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一直被譽為造夢的藝術。它的出現，極大的拓寬了人類的生命體驗，觀眾和熒幕中的人物共同經歷命運的詭譎欺負，藉由電影來排解和舒緩現實生活中所積累起的冗雜情緒。恐怖片、愛情片、警匪片等一系列的類型商業電影由此誕生，講他人事，抒自己情。
誕生於2018年的《我不是藥神》就是這樣一部典型的電影，它的影響早已溢出電影範疇，讓這部電影的上映和討論成為一個文化事件。就票房、影響力、觀眾反饋乃至它對社會事件的正向推動作用而言，它在客觀上獲得了成功，這種客觀的成功（民生訴求的呼籲）為這部電影的成功定調，由中國電影評論學會主辦的 “2018十大國產影片推介發佈會”更是將其列為2018國產影片之首。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電影學界對其的評論也多是讚歌，少數評論文章中即使指出了它的問題，也會在批評之餘指出這些缺點只不過是白璧微瑕，說到底還是瑕不掩瑜，以饒曙光教授的說法就是“《藥神》在商業經驗、藝術創新以及激發觀眾情感痛點之間找到了相對統一的平衡點，實現了生活層情感層面、價值觀層面的’最大公約數’。”
我們當然要承認這部電影對中國商業類型電影帶來的巨大推動作用，以及在客觀上引起的社會問題關注與討論都是無出其右的。但從電影本體來看，《我不是藥神》展現了這一年輕的創作團隊很強的類型創作潛力，評論界的溢美之辭對於這部有可取之處但問題很明顯的電影來說，不可謂不是一種捧殺。尤其是當結合主創團隊的發言，我們可以知道主創對於自己存在的一些問題並沒有正確的認識，從這個層面上來看，對於這部電影的討論還有未竟之處。
故事背景設置：現實與逃避現實
《我不是藥神》改編自真實事件，和社會現實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一個故事的背景嚴格地界定並限定了其可能性”，然而，《我不是藥神》出於戲劇性需要所作的大幅度改編與對真實故事的直接移用相結合，使得一些關鍵節點的邏輯不嚴密，尤其是導演對於涉及法律、制度相關問題的情節處理較為隨意、不嚴謹，使得一些情節點的轉變很難使人信服。
故事原型原型陸勇
首先，故事原型和電影中的人物在是否犯罪這個問題上存在根本差異：現實中陸勇的代購行為不構成犯罪，但電影中程勇等人走私、販售違禁藥的行為已觸犯法律的底線。在真實故事中，白血病病人陸勇因為吃不起昂貴的正版藥“格列衛”而去印度購置盜版藥，同時不收費用幫病友代購。陸勇後來雖然被湖南省阮江市檢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銷售假藥”的罪名提起公訴，但因網購信用卡的行為有一定違法性但不構成犯罪；其在代購行為中未曾牟利不構成銷售，而購買假藥行為不屬於犯罪，檢察院最終決定對其不予起訴，陸勇被無罪釋放。
陸勇無罪釋放
陸勇會被無罪釋放是因為他本身並未觸犯法律底線，而程勇的售賣行為從一開始就已經構成了犯罪，“藥神”的故事其實是一個發病人財的黑心商人良心發現的故事。在電影故事的結尾，程勇得到法律寬宥獲得減刑，協助販藥並獲得經濟收益的思慧、劉牧師壓根沒有被起訴，這顯然已經與法理相悖，法律面前功不能補過，協助犯罪的人也並不能逃過審判。
此外，還值得關注的是影片的高潮和尾聲。影片的高潮是坐在警車裡的犯人程勇享受著白血病病人的列隊致意。需要注意的是，直到影片高潮，病人們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如何長期吃得起藥？最後真正解決問題的還是國家發改委、食品藥品監管總局等有關部門，片尾字幕這樣寫道：
2014年11月 國家發改委下發《推進藥品價格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對藥品價格形成機制進行改革
