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8日到海南省南繁科研育種基地調研。他強調，要進一步加大南繁基地建設保護和管理力度，加快建成為
集科研、生產、銷售、科技交流、成果轉化為一體的服務全國的“南繁硅谷”。打造“南繁硅谷”離不開南繁人的艱苦奮鬥，是什麼支撐著南繁人一路向前？
是南繁精神。
“艱苦卓絕、拼搏進取、創新創業、求真務實”，這就是南繁精神。在南繁人看來，貢獻畢生精力的海南是他們的第二故鄉。南繁，牽動著南繁人的情懷。
1970年三亞發現野敗現場
千里迢迢向“南繁”
海南雖然有著美麗的海島風光和魅力無窮的天涯海角，但南繁育種早期，經濟十分落後，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對南繁人來說，環境的艱辛是他們的共同回憶。甘於吃苦，幾乎是每一個參與南繁的農業科研工作者的真實寫照。
翻山越嶺，歷經顛簸，只為那一顆萌動的種子。他們，搭火車、汽車、輪船，甚至牛車，千辛萬苦，長途跋涉，來到海南。
袁隆平院士從湖南安江到海南，要到桂林改乘火車到湛江，從湛江到廉江，換乘渡船到海口，然後再轉客車到三亞，單程就要一個禮拜時間。袁隆平院士仍然記得，一路上，凌晨買票是經常的事情，票緊張的時候，
連續站幾天，腿都站腫脹了，好幾天緩不過勁來。每次去海南，旅程的艱辛都讓棉花育種家歐陽本廉記憶猶新。從新疆石河子出發，坐馬車和拖拉機到石河子汽車站，顛簸3小時到烏魯木齊，擠上火車，三天兩夜到鄭州，排隊買票去廣州，等1～3天再上火車，一天一夜到廣州，再去汽車站買票到海口，到海口搭汽車7～8小時到三亞，坐摩托車到南繁基地。行程近萬里，耗時近半月！
1974年夏天，小麥育種家裘志新為了早日繁育出優良小麥品種，和同伴奔波於銀川—雲南—海南島—銀川，路途近萬公里，乘車乘船150多個小時。他們沒有睡過臥鋪，常常一站就是十幾個小時，雙腳都浮腫地邁不開步，實在是困了就在硬座底下眯一覺。在一次乘船渡海時，裘志新因暈船而嘔吐不止，
昏迷了17小時。從萍鄉到三亞，顏龍安輾轉火車、輪船、汽車，行程最快要6天，慢的時候要8～9天；從河南到海南，程相文轉車7次，奔波15天……
60年代科研人員在海南島生活和工作場所
這裡，沒水，沒電，沒飯，幾捧井水解渴，幾個饃饃管一天，他們自帶乾糧，頑強地扛過來了。
吳明珠院士日常生活用的油、米、菜等，都是從新疆不遠萬里背過來的。朱英國院士還記得，初到海南，住在陵水縣椰林公社桃萬村民家裡，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像樣的廁所，自己種菜、打柴，因供應關係不在當地，糧油等必需品無法買到，經常幾個月嘗不到一點葷。
吃不慣當地的海魚，顏龍安院士就把從萍鄉帶來的黃豆當菜下飯。“當時的生活叫做三子，吃的是豆子飯、走的是沙子路、睡的是棍子床”。一個月難得買次肉打牙祭，沒有菜刀切，就兩個人扯著兩頭用鐮刀割。
這裡，沒房，沒床，他們租用當地農戶房，睡木板床。
20世紀70至80年代初期為南繁工作建的小平房
顏龍安院士回憶，沒地方睡覺，他們就住在當地生產隊堆放農具農藥的倉庫裡，每人分三四片厚厚的椰子板或者乾脆從山上砍幾根木棍架在磚頭上當床，這一睡就是半年。睡覺時還得時時提防蚊蟲叮咬以及老鼠和蛇出沒。
1972年，謝華安院士第一次到海南借住生產隊倉庫，第二年借住農民家。當時農民生活皆清貧，能有一口鐵鍋、一張飯桌的家庭，就是較體面的家庭。借住農家床板床架是沒有的，生產隊派人上山砍柴，釘成床架，再用竹子釘成床，這樣的床不僅狹窄，而且還是高低不平、坑坑窪窪的，睡在上面的滋味可想而知，令人難以入眠。
