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清平樂》開始四句話的小人物之死，引起了宋仁宗的“恐慌”

最近由正午陽光出品，王凱，江疏影主演的古代傳奇劇《清平樂》剛剛播映，就掀起了一撥高潮。無論是從原著小說《孤城閉》，還是服裝道具，幾乎各個方面都還原了一個真實的宋朝，一個複雜而又真實的宋仁宗。

是的，今天我們就來了聊一聊這部目前口碑還不錯的電視劇，聊一聊宋仁宗。

不知道道家有沒有注意到，在片花剛剛開始出現了四句話：

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書開閶闔。

這四句話，十六個字是出自石介的《慶曆聖德頌》。石介被蘇軾評價為“堂堂世上文章主，幽幽地下埋今古；直饒泰山高萬丈，爭及徂徠三尺土。”要聊宋仁宗，先從石介之死開始。

宋仁宗慶曆五年（1045）七月，被後世譽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在兗州徂徠家中去世。逝者長已，生前的恩怨自當隨風而去，然而，在石介生前即已“銜介甚”的夏竦，此時雖遠在幷州任職，但聽聞石介的死訊後，卻向朝廷報告稱“介實不死”。更聳人聽聞的是，在夏竦的報告中還牽連出了時為京東路安撫使、知鄆州的富弼。夏竦稱：“弼陰使（介）入契丹謀起兵，弼為內應”夏竦的這一事後被證明無根之談的報告，在當時卻引起了朝廷的疑慮，仁宗即刻下詔核實石介的生死，與此同時，富弼、范仲淹等人被罷安撫使職任。此後范仲淹漸漸遠離了北宋朝政中心，而其領導的慶曆新政也宣告結束。可以說，石介之死不僅僅代表了一個生命的結束，也深刻影響了仁宗朝當時的政治走向。奇怪的是，石介在世之時為官不顯，而其主要政治參與也大多限於他任國子監直講之時，所以石介本人政治影響力有限。然而就是石介這“一眇小丈夫”卻激起了當時朝廷的巨大政治波動。

石介與夏竦——道不同不相為謀？

石介為我們後世所熟知，最主要得益於他對宋代儒學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從而被譽為“宋初三先生”之一。而石介之所以能夠獲得這一身份，自然與後世的朱熹等一大批理學家的推崇息息相關。平心而論，石介在世之時，同時代的人對其的評價並不甚高，且石介的從政之路也走得較為坎坷，其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便是在任國子監直講之時。因此，石介本人的政治影響力並不大，何郯更直言不諱地稱其為“一眇小丈夫”。然而就是這樣“一眇小丈夫”，在其死後卻掀起了一場超乎其自身影響力的政治波動，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儘管石介在世之時為官不顯，但據今人研究，石介本人的交遊圈卻有當時很多的政壇新秀。例如，石介與歐陽修為同年進士，現存二人的文集中有多篇他們之間往來的書信，由此可見二人關係之一斑。而石介與范仲淹、杜衍等關係也很密切。所以漆俠先生在其文章中將石介劃歸為“范仲淹集團”中的一員。通過了解石介的交遊圈後不難理解，儘管石介個人的政治影響力有限，但由於石介與當時慶曆新政的重要人物之間有著密切關係，由此，當石介之死被夏竦拿出來發難之時，這一事件本身能夠造成巨大的影響，是跟范仲淹集團的整體影響力相關的。

然而，石介本人作為范仲淹集團中的一員，其在慶曆新政中發揮的作用其實有限，且主要集中於教育、文化領域。慶曆二年（1042 年）夏，石介因杜衍之薦，召入為國子監直講，此時正是慶曆新政的前夕，范仲淹等人正亟思振興教育，於是石介得以一展自己的抱負，“學者從之甚眾，太學系此益盛”。然而石介本人怪僻的文風卻也影響到了當時的太學生，以至於引起了時人的不滿。慶曆六年（1046），權知貢舉的張方平就曾批評到“至太學之建，直講石介課諸生，試所業，因其好尚，而遂成風，以怪誕詆訕為高，以流蕩猥瑣為瞻，逾越規矩，或誤後學

