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人口流動或將長時間被凍結。這是COVID-19最可怕的地方。它對全球人口流動及經濟社會互動的影響可能遠遠超出現在人們的想象。
目錄
一、全球37萬感染者，除去中國伊朗外，90%來自發達經濟體
二、全球COVID-19疫情的三大階段，及全球抗疫模式標準趨同化
三、抗疫之後國與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與不信任困局
四、如何打破全球人口流動凍結的僵局？
一、全球37萬感染者，除去中國伊朗外，90%來自發達經濟體
截至本文寫作時，新冠病毒（COVID-19）全球病例37萬，死亡1.6萬。
把確診數字做進一步的分析：
36萬里面，中國佔8萬。
大口徑歐洲（即歐盟加上瑞士、冰島、英國、挪威等歐盟親近國）佔18.5萬。
美國4萬。日韓1萬。
再把其他各種發達經濟體的數字加在一起（加拿大1,482、澳大利亞1,709，以色列1,238、新加坡509……），還有鑽石號遊輪的761，總共五六千的樣子。
所有，歐美日韓澳加新等發達國家有超過24萬的病例。
全球37萬病例，扣除中國的8萬後還有29萬，29萬中有24萬（佔83%）來自發達經濟體。
不考慮中國的情況下，全球83%的病例是由發達經濟體貢獻的。打開COVID-19感染排行國家一看，基本都是發達國家。
如果我們把伊朗（2.3萬病例）排除掉，那發達經濟體貢獻了全球病例的90%。亞洲的發展中國家、東歐（前蘇聯加盟國及前南斯拉夫國家）、拉丁美洲、非洲、南亞大陸、中東國家加在一起只貢獻了10%。
大家覺得這合理麼？
誠然，發達經濟體的全球化程度更高，相互聯繫更緊密，人口流動更多，因此相互傳播速度更快。
但從中等收入國家、發展中國家都有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且衛生條件更差，更有傳播呼吸道傳染病的條件。很多傳統社會還有大規模人群聚集的習俗（例如宗教活動）。傳染病一旦發生社區傳播，後果一樣嚴重。這個從伊朗大規模爆發，以及高達7.86%的死亡率已經可以清楚看出。
發達國家病例之所以多，未必是因為COVID-19的傳播更嚴重，而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因為這些國家醫療基礎設施發達，檢測能力強。（除非是有意識地不去檢測，例如日本）。
因此，COVID-19實際上可能已經在許多其他國家爆發了，只是從統計數字上還看不出來。當然不同國家的時間線不同。有的國家可能相當於1月初的湖北，有的相當於1月中下旬的湖北，有的相當於2月中的湖北。
只要不採用同樣的標準全面檢測，我們就無法瞭解這些國家的疫情。
不檢測可以是主觀原因，也可以是客觀原因。
客觀原因：醫療基礎設施及能力是一個明顯的約束與瓶頸。經濟越不發達、醫療及公共衛生越落後的地方，檢測能力肯定就越低，越不容易發現疫情。
主觀原因：政府的政治、政策選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有的國家可能不是不具備全面檢測的能力，而是拒絕全面檢測。這個情況在發達國家中就有——日本。迄今為止，日本只檢測了三萬多人次、一萬多人，患者數字只有1,140，一副疫情被全面控制住了的樣子。但和所有其他國家不同，只有日本要在今年夏天舉辦奧運會。而全球疫情爆發如此嚴重，日本還極為不情願推遲奧運會。它是有動機為了奧運會順利舉行，充當把腦袋埋在沙堆裡的鴕鳥，有意識的“捂蓋子”的。
無論是主觀原因，還是客觀原因，只要不檢測，就無從知曉疫情的嚴重程度。
二、全球COVID-19疫情的三大階段，及全球抗疫模式標準“趨同化”
站在今天這個時點，筆者預測COVID-19疫情會分成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中國抗疫階段，從1月中下旬到3月中下旬，兩個月時間基本結束戰鬥。
第二階段，發達國家抗疫階段，從2月中下旬開始，目前尚不知道要用多長時間結束戰鬥。Trump給出預期是美國疫情可以持續到7~8月。
第三階段，其他國家（亞洲的發展中國家、東歐、拉丁美洲、非洲、南亞大陸、中東國家等）疫情爆發及抗疫階段。