2015年5月 國家發改委，食品藥品監管總局等七部委制定了《推進藥品價格改革意見》
2015年8月 國務院印發《關於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批制度的意見》
2016年 工信部、國家衛計委等六部門聯合印發《醫藥工業發展規劃指南》
2018年 中國已有19個省市相繼將瑞士諾瓦公司生產的格列寧納入醫保
也許導演的本意是想通過介紹同步的改革措施給予觀眾一種問題可以安然解決的安慰，但值得注意的是，短短几行字已經勾勒出了一條真正切實有效的問題解決途徑，如果納入醫保是解決病人吃不起藥的最合理的終極解決方案，那病人們最合邏輯的行動難道不是上訪提議嗎？相比之下，電影中所描繪的病人在醫藥公司面前抗議定價純屬無理取鬧，而紛紛向程勇買藥就是助長不正之風。
關乎電影主人公和主情節的邏輯不當使得電影很難推敲。在這個層面上，麥基的箴言就顯得很中肯，他指出“一個好故事的第一步就是創造出一個小小的、可知的世界”，“故事的世界必須小到使單個藝術家的頭腦可以包容它所創造出來的虛構宇宙病對它瞭如指掌，就像上帝瞭解他所創造的世界一樣”。
和真正的大導演相比，文牧野尚沒有擺脫一種想當然的創作誤區，或言仍然秉持一種自以為是的抓大放“小”，這種工作習慣如果不加以克服，其電影的類型化程度可以走多遠會是一個未知數。
人物弧光：變形與扭曲
即使拋開《我不是藥神》與現實的諸種連結，就電影本身而言，其中的部分人物和部分情節同樣缺乏必要的邏輯性和真實感。這種問題尤其體現在對主人公程勇的塑造上。在電影裡，故事原型陸勇的病人身份被文牧野特意去掉，程勇的初始動機被設定為了單一的掙錢，導演認為這樣的改動可以讓人物弧光漂亮、單一。為了解釋自己這一改動的合理，導演援引《辛德勒的名單》加以解釋：“如果辛德勒他自己是猶太人，故事就會很奇怪，所以辛德勒是一個納粹，他有理由壓迫猶太人，卻在救猶太人，這樣的弧光就很漂亮。”
《辛德勒的名單》
但是辛德勒的例子顯然並不能在這裡用以解釋程勇角色的設定有合理性。辛德勒必須是一個德國人，必須是一個納粹黨員。如果他是一個猶太人，他在大屠殺中自身難保，如果他是一個普通德國人或者是外國人，那他既沒有資格發戰爭財也沒有能力救人。納粹加害猶太人，辛德勒作為納粹的一員，從罪惡的加害者轉化為正義的施救者，完成了人物轉變。
對照來看程勇，程勇相較之於病人在身份上並無特殊之處。病人的難題是需要長期吃藥，但藥價高昂導致他們難以長期負擔，在電影中，這個問題被歸結於藥企定價過高，此外還被部分歸結為醫保體制尚不健全，程勇既沒有能力干預藥企降價也沒有能力介入體制改革，這就註定由個體程勇來解決問題只能治標不治本，只是隔靴搔癢的權宜之計而已。如果一定要與《辛德勒的名單》類比，程勇至多可以類比為願意接受一個猶太小女孩藏在自家地板裡的好心猶太女主人。
此外，程勇在電影中的人物設定並不具備讓他發善心的經濟實力，他不是富商巨賈，只不過是一家紡織廠的小老闆。進價2000一瓶的藥他賣500，單瓶貼補1500元，而且要賣藥賣給外省的病友，即使他只接500瓶的訂單，虧損也會達到75萬元，他接下的訂單遠不止這個數量，這筆巨大的差額是他這個月入“幾十萬”的小老闆不可能有能力負擔的。如果程勇試圖以錢救命，那錢的數量就絕對不應該是一筆糊塗賬，應該精確到如《辛德勒的名單》裡一輛車可以救幾個人，一枚金制勳章可以救幾個人。
除此之外，程勇與辛德勒最本質的不同就在於程勇再度賣藥的行為是自私、不道德的。
只要能跳脫出程勇的視角，就能輕易發現這個人物的轉變其實是從自私到自以為無私，並非真的如導演所認為是從自私到無私。觀眾以程勇的視角追蹤劇情的進展，很容易忽略這樣一個問題：病人的問題不在於買不起一盒藥，而在於負擔不起長期的藥物開支。