儘管石介是慶曆新政中教育改革的積極推動者，但其真正作為范仲淹集團中的一員而被人熟知，還主要得益於其在慶曆三年（1043）所作的《慶曆聖德頌》。在這一年，備受仁宗信任的呂夷簡罷相，而剛剛被任命為樞密使，還未赴任的夏竦也一同遭罷任。與此同時朝廷開始起用范仲淹、富弼、杜衍等一大批年輕且享有時譽的政治新秀。當時的這一人事任命為仁宗親政以來一次較大的人事調動，而范仲淹、富弼等人被受到重用也體現出了此一時期仁宗對朝政進行改革的決心。時任國子監直講的石介不禁歡呼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於是賦《慶曆聖德頌》一篇。在這篇頌中石介盛讚被仁宗重用的范仲淹、富弼為“一夔一契”，同時石介用“大奸之去，如距斯脫”這樣頗具挑釁性的話來批評那些遭到罷任之人。

此頌在當時流傳甚廣，蘇軾曾回憶其幼年在四川眉山時，“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然而這篇頌的廣泛傳播，其卻也給石介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影響。與石介亦師亦友的孫覆在看到這篇頌時便憂心忡忡地對石介說到：“子禍始於此”。被石介所讚譽的范仲淹在看到這篇頌後也非但沒有高興反而感嘆到：“為此怪鬼輩壞了事也”。

之所以孫復、范仲淹等人對這樣一篇頌會產生不良的觀感，原因就在於石介這篇頌“其詞太激”，從而導致被石介所抨擊的人不免懷恨在心。當時人們認為石介在頌中所說的“大奸之去”，便是指召至國門而被罷任樞密使的夏竦。宋人記載夏竦自此與石介結怨，夏竦“歲設水陸齋醮，設一位立牌，書曰‘夙世冤家石介’”。儘管這裡的說法不免有演義的成分，但其中表達出來的恨意卻是真實存在的，不然夏竦也不會在石介去世後一心拿石介之死來做文章。然而這裡有一個問題便是，事實上，在此頌創作之前，石介與夏竦二人並無矛盾，石介在景祐二年（1035）時還曾作為夏竦的下屬。在當時給夏竦的《上南京夏尚書啟》中，石介對夏竦還推崇備至。因此，此時石介為何要批評夏竦且將其視為“大奸”？

首先，我們可以對夏竦進行一下簡單的考察。夏竦是仁宗朝的一位重要官僚，少時便“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歷，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其父在與契丹作戰中死去後，夏竦蔭補入仕，真宗景德四年（1007）舉賢良方正。仁宗朝時期，宋夏戰爭爆發後，夏竦知永興軍，長期擔任對夏作戰的前線最高指揮。慶曆七年（1047）夏竦任樞密使。然而在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文獻中，大多將夏竦認定為一個“奸邪”。例如在夏竦去世後，仁宗欲賜夏竦“文正”的諡號，但當時判考功的劉敞言：“竦奸邪，而陛下諡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最終定夏竦的諡號為“文莊”。後世編纂的《東都事略》和《宋史》中夏竦的傳記也都沿襲了夏竦“奸邪”這一說法。

史書中對夏竦的評價，會給我們一種先入為主的印象，認為夏竦的確奸邪無疑，由此，石介批評夏竦自然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夏竦的“奸邪”形象從何而來，卻是需要我們考慮的問題。相比起正史當中對夏竦“奸邪”形象的眾口一詞，今存宋人筆記中記載的夏竦形象卻豐富很多。

“朋黨之論”陰影下的慶曆新政

慶曆三年時得到仁宗重用的范仲淹、富弼等人，在當時都享有很高的時譽。范仲淹作為當時新政的主要領導者，更是被人寄予厚望。范仲淹在明道二年（1033）仁宗廢郭後事件中，曾帶領當時臺諫官“伏閣請對”，為其贏得了清譽，之後又曾在景祐三年（1036）因彈劾呂夷簡營私舞弊而使當時的士大夫皆推仲淹之賢。而范仲淹的這些舉動在為其贏得聲譽的同時，卻也使其遭受到了“朋黨之論”困擾。呂夷簡便指責范仲淹“薦引朋黨，離間君臣”，由此范仲淹被貶。同時，餘靖、尹洙、歐陽修因為范仲淹辯護而同遭貶斥，而擔任言職的高若訥卻對范仲淹的貶斥一言未發。由此，當時擔任西京留守推官的蔡襄為此事作了一首《四賢一不肖詩》，一時洛陽紙貴。