第三階段可能已經伴隨第二階段同步發生了，只是我們現在看不見而已。
筆者希望重點談一下第三階段的影響。
目前，各國最初對COVID-19“流感化”的取態在高病死率面前已經完全被顛覆。（參考：意大利9.5%、西班牙6.7%、伊朗7.9%、荷蘭4.5%、法國4.0%、英國5.0%）。所有歐美國家都不得不採用“中國模式”（強力的非藥物干預/社會疏遠模式）進行抗疫。這些國家在近代史上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大規模的防疫抗疫活動，沒有見過這樣系統全面深入，對社會經濟及日常生活有如此重大的干預手段。他們稱中國的模式“draconian”（嚴苛）
為了應對這個可怕的病毒，各個國家不得不採取類似的模式，並且為此付出社會經濟代價。
筆者一直說，全球化之下人類社會抗疫的方法論與模式是“社會建構的”（socially constructed）：如何去防疫，取決於社會如何看待這個疫病，別國採取了什麼樣的措施，等等。
中國最初對COVID-19就是最高等級——SARS化（從李文亮醫生最初散播的說法開始，已將疫病定格在“SARS”上）。不能承擔再犯SARS錯誤的中國政府採取最高標準抗疫，並在兩個月內有效的控制住了疫情。中國的模式進而影響了韓國。韓國又影響了伊朗與意大利。
我們發現，不同國家對抗疫模式是有跟隨效應的，伴隨時間推演，有趨同化的特徵）——大家都開始採用相同或類似的標準和手段。一開始的數個國家只是效仿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抄作業”）。但逐漸的，採用這樣同樣嚴苛標準的國家越多，對後續國家的壓力就越大。如果你的防疫政策不夠嚴格，導致疫情爆發，死亡人數飆升，那你就會為民眾所批評，說你執政不力，不關心老百姓福祉。
這其實構成了一種同伴壓力（peer pressure）。當採用這樣模式的國家越多，同伴壓力也就越大，成了一種國際社會標準。
一開始有人說，美國、英國這樣制度自信的國家不會去“抄作業”，會採用自己的模式。其實我們看到，伴隨歐洲和主要經濟發達國家都採取了類似的標準，英國、美國也只能從眾、隨大流，採取了他們本國前所未見的防疫措施。包括區域封鎖、禁止旅行，呼籲或停止公眾聚會、學生停學、在家辦公、推遲和取消體育賽事（美國人對取消體育賽事的舉措尤其是前所未見）、停止公眾聚餐及社交活動等。
無論情願不情願，大家都在採取中國模式，因為這是對抗COVID-19唯一行之有效的模式。
三、抗疫之後國與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與不信任困局
每一個採取這種模式的國家都需要為了有效防疫抗疫，承擔經濟代價。
這個嚴苛的防疫模式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我相信它正逐步為人們所發現及體會——沉澱成本與路徑依賴。
嚴苛防疫模式是有很大的經濟社會代價的，這些經濟社會代價就是“沉澱成本”。社會上上下下每一個人都為抗疫做出了貢獻與犧牲，共同修築了對抗病毒的萬里長城，從公共治理者到整個社會不可能突然就改變標準，說根本沒有必要修築這個長城，一開始就可以任由病毒隨便傳播。否定自己的過去。社會有意識或無意識都會為自己的模式辯護。
當時中國嚴苛防控時有一個公共政策風險點就是如果這個病就是一個稍微強一點的流感，那我們的防控可能有點過度了，經濟賬算不過來。但現在看到意大利西班牙伊朗的案例，實在是後怕，慶幸我們最一開始就採用最高標準來防疫。其他國家的疫情從事後證明了我們當時選擇模式的正確。這些都是各個社會說服自己、捍衛自己採用最嚴苛模式進行防疫的依據。
當我們採用了最嚴格的模式防疫，並付出了經濟代價。你猜怎麼著？對一個完全沒有防疫措施的國家就會不信任了。我對內防控防了半天，總算取得成果，如果對一個沒有防控的國家打開國門，結果病毒倒灌，那我不是前功盡棄，被這個國家坑慘了？
這個就是結束了抗疫“第一階段”之後抬頭放眼望世界的中國。筆者之前撰文描述過那種“中國以外全部疫區”的心情。即對自己防疫成功感到慶幸、驕傲、滿意，又為其他國家可能輸入疫情感到擔憂和恐懼。
只有採取同一標準抗疫的國家才有“共同語言”。例如，如果我們看到韓國通過最嚴苛措施控制住了COVID-19，已經多日零新增，我們就會對它信任，有望放鬆對韓國旅客的入境限制。
