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們一磚一瓦建設了城市，卻始終被認為是“局外人”。而在病毒面前，他們既無法“社交隔離”，也沒有陽臺為醫護鼓掌。
2020年3月29日，印度新德里的警員正在指揮在車站等待回家的農民工。
3月28日星期六，印度南部阿拉伯海濱的喀拉拉邦坎努爾縣（Kannur），某處採石場安靜得一反常態。這裡已經停工四天了。工人曼朱納斯（Manjunath S Lamani）決定，和一行卡納塔克邦北部的老鄉一起徒步回家。傍晚七點，他們出發了。
四天前的3月24日，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宣佈，為控制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蔓延，印度全境封鎖21天。城市突然停擺，即刻引發了農民工的返鄉潮。公共交通全線停運，印度北部很多離家更近的農民工都選擇了走路回家。起先，曼朱納斯觀望了幾天。他的家在400公里之外的卡納塔克邦哈韋裡縣（Haveri），不眠不休也要走三四天。
這天，他聽到消息，前一天出發的工友在到達卡邦邊境後，當地警察安排了車送他們回家。這給了曼朱納斯一絲希望，他想著，只要走到卡邦地界，就總能找到辦法回去。
曼朱納斯已經斷斷續續在喀拉拉邦打工十五年了。他遇到過罷工，也見到過交通停擺，但像如今這樣的全國封鎖，還是他三十三年人生的頭一遭。他隨便收拾了一套換洗的衣服，還帶了一條被單，就上路了。他還是覺得，回到家會更安全。
但他的遭遇並沒有之前的工友那麼幸運。那天深夜，曼朱納斯一行在喀拉拉邦境內被警察攔下，他就地在附近的印度教寺廟裡歇了一晚。第二天，3月29日，他們重新出發，下午才到了卡納塔克邦的邊境小鎮維拉傑佩特（Virajpet）。
在這裡，曼朱納斯被告知不能再繼續前行。他出發的當天，印度中央政府向各邦指令，嚴格封鎖邊境，對返鄉的移民不再放行，同時建議對他們就地安置，提供住所和食物。
曼朱納斯錯過了回家的末班車。他被安排住在一所寄宿學校的宿舍裡，和他一樣滯留在這裡的農民工有近百人，都來自卡邦北部和中部地區。
2020年3月28日，印度德里的農民工正在巴士總站等待政府安排的巴士回鄉。
外來採石工
曼朱納斯從18歲起，就在喀拉拉邦的採石場打工。通常，他每兩個月回一次家，歇幾天再回去工作。
三月初，他又一次啟程了。那時，疫情的衝擊剛剛波及印度，德里和特倫甘納邦（Telangana）同時報告了第一例輸入病例，泰姬陵所在的北方城市阿格拉（Agra），一個意大利旅遊團也有14名遊客確診。這完全沒有引起曼朱納斯的警覺。當時卡邦還沒有確診病例，喀拉拉邦在一月底確診的三個武漢大學留學生也已治癒。
他和朋友在 WhatsApp 和 Facebook 上看到肺炎的消息，以為它只發生在中國。
背土離鄉也是曼朱納斯養家餬口的最佳選擇。在採石場，他的日薪是750盧比（約合港幣77元），還管早餐和午餐兩頓飯，他能攢下不少錢，足夠老家父親、妻子還有孩子的花銷。
他出生在哈韋裡縣的貝魯爾村（Bellur），這裡氣候乾旱，只有三四個月的季風時節才有雨水光臨，稻米只能種一季，其他的主要作物有石榴、玉米和高粱。
曼朱納斯是拉馬尼人（Lalani），屬於印度憲法中的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政府立法確定的兩大弱勢群體之一，另一個是表列種姓，即通常說的“不可接觸者”），他家裡沒有土地，世代以替人做農活為生，每天的薪水在三四百盧比（約港幣40元）左右。但這份工並不固定，他一週最多兩三天有活兒幹，不幹活就斷了收入。
2001年，讀到七年級之後，曼朱納斯就輟學了，也幹起了和父親一樣的活計，補貼家用。打零工可以餬口，但沒辦法改變世代為農的命運。城市化的大潮，給了曼朱納斯一次機會。
“為了讓我的孩子有更好的未來，我必須要掙錢來供他們讀書。”曼朱納斯對我說，他有三個小孩，最大的7歲，最小的只有3歲。