但程勇顯然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如前所述，一方面，他的經濟能力無法長期負擔藥品買賣差額，另一方面，他的行為是違法的，因此一定會被抓，一旦入獄，藥物來源又會中斷。程勇再度賣藥的原因是出於對呂受益的虧欠，於理他對呂受益並無虧欠，程勇帶給呂受益最大的傷害是在於曾帶給他希望又讓他絕望，而這種悲劇即將在程勇被捕之後再度上演，並且輻射的範圍會更廣。
第一次賣藥的結果和第二次賣藥的結果對病人來說無異，區別僅在於第一次程勇不配得到病人的感謝，第二次，程勇將有資格享受到病人的讚美。所以，程勇以金錢方面的投入和即將到來的牢獄之災，換取的只是自己良心的“救贖”，病人完全淪為其用以救贖的工具，他們的困境和苦難被忽視，這不道德。
在這個過程中程勇始終以自我為中心，並未突破這種有限性，因此人物不存在根本改變。
總體來說，從程勇再度出山開始，電影陷入了一種不合理也不道德的虛構。這種虛構一方面受到真實案例的影響：故事原型中陸勇是一家紡織廠老闆。另一方面來自導演先於故事設計的英雄情懷，導演把病人的真實苦難當做一個幾乎真空的空間去投射自己的英雄幻想。筆者認為，儘管文牧野已經做到儘量剋制自我表達，但由於其對於程勇這個人物有格外的偏愛，進而導致其無法從不同人物視角來審視故事走向。
國民電影與國民焦慮
這部電影雖然存在上述問題，但不可忽視的是，《我不是藥神》一舉斬獲超30億票房，並在豆瓣獲得8.9分，54.6%的觀眾為它打出了五星的滿分，獲得了口碑與票房的雙重成功。
首先必須要肯定的是這部電影製作精良，尤其可圈可點的是導演對於電影節奏的精準把控，以及徐崢、王傳君等演員尺度得當，富有感染力的表演。製作層面的精良是這部電影收穫口碑好評的基礎，在此基礎之上，製片方和宣傳團隊充分利用了普通觀眾對電影的好感，以口碑效應助推票房走高。
這部電影能夠引起全社會廣泛討論的原因在於其激發出一種普遍的焦慮情緒：“誰沒生過病，你能保證你一輩子不生病嗎？”以天價藥作為切口，導演把這種焦慮情緒移植到電影中，並經由輿論散播出去，形成了“販賣焦慮——刺激消費——盈利”的盈利模式。
《我不是藥神》在7月5日正式上映，但上映前十天就已經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點影，點映場次超過9.3萬場。不同於零點點映這樣的噱頭，這十天中有六天都是在黃金時段進行點映，7月3日和7月4日分別點映2.5萬場和3.1萬場，黃金場佔比高達99.7%和96.3%。所以，有數十萬人次的觀眾在電影正式上映前就已經看過這部電影，由此，關於這部電影的討論得以在網絡空間中大量展開，這些討論所帶來的是沒有看過電影的觀眾對於這部電影的好奇。
（表一：映前想看日增，數據來自貓眼專業版）
（表二：《我不是藥神》票房，數據來自貓眼專業版）
在電影上標記“想看”代表觀眾對這一部電影有興趣，從表一中可以看出，自6月25日點映開始，觀眾對於《我不是藥神》的興趣逐節攀升，在7月7日上映第二天達到頂點。與此相對應，票房在7月8日達到峰值3.579億。
（表三：《我不是藥神》排片量，數據來自貓眼專業版）
排片量是決定電影票房成績的一個直接因素，從表三可以看出，《我不是藥神》在電影上映後面對兩輪新片上映依然能獲得居高不下的排片量。電影上映首周排片佔比最高達62%（7月11日），7月13日姜文新片《邪不壓正》上映，《我不是藥神》的排片跌至11.1萬場／日，仍佔比42.7%，且第二天（7月14日）就回升至13.2萬場／日。第二輪新片上映日（7月20日）上映新片有3D好萊塢大片《摩天營救》，這種情況下《我不是藥神》的排片依舊維持在9.4萬場／日。院線的排片優先考慮潛在的票房收益，這種居高不下的排片量與潛在觀眾展現出的強烈興趣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既然觀眾口碑是決定這部電影票房成功的根本要素，那麼打動觀眾的點和這種打動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就值得關注。
