”，後來連《人民文學》也借鑑了。

《詩歌報》開了不少風氣之先。

國內現不少刊，都學過《詩歌報》，如《詩潮》、《詩選刊》（原《詩神》），他們的“選稿人語”類是最先從《詩歌報》模仿或受過啟發。

《詩歌報》注意把一些有苗頭、有藝術傾向的最先提出來。

刊物增加容量，不光從詩歌角度，而且可以從其它“邊緣”性文章角度做。

我還有一些構想（未及實現的）：選更精、質量更高的詩，連同詩人隨筆、文學筆記、談論之類同發。因為詩人從不同的方向都能表達其思想，如日常生活、寫作背景，詩寫出來別人怎麼看等——全與詩有關。有的詩人短小說寫得也不錯，南野、韓東等的精短小說，都可與詩“聯發”。

我頭腦中，對《詩歌報》在整個文壇上位置很清楚。第十一屆報刊會議，1997年吧，在葫蘆島開，張新泉、葉延濱都去了，“三足鼎立”各有特色——誰也不能取代誰——三個人的共識。《詩歌報》探索性、民間性，《星星》居中，《詩刊》因其特殊處於自己位置上。

我有個重要論點，《詩歌報》在推進中國新詩進程中，我覺得不是要搞外國的現代派，而是建立自己的新詩體系；不拋棄傳統，又吸納外國現代詩中優秀的，同時五四以來、臺灣詩、民間詩都是參照系——我認為以上的認識是符合新詩發展方向的。

評論界與詩脫節。不寫詩、圈子小、學院式，與詩歌事件有距離。憑主觀臆，先往框裡套。

90年代詩有點象一群野馬，怎樣沿著一個好軌道，盡力發揮群集力量，《詩歌報》十幾年實踐（而非理論上）起了這個作用。

我不贊成把海子抬得過高。從歷史角度看，比不了李白、杜甫、辛棄疾，還不是大師級。北島也不夠。還不夠具備大的內涵。

我選發過的我記得較好的詩歌理論家（有的暫不提），伊魯（60多歲，揚州師院）、呂靜（不偏頗，學問嚴謹），楊敏江（青年中有點影響）、沈天鴻（不張狂，不過激）……

《詩歌報》理論上是個強項，有導向性、號召力。

好的隨筆詩人太少了。相當一部分詩人就那麼幾篇好，然後就湮滅了！《詩歌報》曾注意選發好的詩歌隨筆。讀者非常歡迎……

關於每年出版的國內詩歌選本。選名家是個大毛病，找賣點。有的無名作者偶爾寫一首非常的好。每年編選時都常漏掉了未名作者的好稿。

自費詩集，質量有好有濫……

我個人集存有《詩歌報》大量的史料，可編選幾本書了，大量的詩人，作者來信，西川、王家新、于堅……老中青三代都有，在家裡，我想將來有一天整理《詩歌報》的歷史資料出版。

我接觸印象裡的人品、詩品統一的：舒婷、李小雨、張曄、吉狄馬加、于堅、梁如雲、傅天琳、沈天鴻、森子、魏克、俞強、楊遠宏、宋冬遊、叢小樺、唐曉渡、蔡勁松、李琪、孫悅、伊甸、柯平、林珂……想不全，還有一些吧。

關於《詩歌報》事件。

我們沒有向那種勢力屈服，“堅持精神上的東西”。這個社會這種精神也算一種高度吧。迎合它，喪失原則，社會正義法理就得不到伸張。《詩歌報》頂不住被迫停刊，不僅僅是詩的悲哀，也是整個社會的一個悲哀。

我有時也迷茫，為什麼非要搞掉《詩歌報》？！……

現在還有人懷念《詩歌報》，收到很多青年、讀者來信，看了心裡很難受。有的信中說流下了眼淚。

我們民族失去了一次精神。實質上今天社會等於丟失了一個寶貝（指《詩歌報》。）

但《詩歌報》遺留給社會，青年一筆精神財富，已深深根植於讀者、青年心靈，一想到它，就象一塊金子在閃光。

我將從家中保留的資料中（有時間整理一下）給後人留下辦刊中的一些經驗、教訓。……

我從小受葉聖陶、魯迅當編輯的影響很深。本人經歷中又對農民、工人的艱苦業餘創作體會很深。《詩歌報》有諸多基層朋友、詩友，我在這裡看見了真誠，與珍貴的東西。我欣賞魯迅的思想眼光：文學寄希望於青年。魯迅給青年的資助、幫助太多了，所以後邊有人懷念他，他在人最需要的時候，幫助了人。如丁玲、巴金也都受葉聖陶的培養。《詩歌報》有兩個突出主旨，一是刊發優秀作品，二是扶持新作者。

有次山東的黑丫（詩作者）到我家做客，說現在有幾個主編家還像你這麼簡單、清寒的啊。

（完）

小編補記：喬延鳳，江蘇句容人。1967年畢業於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歷任句容郭莊中學高中語文教師，安徽宣城中學高中語文教師、年級主任，蚌埠市三中高中語文教師，蚌埠市文聯《淮河》文藝詩歌編輯、市文協副秘書長，安徽省文聯《詩歌報》編輯、編輯組長、常務副主編，專業作家，文學創作二級。現為安徽大學特聘教師，從事語文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