2005年，18歲的曼朱納斯就經老鄉介紹，到喀拉拉邦尋生計。喀拉拉邦地處印度西南海岸，在熱帶季風的滋養下，這裡草木茂盛，物資豐饒，民眾也相對富裕。城市的擴張和人口的逐漸膨脹，推高了對石材等建築材料的需求，採石場像雨後春筍一樣冒了出來。採石場的工作終日暴露在粉塵之下，當地的呼吸道疾病發病率逐漸上升，採石場還有誘發山體滑坡的危險，本地人漸漸不願再從事這份工作，為更便宜的外來勞工打開了通道。
在採石場，曼朱納斯租住的群租房裡一共住了十個人，四個是卡納塔克邦的老鄉，還有六個人來自東北部的阿薩姆邦。除他們之外，北方的比哈爾邦、北方邦和西孟加拉邦也是採石場外來勞工的主要來源。
群租房每月的房租總共為4000盧比（約港幣409元），加上水電費，每個工人每月花在住宿上的錢大概要500盧比（約港幣51元）。停工之後收入斷了，這筆錢也成了讓他們頭疼的問題。曼朱納斯告訴我，卡邦本地的工人基本都離開了，但阿薩姆和其他北部來的工友們還困在坎努爾，政府給他們提供了食物，但他們還得想辦法付房租。
酒也是問題。採石場的工作是體力活兒，工人們收了工一般習慣喝點酒，本地小商鋪裡自釀的酒很便宜，但封城後就斷了供。
在坎努爾，工人們每天只需要自己做一餐晚飯。採石場的日間飲食是當地人的口味，提供的是喀拉拉邦常見的馬塔紅米飯（Matta rice），曼朱納斯已經習慣了，他只是為了賺錢養家，對飲食並不挑剔。但自己做晚餐時，他還是會悶上家鄉常見的白米飯，一解鄉愁。
2016年8月15日，印度梅加拉亞邦的礦工正在工作。
進退維谷
每次，從家鄉到坎努爾縣，要先坐一夜的大巴到卡納塔克南邊的曼加羅爾市，再轉乘五個多小時的火車。曼朱納斯本該在這裡待到五月，再帶著兩個月的工錢回家。
但曼朱納斯很快發現事情比他想的要嚴重。與境外聯繫緊密的喀拉拉邦很快出現了新增病例，且確診人數位居印度前列，離坎努爾縣不到100公里的卡薩拉戈德（Kasaragod）更是成了“震中”，報告了喀拉拉邦近一半的確診病例，坎努爾縣也出現了病例。
3月22日那天，印度全境在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的命令下實行了較為溫和的“人民宵禁”，他提議公眾不要外出，並在下午五點時站在陽臺上為防疫一線的工作人員鼓掌。
曼朱納斯沒有陽臺，他也沒空鼓掌。當天採石場還沒停工，他一直從早上七點半工作到了下午五點半。
那時，他還以為宵禁只是暫時的，但此後封鎖措施的層層加碼讓他措手不及。3月22日，中央政府要求公共交通在三月底前停運，又過了兩天，莫迪宣佈了全國封鎖21天的消息，採石場也徹底停工了。曼朱納斯獲取消息最主要的渠道是WhatsApp，直到停工，他還以為一到四月就可以回家。
他意識到封鎖的嚴重性時為時已晚。3月28日中央政府的一道指令，把他攔在了歸途中，至少在4月14日之前，他哪也去不了。
曼朱納斯踏上回鄉路的那天，住在班加羅爾東郊 Kariyammana Agrahara 貧民窟的阿卜杜勒（Abdul Kalam Khan）沒吃上早餐。
五年前，阿卜杜勒從德里遠赴班加羅爾謀生，現在和姐姐、姐夫等五個人擠在一間棚子裡。封城之後，物流不便讓蔬菜的價格漲了一倍，阿卜杜勒家捉襟見肘，一日三餐也無法保證，他當天只吃了一頓飯。
阿卜杜勒和上千名住在貧民窟的外來勞工一樣，更關心兩個問題：什麼時候能開工？下一餐飯從哪裡來？籠罩在貧民窟上空的陰雲，並不是蔓延的病毒，而是飢餓和貧窮。
Kariyammana Agrahara 貧民窟緊鄰班加羅爾的 IT 科技園區，這裡見證了班加羅爾作為“外包之都”的昔日榮光，英特爾（Intel）、埃森哲（Accenture）等軟件公司都坐落在此；也滋養了班加羅爾被譽為“印度硅谷”的科技創業潮，印度估值最高的創業公司Flipkart、中國最知名出海品牌之一小米的辦公樓也在附近。
軟件和科技公司的蜂擁，讓班加羅爾老城區向東的老機場路成為了擁堵最嚴重的路段之一。但3月28日這天，這條主幹道上幾乎看不到一輛車。平日裡熙熙攘攘的寫字樓也空無一人，只有門口戴著口罩的保安獨自享受著難得的寧靜。附近的商業住宅樓陽臺上，偶爾看得到居民的身影，他們大多是附近公司的員工，封城期間在家工作。