然而，自范仲淹等人被貶後，“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范仲淹、歐陽修等人也一直未能受到重用。直至宋夏戰爭爆發，宋方在三川口之戰中慘敗後，時任陝西安撫使的韓琦才上奏到：“若謂雍（範雍）節制無狀，勢當必易，則宜詔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

慶曆三年三月，宋夏之間的矛盾趨於緩和，雙方開始尋求和解。這時仁宗派遣內臣向韓琦、范仲淹、龐籍等宣諭：“侯邊事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已詔中書札記。此特出朕意，非臣僚薦舉。”不久，樞密副使杜衍被任命為樞密使，替換掉了剛剛被任命還沒赴任的夏竦。與此同時，韓琦、范仲淹一同被任命為樞密副使。而餘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等人都被任命為諫官。當年跟隨范仲淹一同遭到貶斥的官員，這時大都得到了重用，這可以說是仁宗朝朝政一次大的轉變。因此，作為范仲淹集團的石介才會歡呼“此盛事也”於是而作《慶曆聖德頌》。

通過范仲淹等人的經歷來看，這些人之所以能夠在被貶後又得到重用，儘管與他們的能力與聲望息息相關，仁宗就曾論及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但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宋夏戰爭的爆發使得仁宗朝的政治局勢發生了轉變。因此可以說，范仲淹等人被受到重用，是宋朝面對特殊形勢時採取的特殊對策，而范仲淹等人也自然明白他們能夠迎來這樣的機會實屬難得。這一時期仁宗一心求治“上既擢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後世所盛讚的慶曆新政便轟轟烈烈展開了。

可以發現，夏竦與石介結怨始於慶曆三年。這一年石介作《慶曆聖德頌》，在讚美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的同時卻也貶斥了夏竦等人，由此使得本來就對范仲淹等人不滿的人士，更是心懷怒火。而夏竦本人由於在宋夏戰爭中表現不利，一時成為眾矢之的，其奸邪形象也正是在此時開始被臺諫官頻頻提及。然而隨著《慶曆聖德頌》的廣泛傳播，夏竦奸邪的形象也開始為更多的人所瞭解。也正是如此，夏竦“銜介甚”，並開始找機會報復石介。“偽作書詔事”儘管李燾等人認為是夏竦一手策劃，但事實很有可能與此相左。

跳出夏竦與石介之間的恩怨論後，可以看到，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反對者其實大有人在，而夏竦只不過是作為一個其中的典型形象為大家所熟知而已。“偽作書詔事”對於范仲淹、富弼、石介等人的打擊很大，他們紛紛離開京師，以避讒謗。但之後夏竦又一手炮製“石介詐死案”，由此夏竦不但報復了石介，同時，范仲淹、富弼等人領導的慶曆新政也完全宣告失敗。表面來看，石介之死引起的政治波動似乎是夏竦在報復石介之時，不得已牽涉了富弼、范仲淹等人。但實際上，夏竦的這些舉動卻是經過了精密計劃。通過利用契丹討伐西夏給宋朝帶來的政治恐慌，夏竦編造富弼派遣石介入契丹請兵的言論來進一步加強這種恐慌，以加大仁宗的懷疑與憂慮。如此，查驗石介生死虛實、范仲淹罷邊任、富弼罷任安撫使便一切水到渠成。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在慶曆新政中所大肆標榜“君子之黨”，儘管看起來讓他們佔據了道義制高點，然而這也使得范仲淹等人深陷朋黨之論中。“君子之黨”言論的背後邏輯是對“小人之黨”進行排斥，所以范仲淹等人的朋黨論也並未能跳出“黨同伐異”的傳統黨爭邏輯，這對於仁宗來說顯然是難以接受的。由此來看，范仲淹等人所主導的慶曆新政，從一開始便為其失敗埋下了伏筆，而石介這樣“一眇小丈夫”只不過是突然間闖入瓷器店的大象而已。

