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傳統學者不同的是，梁啟超這樣的治學路數，已經開始重視系統性與整體把握，其研究擺脫了乾嘉考據學派細碎、繁瑣的狹小格局，而代之以成型的理論框架結構，同時，科學性也得到突出強調。梁啟超正是將這種寶貴的治學方法納入到了書學研究中，為民國書法思潮的泛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梁啟超在“書法”實踐方面，既繼承了其業師康有為以碑派書法為主流的創作風格，又善於吸納魏晉以來的帖學傳統，並將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獨具魅力的“書法”風格。
梁啟超作為一個政治家、學者，他的“書法”對後世有著不同尋常的價值及其貢獻。首先，在梁啟超的“書法”思想方面，他一方面繼承和發揚了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對於“書法”的基本態度，另一方面他對於“書法”史的斷代、對歷代碑刻的品評、對南北書派論的認識等問題都提出了自身獨到的見解；對於古代碑帖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反映出他對書法史的敏感與全面把握史料的能力。
劉守安先生也在《梁啟超與中國書法》序言中寫道：“在書法方面，他（梁啟超）那寬博厚重、碑帖兼容的字跡，他在通覽中國文化史中對中國書法所作的要言不煩的論說以及在碑帖題跋中所闡發的見解，都給人許多啟發。”
梁啟超的“書法”思想及其實踐經驗都將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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