與這些現代化的住宅樓僅一牆之隔的貧民窟，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這裡完全看不到任何“社交隔離”的蹤影：小商店門口擠滿了購買食材的居民，婦女每人拎著兩三個桶排隊打水，孩童們在垃圾堆旁玩著木製的玩具。一家商店的電視裡播報著冠狀病毒的新聞，六七個居民駐足觀看，也還有人站在商店門口閒聊。看到我拍照，居民們警覺地散開了。他們沒人戴口罩，偶爾有路人蒙著面巾走過。
貧民窟的棚子是用膠合板和鋁合金搭的，裡面不通電，也沒有排水設施，一位居民告訴我，到了季風季節，雨水會一直淹到膝蓋。
班加羅爾的IT科技園區被譽為“印度硅谷”。
脆弱的局外人
Kariyammana Agrahara 貧民窟是繁榮生長的科技園催生的副產品。產業發展帶來住宅擴建，數萬人日常生活的後勤需求，為外來移民提供了生計。移民大多在附近的公司和公寓裡做保潔、安保等工作，阿卜杜勒則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司機。
3月21日起，公司就開始了遠程辦公，他相當於變相休假了。驟然停工帶給他的不是清閒，而是被不確定感籠罩的憂慮。公司只承諾三月份的薪資會正常發放，但封城還要持續到四月，他能不能按時領到薪金、合同還會不會繼續，都還沒有準信。
最大的問題還是房租。這間不到十五平方米的棚子的月租金是3000盧比（約港幣306元），阿卜杜勒告訴我，如果封城持續，十天後他們就沒法按時付房租。貧民窟的棚子多是私人違建的，居民的權利沒有合同擔保，但每月都會有人定時上門收租。
封城和停工讓阿卜杜勒失去了繼續留在班加羅爾的理由。他和家人的口糧配給都登記在德里，回到家就能以幾盧比的價格買到一斤大米，也不用交房租，封城後他第一時間就想回家，“就算是餓肚子，跟家人在一起也總是好的。”阿卜杜勒告訴我，遠在德里的父母非常擔心他，要是他在身邊的話，父母會開心一點。
但當時公共交通早已停擺，他和家人都回不去了。阿卜杜勒五十多歲的叔叔已經決定了，如果封城在4月14日後持續，他也打算步行返鄉，回到2000多公里之外的德里。
這是24歲的阿卜杜勒，在2020年遭受的第三次打擊。
年初，印度議會修訂了《公民身份法》，這部將大量穆斯林排除在外來移民獲取公民身份之外的法案，在印度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持續數月的抗議浪潮，也讓印度國內穆斯林的生存處境更為艱難。雖然公民身份註冊還未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但在是印度人民黨執政的卡納塔克邦，清理外來移民的行動已經率先展開。
去年11月，卡納塔克邦警方將59名孟加拉非法移民遣送出境。此後，阿卜杜勒居住的貧民窟也不斷遭受警察的騷擾。“警察會隨時出現，讓我們出示身份文件，一言不合就隨便抓人。”阿卜杜勒說。這種隨機的恐懼一直籠罩著他。
二月初，這種恐懼變得具體。他和叔叔住的那間棚子被政府拆了，同時被拆的另外三十多間。旁邊商業住宅區的居民向警察舉報，稱貧民窟中住有孟加拉國非法移民，還有人從事非法活動，雖然警察並沒有掌握相關證據，但他們的棚子還是被夷為平地。
事後，主導此事的官員被停職，阿卜杜勒被拆毀的棚子卻沒了下文，他和叔叔只得擠進原先姐姐一家住的棚子裡。
卡納塔克邦的第一例確診案例在3月9日才出現，但政府在3月13日就關閉了學校、商場等公共場所。阿卜杜勒告訴我，警察此後也開始在貧民窟周圍巡邏，要求他們勤洗手、戴口罩。但他一直對疫情沒有感知。公共宵禁那天，阿卜杜勒也和貧民窟的居民一起，站在街道上歡呼鼓掌。“我們不知道這有什麼用，但WhatsApp上的消息說，這能讓冠狀病毒遠離我們。”他說。
我們第一次在貧民窟見面時，阿卜杜勒正和叔叔一起，從廢墟中挑揀出還能用的瓶子等物件。叔叔沉默寡言，他主動攀談，但語氣也很平靜，沒有太多抱怨。
封城後，我再次到訪，打電話聯繫他，他抱怨著停工後的種種不便，不耐煩地打斷了我追問細節的提問，說，“你問這些到底能怎麼幫到我？我現在只想回家。”電話那頭傳來爭吵聲，阿卜杜勒說家裡人在吵架，也沒有再出現。
來班加羅爾五年，阿卜杜勒只回過兩次家。北部廉價勞動力更充裕，他在那裡每個月只能賺到七八千盧比（約港幣七八百元），而班加羅爾的薪水差不多翻了一番。
但他還是隻把千里之外的德里當做“家”。“只要交通解封，我就先回家待幾個月，等疫情完全結束再回來工作。”阿卜杜勒說。