從“天下承平”到“邊鄙不寧”——宋夏戰爭與仁宗朝的政治恐慌

宋仁宗是北宋歷史上第四位皇帝，同時也是宋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宋仁宗在位的這一時期可以明顯地分為兩個階段。從天聖元年（1023）到寶元元年（1038）這一時期為第一階段。此一階段的仁宗朝延續了自真宗朝澶淵之盟以來的“天下承平”局面，“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神人交歡，兵革偃息”便是這一時期的真實寫照。然而這樣一個“內外平寧，兵革偃息”的局面卻並未持續太久。自景祐四年（1037）以來，北宋河東地區便連年地震不止，仁宗迫於災異屢見的壓力，下詔求直言。而正值朝廷上下勵精圖治改革弊政之時，西夏元昊稱帝，由此宋夏戰爭爆發，仁宗朝的政治局勢日益緊張，進入了仁宗朝的第二階段。在宋夏戰爭中，宋方屢吃敗仗，與此同時，宋遼關係也因宋夏戰爭而變得不穩定；而潛伏在宋朝社會內部的各種矛盾也一併迸發，朝堂上朋黨之爭愈演愈烈，朝堂下游寇之患層出不窮。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宋朝內部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解決這些問題，而慶曆新政無疑便是這些措施當中最具系統性的改革。然而這樣的一次改革卻很快走向了失敗。慶曆新政的失敗與“偽作書詔事”和“石介之死”息息相關，而這兩件事情的發酵又與當時仁宗朝的政治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

寶元元年是仁宗朝內政轉變的一個關鍵時期。這一時期，北宋河東地區連年地震不止，“或地裂湧泉，或火出如黑砂狀，一日四五震，民皆露處”，而在京師也雷聲滾滾。這些異常的天象，對於中國古代深信天人感應的統治者來說，無疑是不好的預兆。因此在這一年，仁宗下詔求直言：

朕躬之闕遺，執事之阿枉，政教未臻於理。刑獄靡協於中，在位壅蔽之人，具官貪墨之吏，仰諫官、御史、縉紳、百僚密疏以陳，悉心無隱，限半月內實封進納，朕當親覽，靡及有司，擇善而行，固非虛飾。

在此詔中，仁宗首先表明了自己之“罪過”，同時希望諫官、御史以及縉紳士大夫能夠向自己直言進諫。有趣的是，仁宗廣納諫議的時間卻限於十五天之內。仁宗此舉其實是考慮到了其在景祐三年（1036）貶斥范仲淹時，為了消除當時朝中的朋黨之爭，曾下詔戒百官越職言事。由此來看，仁宗這時下詔廣納諫言確實表現出了很大的誠意。仁宗這一詔書下發後，引起了當時官員的積極響應，他們紛紛向仁宗上疏建言。這些士大夫的諫疏，對仁宗以及當時的朝政都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與建議。通過這些諫疏，我們可以看到時人對於仁宗以及當時政局的評價。同時，這些諫疏中的很多內容也成為了之後仁宗朝政治改革的一個方向。

在寶元元年仁宗未下詔求直言之時，知禮院的宋祁便已經向仁宗上疏討論當時的災異。他在疏中首先向仁宗分析了當時發生這些災異的可能後果“若乃群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震州邑，則邊戎窺間，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阻飢之兆也”。這些災異，儘管宋祁認為並不一定都能“隨方輒驗”，但宋祁仍然認為當時的朝政的確出現了問題：

臣聞君以操柄為重，臣以奉命為恭。柄舍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陛下念爵賞之典，刑罰之權，雖覽群言，一決宸慮，無委成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若夫後宮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不乏，陛下但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敕，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

宋祁認為仁宗的君權必須要合理且堅定地使用，即“君以操柄為重”，而作為臣子，則必須“以奉命為恭”。同時宋祁建議仁宗“刑法之權，雖覽群言”，但也要能夠做到“乾綱獨斷”，這樣才可以避免出現“後宮戚里”、“內省黃門”等“貴近”不斷的“祈恩丐賞”，由此達到陰陽調和。宋祁在此的建議其實可以總結為兩點：一是仁宗要能在採納群言的基礎上乾綱獨斷，二是仁宗要對“貴近”之人進行抑制，以示至公。而與宋祁類似的建議在仁宗下詔之後也紛至沓來。

