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流播京津冀，始於金元。人們知道，標誌著我國戲曲黃金時代的元人雜劇，長期是以大都（即今北京）為中心的。但，早在十三世紀初期，京兆長安勾欄的秦聲雜劇世家紅字李二，就曾把秦聲雜劇帶入大都，並與當時著名的雜劇藝人劉耍和的女兒結婚。紅字李二在長安，是以演綠林雜劇出名的，一度唱紅長安勾欄，人稱紅字李二。他和當時另一著名作家馬致遠是好朋友。馬致遠曾於元初來陝西訪他，二人遍遊三輔勝地名山大川、古剎仙境，併合作雜劇《任風子》和《開壇闡教黃染夢》。除此，他本人還作有秦聲雜劇《病楊雄》、《板踏兒黑旋風》和《折擔兒武松打虎》。
秦腔劇照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十分重視戲曲，“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明李開先《張小山小令後序》）燕王朱棣的老師，就是明中葉著名戲劇家康海的高祖康汝楫，曾為燕王管理戲曲。永樂遷都於北京後，秦地民間戲班子，隨陝西在京師做官的人，經常出入京師。明官中教坊的主管人長期是陝西人，如宦官劉瑾在掌權前就充當教坊總管幾十年（見《陝西省通志·劉瑾傳》）。官中藝人也多為喜秦聲的陝西藝人，演出節目也術例外。陝西三原人毛亞《明官詞》所反映的正是這一事實。明末，隨著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李自成、張獻忠這些“酷嗜西調（按即秦腔）”的起義軍領袖，又把秦腔作為軍樂，傳遍大江南北。
《陝西省通志》
從陸次雲的《圓圓曲》可以知道李自成於一六四四年推翻朱明王朝後，把秦腔再次帶入北京。為了慶賀這一偉大勝利，曾演出多日。此後，康熙年間“秦優新聲”又到達北京，併為“京師所好”。李聲振寫於康熙三十五年到四十五年（1696-1706）的《百戲竹枝詞》，多次提到這個時期秦腔在北京演出的盛況。如《打盞兒》中說：“新聲一串玲瓏墜，磁器雙敲玉筋頭。西調何須誇擊甕，傾杯序裡即伊州。”這裡說的“新聲”即張漱石所說“秦優新聲”，也就是李自成帶入北京的“西調”。在《秦腔》中寫道：耳熟歌呼土語真，那須擊缶說先秦？烏烏若聽函關曙，認是雞鳴抱榛人。
《圓圓曲》
在自注中說：“秦腔，俗名梆子腔，以其擊木若析形者節歌也。聲嗚鳴然，猶其土音乎？”從他的記述，我們還可以看到秦腔在北京演出的年深日久，逐步形成不同風格的流派。如注重文辭的昆梆派，又叫“亂彈腔”，以樂器月琴見長的“月琴曲”派和繼承唐寬裳羽衣曲傳統的“霓裳派”，即“西調”。演出的班社很多，所以當地人叫“山陝班”。這個時期，雖然秦腔還被關在京城四門之外，不準在城內演出；但卻默默地以自己獨特的風格，特別是它自己“耳熱歌呼土語真”的強烈的生活氣息，影響著北京的劇壇。當然，那操縱京師經濟命脈的山陝人所辦的錢莊，無疑是它極為有利的群眾基礎，它擁有自己的基本觀眾。
《圓圓曲》
十八世紀中葉，秦腔表演藝術大師魏長生三次帶秦腔入京。他以自己精湛超絕的表演藝術，一度鬨動整個京師。致“使京腔舊本置之高閣，一時觀者如堵”，“六大班頓為之減色”，或無人過問，或至散去。他的演出“聲容真切”，描慕入微，“如火如茶，目不暇給，風氣一新”（小鐵笛道人《日下觀花記》自序）。人稱“今日梨園稱獨步，應將佳話續《虞初》”（吳太初《燕蘭小譜》卷五）。從《燕蘭小譜》、《日下看花記》、《長安看花記》、《聽春新詠》、《嘯亭雜錄》、《辛王類甲錄》、《燕臺鴻爪集》、《夢華瑣簿》、《都門竹枝詞》、《都門紀勝》、《百戲竹枝詞》和《燕京歲附錄》等書的記載看，魏長生和他的同伴陳銀官、申祥麟、劉朗玉、王湘雲等演出的秦腔，曾奪得劇壇盟主的地位。
《燕蘭小譜》
從此以秦腔為代表的花部地方戲，鬥倒了雅部，為中國戲曲史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為中國民間戲曲的發展打開了一個嶄新的、生動的局面。嘉慶以後，魏長生儘管離開了北京，但從此秦腔卻在北京紮下了根，陸續出現了一些專門演唱秦腔的班子：西部，與朝廷的徽班形成對峙局面。同光時的瑞勝和、慶勝和、義勝和、寶慶和等班，都是專演秦腔的。山陝秦腔藝人經常往來京師，有的被召入昇平署作供奉演出。出現了眾多的秦腔著名藝人。從而又在長期的秦腔和微調同臺演出的情況下（當時叫“兩下鍋”），逐步孕育了京戲，繁衍出以當地方音演唱的河北梆子（當時叫秦腔）。京劇音樂唱腔中的“西皮”，就是吸收了秦腔唱腔中成套的東西形成的。
秦腔劇照
它的演出劇目大多源於秦腔傳統劇目，如《打漁殺家》是由秦腔《慶頂珠》移植過去的；《秦香蓮》則是由秦腔《香聯串》（又名《側美案》）改編而成。在鼓板音樂與舞蹈表演動作巧妙結合上，則全部沿用秦腔程式。至於化妝、臉譜等，更源於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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