對所有這些經歷疫情的發達國家也是一樣的。這些國家只有採取了最嚴格的防控，令人信服的控制住疫情之後，才能讓我們對他們放心地打開國門（如恢復城市直航，避免14天隔離等環節）。
但現在問題來了，疫情還有“第三階段”呢——對於處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以外的國家，如何對待？
這些國家有可能從始至終都沒有采用過防疫措施，我們連他們真實全面的感染者數據都看不見。
純打比方，假設擁有2.73億人口的印尼是一個“隱藏的疫情國”，但由於印尼沒有推開全面檢測，我們對其真實的疫情情況並不瞭解，只是存在這種懷疑。
我們敢去印尼旅行麼？
我們敢讓印尼的居民經過直航進入中國、不經隔離麼？
我們敢讓印尼國家的居民通過第三國進入中國麼？
我們敢讓在過去14天或30天訪問過印尼的第三國訪客入境且不經隔離麼？
我們敢讓那些與印尼不存在相互旅行限制的國家（例如馬來西亞）訪客入境麼？
特別是，假設一個我們已經比較“放心”的國家（例如韓國）突然和印尼放鬆了邊境往來，兩國出現了人口互動，我們應該限制韓國人入境麼？
這個尺度如何把握？
這個問題並不容易解決。
澳大利亞、加拿大宣佈不會派代表團前往日本參加夏季奧運會，其實就說明：這些國家根本就不相信日本以及其他第三國的防疫狀況，他們不願意把自己的運動員/代表團置於病毒風險之下。尤其如果一個國家自身已經做了大量防疫努力的話，就更不願意讓自己國民出國冒這個風險了。
四、如何打破全球人口流動凍結的僵局？
COVID-19是一個非常難對付的病毒。目前，人類社會對抗這個病毒的手段是“非常態化”的，極大影響了人類社會的正常運轉。在一國之內，它讓國民戴上口罩，限制了各種公開活動，使各種社會生產與生活受到限制。在國與國之間，它讓國門戴上了口罩，通過限制入境或入境後強制隔離等手段極大抑制了人口流動。
因此，COVID-19全球爆發的結果決不僅僅是在各個國家增加了確診病例、帶來了死亡這麼簡單。它會增加國家與國家、區域與區域之間的不信任。這個不信任源於各自對對方防疫能力和結果的不信任。說白了，都害怕對方“帶毒”。
當防疫進入第三階段，COVID-19在各大洲進一步爆發後，這個情況將越來越突出。
解決辦法可能是在國家之間弄出“健康認證”、“健康碼”。
採用同一檢測原則與標準對社會人口大範圍檢測，用最嚴苛手段進行防疫，確定本地疫情已經完全被控制，且對第三國建立了嚴格的入境管理標準的國家，可以組建一個小的聯盟，彼此頒發“健康認證”、“健康簽證”、“健康碼”，適度降低彼此的入境訪問限制及強制隔離要求，允許更多的人口流動。
每納入一個新的成員國，頒發一個新的健康證，都需要各國集體的同意。
而如果無法建立這種通行機制，則各國只能繼續陷入之前的兩難，會出現非常複雜的多邊多向封關鎖國，基本會將全球人口流動凍結。
中國剛剛完成自己的防疫抗疫，抬頭髮現全球疫情爆發，這時就非常難受：既希望復工復產（國民脫口罩），又擔心境外輸入。為了防止境外輸入，只能最大程度的限制和管理來自境外的人口流動（國門戴口罩）。給國門戴口罩，實質影響基本上是凍結短期人口流動，對中國的跨境經濟及社會活動是有巨大負面影響的。
幾個月後，等歐美國家從疫情中艱難恢復過來時，可能會面臨和中國一樣的情景——這就是COVID-19的“第三階段”。
打破COVID-19導致的人口流動困局可能有三種辦法：
1） COVID-19在全球範圍內令人信服地消失。這要求各國既沒有本地傳播病例，也檢測不到來自第三國的輸入病例。就好像SARS一樣徹底消失了。這時連疫苗都不需要研發了。
2） 研發出一種在短短几分鐘內就可以出結果，且準確率接近100%的快速檢測手段，佈置在海關/邊境，一旦有病，立即驅逐。
3） 研發出一種安全、有效的COVID-19疫苗，社會大比例人口接種，實現群體免疫，這時就不再懼怕境外輸入。
否則，人口流動還將長時間被凍結。這是COVID-19最可怕的地方。它對全球人口流動及經濟社會互動的影響可能遠遠超出現在人們的想象。
基於這一點，筆者對全球中期的經濟前景持比較悲觀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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