很多外來勞工都拖家帶口，住在貧民窟的棚子裡。
城市化與被忽視的移民
阿卜杜勒所在的貧民窟，主要住的是從比哈爾邦（Bihar）、北方邦（Uttar Pradesh）等北部地區，卡納塔克邦北部，以及阿薩姆等東北地區來的勞工。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北方邦、比哈爾邦也是移民勞工的最大貢獻者，中央邦（Madhya Pradesh）、旁遮普邦（Punjab）、拉賈斯坦（Rajasthan）邦次之。
印度的移民潮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經濟自由化開始， 此後的軟件外包和科技創業熱潮也進一步助推了城市化的進程。班加羅爾、孟買、海得拉巴、德里和清奈（金奈）等一線城市發展迅猛，工作機會充裕，吸引了本邦及全國各地的外來移民。
根據《2017年印度經濟調查》的數據，印度國內的移民勞工數量高達1億，佔了全國勞動人口的近五分之一。在城市地區，大約33％的男性勞動人口、56%的女性勞動人口是外來移民。
印度憲法保障了國民自由遷徙的權利，這些大量湧入城市的勞工，也讓城市開始分層。
正如班加羅爾科技園附近的貧民窟一樣，外來移民往往居住在城市夾縫的棚戶區、貧民窟等非正式住宅區。這裡的人口密度大、衛生條件較差，當城市受到病毒衝擊時，外來勞工無疑是最脆弱的群體——他們無法享受“居家隔離”的特權，又往往為與海外有聯繫的中產階級僱主提供服務，居住條件也讓他們做不到社交隔離。
孟買的貧民窟已經報告了數十起確診案例。其中一例，就是一位68歲的家政工被僱主傳染，而僱主此前從海外返回。
這些外來移民，也往往從事著低薪、危險的臨時工作，如建築、旅館、紡織、製造和家政服務等。很多移民還揹負著沉重的債務，多是收成欠佳的農業債，和嫁女兒的嫁妝債。無力負擔城市高額的房租，他們隨時面臨著失去棲身之所的風險。在班加羅爾，從2013開始，就出現過多次貧民窟被大規模拆除的情況。這些行動往往因周圍富人區住戶的投訴而起，理由有汙染水源、違章建築等，不一而足，每次都讓數以千計的移民無家可歸。
移民們一磚一瓦地建設了城市，卻始終被認為是“局外人”，甚至是“外來威脅”，因為他們“搶走”了本地居民的工作。反移民甚至成為了舉足輕重的政治主張。
在孟買，外來移民佔據了人口的55%。目前執政的溼婆神軍黨（Shiva-Sena），就一直在比哈爾外來勞工、北方邦外來勞工的問題上大做文章，認為“孟買人”應該把這些外來移民趕出孟買。
大城市的外來移民，即使攜家帶口，也大多過著候鳥式的遷徙生活。
阿亞瑪（Ayamma）一家住在班加羅爾老城區的一個小型棚戶區，離國際品牌店鋪林立的百尺路只有幾百米之遙。我路過時，她的三個女兒正在路邊玩耍。
大多數移民工人都生活在狀況不佳的大棚屋裡。
2009年，阿亞瑪和丈夫從卡納塔克邦北部的古爾伯加縣（Gulbarga）來到班加羅爾謀生。十一年間，夫婦倆相繼生了三個女兒，她們目前都在附近的公立學校讀書。但每年的暑假，阿亞瑪還是會把孩子送回老家。
阿亞瑪家旁邊是一大片荒地，院子裡堆放著塑料瓶、紙箱等可回收的垃圾，女兒還在院子裡種了一株番茄。低矮的房屋裡異常昏暗，房間沒有通電。一家人為這間十多平米的小屋，每月支付1000盧比（約港幣100元）的房租。
本來，阿亞瑪和丈夫每月的收入還不錯，兩個人加起來能拿到3.7萬盧比（約港幣3774元）。但做泥瓦匠的丈夫停工之後，她做保潔每月1.2萬盧比（約港幣1224元）的收入不足以負擔日常開支，被迫動用本來就不多的積蓄。阿亞瑪告訴我，之前她每天花50盧比買蔬菜，現在則要花100盧比。她擔心，如果封鎖持續，家裡要迫不得已去找民間放貸人借錢維生。
阿亞瑪的口糧份額也登記在老家。雖然印度政府早就提出要推行口糧全國通領，但她並沒有信心，一家人能在班加羅爾待多久。
受疫情影響，女兒們早早就停課了，又回不了老家，在屋子裡寫作業，還得藉著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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