寶元元年（1038），西夏元昊稱帝，由此引發了持續多年的宋夏戰爭。在宋夏戰爭的戰場上，宋方屢屢失敗，而在戰場之外，仁宗朝隱藏的各種矛盾也一併激化。面對內憂外患的政局，仁宗朝一方面採取積極的措施來應對出現的問題。同時，仁宗朝也採取了一些非常態措施來應對可能出現的問題，石介之死案的過度處理，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無論積極的措施還是非常態的措施，真正能夠決定宋廷選擇何種措施解決問題的，其實是當時人對於政治形勢的判斷。

在寶元元年元昊未稱帝之前，宋朝內部已經開始醞釀著改革。仁宗在聽取了朝臣們的建議後，首先便是採納了蘇舜欽的建議“詔自今復日御前殿視事”，恢復了日朝制度。隨後，將呂夷簡所推薦的王隨、陳堯佐罷相，代之以張士遜、章得象等人為執政。而宋夏戰爭的爆發，在客觀上加速了仁宗朝的改革。

寶元元年十月，元昊稱帝。宋朝在得知這一消息後，“命三司使、戶部尚書夏竦為奉寧節度使、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知河南府範雍為振武節度使、知延州

然而，正值宋夏戰爭之際，仁宗朝掌管兵政之權的知樞密院事王德用卻被罷任，王德用為宋初名將王超之子，年少時就曾跟隨其父討伐李繼遷，後長期擔任武職，在劉太后垂簾聽政時，“有求內降補軍吏者”，而在王德用的堅持下，劉太后最終收回了成命，由此，仁宗開始對王德用刮目相看。仁宗親政後，王德用迅速得到了提拔，在景祐三年時，知樞密院事，開始掌管宋朝的軍政大權，由此也可以看到仁宗對其的信任與重視。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被仁宗極其看重的朝廷大員，卻因蘇紳及孔道輔論其“貌類藝祖”、“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的理由而遭到罷免，不免讓我們感到唏噓。對於王德用之罷免，今人學者研究認為王德用之所以遭到罷免，其實反映出來的是宋朝在“崇文抑武”政策下的，仁宗朝文臣排斥異己的鬥爭。

從王德用個人的獨特經歷來看，很難認為此時其被罷免便是由於“崇文抑武”所導致。畢竟，作為一個被宋朝人始終貫穿的施政理念——崇文抑武，為何單單要選擇在王德用知樞密院事時，才會發生作用?其實，對於這一時期的仁宗朝政局來說，宋夏戰爭已經打響，仁宗正需要武人為其衝鋒陷陣。然而，宋夏戰爭的爆發，卻也使得本來就充滿緊張氛圍的仁宗朝，變得更加敏感謹慎。據李燾這一段文字的記載來看，蘇紳在最初論王德用“貌類藝祖”時，仁宗並沒有認可他的說法，而是“匿其疏不下”。等到孔道輔擔任御史中丞後，不久宋夏戰爭爆發，此時，孔道輔再一次向仁宗上奏，這時仁宗方才聽取了他們的意見。由此可知，王德用被罷任的一個關鍵點就在於宋夏戰爭的爆發。

面對宋夏戰爭的緊張局勢，宋朝統治者不得不採取非常態的措施來解決可能面臨的威脅。而處理王德用問題所體現出來的非常態措施，與其說是“崇文抑武”下的必然選擇，不如說是，宋朝面對緊張局勢的一種不自信。這種不自信來源於宋朝建立時的“必要之惡”。眾所周知，宋太祖是通過陳橋兵變來取得其統治地位，而這一兵變之所以能夠成功，靠的就是太祖所掌握的兵權。但這樣一種登基方式對於宋人來說，終非美事，且之後的宋朝統治者無一不擔心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然而，這種擔心在宋夏戰爭的刺激下，變得敏感而謹慎，由此王德用才遭到了罷免。