周開達院士到海南，行李、鍋碗瓢盆都是自己帶，住的是農民家簡陋的房子，頭上蚊蟲飛，地上老鼠叫，床板下面長出了長長的黴。當時條件極差，沒有經費，一切都得靠自己做，犁田、挑糞、栽種、觀察、收割，沒有一樣可以省略，可以說是一邊搞科研，一邊當農民。
李登海到海南，住進生產隊稻穀倉庫的茅草棚屋裡。沒有床，就用樹棍架起來鋪上稻草；沒有鍋灶，就用稻草或泥巴壘起來；沒有門，用椰子樹葉編。
舍“小家”為“大家”
他們，為了“大家”而捨棄了“小家”。
為了雜交水稻，為了南繁育種，袁隆平院士在二兒子出生第四天就去了海南，一去就是100多天；為了堅持科研，父母病重，袁隆平院士都無法床前盡孝。
“遊子吟——夢斷關山外，別親百日餘，驚醒音容在，痛碎遊子心。”1963年，戴景瑞院士出發去葵潭，臨行之前，他收到遠在東北哥哥的電報，父親因突發腦溢血而住院搶救。由於時間緊迫，他匆匆趕回家鄉探視父親，兩天後便踏上南繁之路。在葵潭執行任務期間，他日夜思念重病的父親，有一天突然在夢中驚醒，夢中的父親面容憔悴，在病榻上呻吟。驚醒的他久久不能入睡，含著熱淚在日記中寫下思念之情。
崖縣廣州甘蔗糖業研究所海南甘蔗育種場
在李登海至今39年的南繁育種歲月裡，有38個春節是在海南育種基地度過的，母親在世時，有25個春節沒有與母親和家人在一起過春節，沒有給祖輩在春節期間磕頭拜年。還有一些南繁人將自己的生命永遠地留在了這片他們一生摯愛的熱土。
2006年3月21日，福建農林大學教授、水稻育種專家楊仁崔，由於長時間連續工作，在南繁基地突發腦溢血，永遠地離開了他最鍾愛的事業。楊仁崔教授先後在水稻遺傳育種研究方面取得多項成果，其中有6項居國際領先水平。
“工作不幹完不能歇！”這是吉林農業大學南繁育種專家陳學求教授生前說得最多的一句話。2004年2月，陳學求教授帶病堅持南繁工作，因病永遠“睡”在了這裡。陳學求教授是馬來西亞歸國華僑，
1970年開始到三亞從事南繁工作，在國內首次創造了高粱胞質雄性不育系，選育的高粱品種吉農101獲吉林省重大科技成果獎。根據陳學求教授生前的願望，他的一半骨灰撒在了三亞附近的大海，另一半埋在了他為之奮鬥一生的三亞南繁基地上。
1971年3月，盧永根院士在海南崖縣荔枝溝南 繁育種時住的茅房前
“雖然我現在將近80歲了，還是‘像候鳥一樣遷徙’，仍然無怨無悔，只想做一個南繁精神的傳遞人。年輕人一代更比一代強，我要做的就是把南繁的精神傳遞給他們。有了可貴的南繁精神，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南繁人一定會培育出更多更好的優良品種，為農民增產增收譜寫新的篇章。”顏龍安院士說。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在我尋夢、追夢和圓夢的過程中，玉米不但種在我深愛的這片熱土當中，我也勤勉的在心田裡耕耘；我身邊聚集了多位中青年玉米育種者，我的玉米夢和玉米南繁情懷也影響著他們；玉米育種研究有師承，玉米種質創新有累積。”堵純信研究員說。
精神在傳承。一批又一批農業科技工作者來到南繁基地，一心撲在育種上，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辛勤汗水書寫農業發展的新成就、新篇章和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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