就這部影片而言，根據微博、微信朋友圈、豆瓣短評的觀眾反饋來看，觀眾能被《我不是藥神》打動的原因是能與電影中的人物產生共情，不僅是主人公程勇，也包括配角呂受益、黃毛、思慧等。電影人物的經歷可以讓觀眾聯想到自己的經歷見聞，即使尚沒有相關經歷，也能夠通過想象自己置於電影人物的處境進而產生共情。
豆瓣電影在眾影評平臺中相對中立，在豆瓣上發佈的影評相對具有專業性和客觀性，以此為例，在為《我不是藥神》打出五星好評的長篇影評裡，熱度排名前十五的影評中有五篇，從個人經歷出發，記錄了個人故事與電影故事當中的連結。在生病、住院、買藥這樣相似的具體事件下，更為緊密的聯繫在於情感和情緒，這種情緒的落點在於負擔不起藥物的絕望、病入膏肓無藥可治的恐懼。一篇影評中，親歷父親絕症的觀眾寫到“醫院裡除了產科和兒科有一絲朝氣外，其餘的地方永遠籠罩著死氣，再大的太陽也驅散不了病房裡的陰霾。只有進了醫院，才會知道錢有多部經用，它和紙的差別並沒有想象中大。”另一篇影評中，作者不無悲觀地感慨道“很難給出這樣的故事差評，因為你知道這是真的，而你沒辦法給自己的生活一個差評。”
這種共情的落點最終落在一種“生不起病”的焦慮上，這種焦慮在當代中國這個轉型社會當中有充分的滋長蔓延土壤。當下的中國社會中，人們始終無法擺脫一種不安全感，最富有代表性的群體就是看似光鮮的中產階級，他們普遍擁有一份體面的工作和一定積蓄，但他們並不具備足夠的抗風險能力，任何超過負擔能力的意外都有可能讓他們陷入負債甚至破產，從中產變為無產。
“生一場大病”，“這種病需要吃一種天價藥”，就是這些意外中的一種具體假設。即使電影中的故事在社會上本有原型，類似的故事在各類新聞報道中屢見不鮮，但電影通過氛圍的營造，節奏的把控充分調動起了觀眾的焦慮情緒，並最終讓觀眾獲得情緒上的疏解。在這種親密的互動中，觀眾最終確立了對於這部電影的好感，也因此有可能願意在自己的社交圈內為這部電影打廣告，做宣傳，吸引新一波的觀眾。
總之，這部電影能獲得巨大商業成功，很大原因在於它帶給觀眾一種新的影院體驗，即一種中國以往類型片未曾觸及到的焦慮情緒的引發和疏解，這種疏解誠然是一種療愈，但從電影中所獲得的治癒只能是暫時的，引發焦慮的根源只有能在現實社會中才有可能獲得解決。
現實主義電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文牧野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的採訪時說到《我不是藥神》的成功接下來會帶動一大批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出現，對於這些即將湧現的現實主義電影，他認為“現實主義題材電影永遠不嫌多，因為這對社會進步會有幫助”。但我認為，做出這樣的論斷為時尚早，一方面，捕捉到一種社會問題和在電影當中處理好一種社會問題是兩種能力；另一方面，《我不是藥神》對社會的正向推動具有偶然性，其是否為電影開闢一條進言社會發展的路徑尚不可知。
對生病與醫療的焦慮感不是中國所特有的，這種焦慮在全世界很多國家普遍存在，也吸引了很多電影導演的關注。舉例來說，美國導演邁克爾·摩爾的紀錄片《醫療內幕》從個體的真實經驗出發，嘗試從結構性的因素去分析美國醫療制度的弊病。
誠然，紀錄片和類型片的形式區別決定無法要求《我不是藥神》以一種抽絲剝繭的方式去診斷社會沉痾，但我怕依舊不認為它可以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對社會問題、受害者苦難進行消費，這種行為延續的就不是所謂的現實主義電影的人文關懷傳統，而是一種吃人血饅頭的可怖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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