王德用作為掌管軍政大權的長官，受到仁宗以及部分官員的懷疑，似乎情有可原。然而類似的事情卻也曾發生在一些無名小輩身上。據《長編》記載：

庚午，夏竦言博州軍人趙宗者，夜寐常有蛇出入口鼻中，恐以妖惑眾，請度為僧，令居京師，毋得出外，從之。

一名小小的士兵，因其身上的異象而被剃度為僧人，且人身自由受到限制，這種現象對於我們今人看來，或許感覺有些小題大做。然而，名為趙宗之人身上出現的異象，在宋人看來卻非比尋常。宋人的筆記中曾記載，在太祖年輕時，其身上也曾發生過類似的異象：

太祖微時，（中略）枕長壽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礎晝寢，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入帝鼻中，異之。

由此我們看到，無論趙宗還是王德用，他們的遭遇確實存在很大的偶然因素，也即他們都符合“貌類藝祖”這一條件。然而，這樣一種偶然因素卻因宋朝面臨的緊張局勢而使一些朝臣認為是潛在的威脅。站在這一角度，我們似乎也可以理解宋朝人此時採取這種非常態措施的無可奈何。

王德用被貶後，其妹婿，知滄州、萊州團練使的葛懷敏也因與王德用的特殊關係而被降知滁州。王德用、葛懷敏都是宋廷頗為倚重的軍事人才，然而在宋夏戰爭剛剛打響之時，他們就遭到了黜免。由此可以反映出，儘管宋朝當時面臨著嚴重的外患，但在朝臣以及仁宗心目中，他們更為關注的卻是“內患”，“外憂”此時並非仁宗朝關注的重點。

然而，宋夏戰爭的形勢卻向著不利於宋朝的方向發展。康定元年，宋朝遭受了開戰以來第一次沉重的打擊。三川口之戰中，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與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二員大將被李元昊俘虜，宋朝邊境重要據點金明寨失守，邊境重要城池延州被圍數日，雖未失守，卻也更多地暴露在敵人的進攻中。此戰之後，在參知政事宋庠的建議下，宋朝首先加強了潼關的防禦能力。從宋朝此舉來看，宋廷此時已經開始轉變之前對宋夏戰爭不太重視的態度。不久，宋廷下詔“

翰林學士丁度就曾建言：“古之號令，必出於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乖異，則天下無適從，非國體也。請軍旅重務，二府得通議之”。由此，中書長官也可以參與到對夏作戰的商討中。隨著對夏作戰的繼續，北宋的中樞機構的改革也在進一步進行。至慶曆二年（1042），知諫院張方平上奏到：“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為二體，別文武為兩途。為政多門，自古所患”，因此，張方平建議廢罷樞密院。最終仁宗仍然保留了樞密院，只是改為由時任宰相兼樞密使。宰相兼樞密使無疑可以使北宋中央的政令更為流暢，且有助於制定更為合理的政策。

王德用此次臨危受命，足見宋廷當時面臨的壓力之大。慶曆二年（1042）三月下旬，遼朝使節抵達汴京，向宋朝遞呈了遼朝皇帝的國書。在國書中，遼朝要求宋朝歸還“關南”之地，同時，也表達了對宋朝討伐西夏的不滿。遼朝此舉，對於當時宋朝的政局來說，無異於火上澆油。而對於遼朝提出的這些要求，“朝廷議所欲與，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女與其子梁王洪基結婚，或增歲賂；獨弼以為結婚不可”。後在呂夷簡的推薦下，富弼擔任回謝契丹國信使。宋朝在給契丹的國書中婉拒了契丹的要求，並且答覆契丹問伐西夏這一點：“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俶擾邊陲。向議討除，已嘗聞達……及此西征，豈雲無報？”之後，富弼作為宋朝的代表與契丹進行了艱難的談判，最終雙方之間達成協議：契丹表示不再要求割讓關南之地，但宋方需要向契丹增納歲幣，同時契丹表示會向元昊施壓，以促成宋夏之間和解。

