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論·論文》中有一句流傳至今的話:“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但這一極具普遍性的現象並不適合於魯迅和郁達夫。魯迅一生"罵"過不少人，且以尖刻聞名，但對郁達夫卻從沒有過微詞。他雖反感創造社同仁一副"創造"臉，但覺得郁達夫臉上"看不出那麼一種'創造'氣"。魯迅、郁達夫這一對文壇密友,在現代中國文壇被傳為佳話, 他們之所以會成為至交,因為他們有相似的成長經歷,又都是追慕“真”的人,待人真誠,做人很真實,讓人體會到一層實在,都是追求真摯之人,彼此之間更是真誠以待。兩人也都是頗具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在文學創作的路途上,互相理解,攜手並進,共進退,甚至同時遭難,並盡全力促進中國文學事業的發展,編輯刊物,不遺餘力;發掘新人,給以幫助,為他們的成長提供發展的平臺,較為適合的環境,中國現代文學事業蓬勃發展當中應該說他們的功勞是不可估量的。今後十四天特闢“郁達夫與魯迅”專欄，以饗讀者。
郁達夫憶魯迅之六
魯迅住的景雲裡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盡頭的西面，去虹口花園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內山書店亦只有幾百步路。
書 店主人內山完造，在中國先則賣藥，後則經營販賣書籍，前後總已有了二十幾年的歷史。他生活很簡單，懂得生意經，並且也染上了中國人的習氣，喜歡講交情。因此，我們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總老喜歡到他店裡去坐坐談談；魯迅於在上海住下之後，也就是這內山書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滬戰發生，魯迅住的那一個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戰的第二日，我們就在擔心著魯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並且謠言更多了，說和魯迅同住的他三弟巢峰(周建人)被敵憲兵毆傷了；但就在這一個下午，我卻在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會到了魯迅。
他那時也聽到了這謠傳了，並且還在報上看見了我尋他和其他幾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啟事。他在這兵荒馬亂之間，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種幽默的微笑；講到巢峰被毆傷的那一段謠言的時候，還加上了許多我們所不曾聽見過的新鮮資料，證明一般空閒人的喜歡造謠生事，樂禍幸災。
在這中間，我們就開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籲，出刊物公佈暴敵獰惡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魯迅當然也是簽名者之一；他的實際參加聯合抗敵的行動，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實際上是從這一個時期開始的。
“一二八”戰事過後，他從景雲裡搬了出來，住在內山書店斜對面的一家大廈的三層樓上；租金比較得貴，生活方式也比較得奢侈，因而一般平時要想尋出一點弱點來攻擊他的人，就又像是發掘得了至寶。
但他在那裡住得也並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緝令下來，上海的反動空氣很濃厚的時候，他卻搬上了內山書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陸新村(四達裡對面)的六十幾號房屋去住了。在這裡，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時候為止。
南京的秘密通緝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幾個，多半與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有關的文化人。而這通緝案的呈請者，卻是在杭州的浙江省黨部的諸先生。
附：魯迅與郁達夫在上海的主要革命活動
1928年春，與魯迅一起參加“中國革命互濟會”;
1928年6月，與魯迅編進步文藝月刊《奔流》;
1929年1月，與陶晶孫合編進步刊物《大眾文藝》;
1930年2月，與魯迅等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
1930年3月，與魯迅等一起發起在中華藝術大學正式成立中國左聯作家聯盟;
1931年12月19日，與夏丐尊、胡愈之、周建人、丁玲、傅東華等一起，組織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
1932年1月28日，與魯迅等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
1932年2月5日，發表與魯迅、茅盾、葉聖陶、胡愈之等四十三人簽名的《上海文藝界人士告世界書》；
1932年2月，與戈公振、陳望道等三十五人組織了“中國著作家抗日協會”，並被協會公推為編輯委員和國際宣傳委員；
1932年7月，與魯迅、茅盾、柳亞子等三十二人聯名致電國民黨南京當局提出抗議，要求立即釋放牛蘭夫婦，“以重人道”；
1933年1月，與魯迅等發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1933年5月，與魯迅領銜簽署發表《為橫死的小林遺族募捐啟》;
1933年5月，為營救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的丁玲、潘梓年四處奔波，並與蔡元培、楊杏佛等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致電南京當局，要求釋放丁玲和楊杏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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