寶元元年之後的仁宗朝政治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種轉變的發生是由當時仁宗朝面臨的內憂外患局面所決定。仁宗朝的內部矛盾在寶元元年時被激化，在此之前的仁宗朝“天下承平”，而當時的仁宗作為“少年天子”缺乏治理國家的經驗，同時又沉迷於女色，由此導致了當時的士大夫普遍認為仁宗“政事不親”且“專委大臣”。而仁宗廢黜郭後、罷免臺諫官等一系列舉動，一方面更堅定了朝臣心目中仁宗“專委大臣”的形象，同時，也引起了時任官員對宰相呂夷簡等人的不滿。以范仲淹為代表的一大批新興官僚，他們不斷要求仁宗加強皇權，重視臺諫官的任命。而呂夷簡等人與范仲淹等人的矛盾的不斷激化也使得仁宗朝的朋黨之爭由此開始產生、壯大。到寶元元年，當時仁宗朝災異不斷，仁宗迫於壓力，下詔求直言，由此引發了朝臣對政局的討論。當時的這些討論，關注的焦點幾乎全在仁宗個人。朝臣指出仁宗存在“

正當整個仁宗朝在緩慢改革之時，寶元元年宋夏戰爭的爆發，無疑也為這一時期的政治轉變產生了深刻影響。宋夏戰爭開始後不久，宋朝在戰場上便處於劣勢。為應對戰爭帶來的緊張形勢，宋廷內部一方面開始對中樞機構進行調整，宰相開始兼任樞密使，由此，使得政令更為暢通、高效。另一方面，在人事任命上宋廷採取了更為務實、靈活的方針，范仲淹、王德用、葛懷敏等這些遭到貶斥卻具有真才實學之人開始得到了重用。儘管宋廷的這些舉措並未明顯改變宋方在宋夏戰爭中的不利局面，但那些因戰爭而被提拔起來的人，尤其是范仲淹、富弼等人卻表現出了卓越的能力，由此也使得仁宗刮目相看。在慶曆三年，宋夏之間關係走向和緩後，仁宗特意提拔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朝政，由此也開始了仁宗朝短暫而又影響深遠的慶曆新政。

正當仁宗朝對內政大刀闊斧改革之時，仁宗朝的外交形勢卻依舊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宋方始終擔心遼與西夏之間聯合進攻宋朝。因此整個慶曆新政也正是在這種充滿了憂患意識的政治環境中進行，而慶曆年間充滿憂患意識的政治環境也為政治恐慌的傳播創造了條件。“偽作書詔事”、“石介詐死”等這些充滿荒誕與恐慌情節的讒謗便是受環境的刺激而出現的。

通過分析寶元元年之後的仁宗朝政治走向，可以發現，在此之後仁宗朝在政治改革上有兩條路線：一條路線是按照寶元元年朝臣對仁宗提出的建議進行改革，這種改革可以看作是一種和緩的改革。而隨著宋夏戰爭的爆發，仁宗朝又出現了一種戰時改革路線，最能代表此種路線的便是當時的宰相兼樞密使制度，而慶曆新政則可以視為對這兩種路線的綜合。然而，隨著宋朝邊防壓力的和緩，朝廷內部保守勢力再次佔據上風，范仲淹等人主導的具有強烈戰時風格的新政自然失去了仁宗的興趣，慶曆新政也最終跟隨宋夏戰爭一同結束。直到慶曆五年，宰相也不復兼任樞密使，由此仁宗朝的戰時改革路線徹底結束。

慶曆五年石介的去世本來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件，然而就是這樣“一眇小丈夫”的死卻引起了仁宗的關注。通過對石介之死這一事件的梳理，可以發現，石介之死一案的過度處理反映了仁宗朝當時面臨的政治危機。寶元元年之後，仁宗朝面臨著嚴峻的政治壓力，當時國內各地災異不斷、盜賊蜂起，而朝廷中朋黨之爭也愈演愈烈。與此同時，宋夏和平關係開始破裂、宋夏戰爭打響。伴隨著宋夏戰爭的發展，宋遼關係也變得不穩定，由此北宋被迫與遼朝簽訂了新的合約。儘管在慶曆五年石介去世之時，北宋面臨的這些政治危機都已得到不同程度的緩解，但通過夏竦等人對石介之死的解讀，朝廷的恐慌氛圍又一次上升，由此導致仁宗下詔查驗石介生死虛實，而范仲淹、富弼等人也遭到貶斥。以石介之死這一事件為切入點，可以更為生動地觀察到仁宗朝在面對政治危機時表現出來的政治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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