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佛學院之父”
執掌“閩院”
南普陀寺是閩南一大佛剎，會泉法師為首任方丈。一九二五年開辦閩院，首任院長為常惺法師。其學制深受武院影響，與太虛主持的武院因緣很深，而會泉與常惺都是太虛的至交故友。
一九二七年，會泉法師三年方丈任期屆滿，由常惺法師推薦，公推太虛出任南普陀寺住持兼閩南佛學院院長。四月二十九日，於南普陀寺行住持進院禮，並出任閩南佛學院院長。
太虛提出“新僧建設”主張，表達了其主持閩院後的新主張。一九二八年二月，太虛因將弘法歐美，命大醒、芝峰先後去閩南佛學院，主持學務。經過一番努力，太虛在武昌佛學院未竟的佛教教育理念，在閩院得以發揚光大，閩院遂成為太虛實施僧才教育的中心，也成為當時青年僧人嚮往的熱土。
一九二九年底，太虛遊化歐美回國後，年底抵廈門南普陀寺，開始著手對閩院的改造工作。他在閩院研究部分設法相唯識系、法性般若系、小乘俱舍系、中國佛學系和融通應用系，由研究員選擇修習，又把閩院列為世界佛學苑華日文系，改漳州南山佛化學校為閩院分院，設赴錫蘭留學團，以作為將來建立世界佛學苑巴利文系的準備。
太虛佛教辦學理念的日益明確及漸次推行，閩院呈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辦學氣象，從而吸引了大批青年學僧，人數一度增至九十多名，來自全國十多個省。太虛主持閩院後，僧寺與佛學院合為一體，既保存了佛教叢林的修學特質，從而區別於日本佛教教育，又迎合時代學術思潮的變遷，參與社會文化的建設與對話，閩院可以說是太虛全面改進佛教的最為重要的大本營之一。
創建“世苑”
一九二八年，太虛在歐美弘化期間，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世界佛學院建設計劃”，明確提出了學院的辦學宗旨是“昌明佛學，陶鑄文化，增進人生之福德，達成世界之安樂。”
一九二九年太虛返國後，更加關注世界佛學院及中國佛學會的建設，先將“世界佛學院”改稱“世界佛學苑”（簡稱“世苑”），並明確指出，“世苑”即為“重建世界佛法而設立”，必須打破地域、時代、民族文字的種種界限，如百川納海，貫通融徹，實現共同一味的普世佛法，併為世界人類所共同尊信。
一九二九年九月，太虛乘大貞輪，抵一別四年的漢口，駐錫佛教會，講《甚麼是佛學》，以教、理、行、果統攝佛學，為太虛西遊歸來所組成“世苑”的體系，正是太虛籌建“世苑”的體制架構和佛法體系。
與此同時，太虛一步步設法完成了“世苑”的組織建制。具體分四步走：
第一步，先設圖書館，招集研究員；
第二步，收集各種文字的經論典籍，進行整理翻譯；
第三步，進行總苑建設，辦好總苑，然後推及全國乃至世界；
第四步，在修持有得的基礎上，實現佛教救世救人，普及佛法，改善人心，實現世界大同，創造人間淨土。
為籌建“世苑”，設南洋通訊處於新加坡中華佛教會，設中國通訊處於南京中國佛學會。
一九三〇年九月，北平世界佛學苑（華英文系）柏林教理院成立，又把設於閩院的“錫蘭留學團”移至北平柏林寺。然後又把設於武院的世佛苑遷於柏林寺，這便是世界佛化教育的另一分支。一九三二年八月，設址於原武院的世苑圖書館正式成立，後因經費困難而陷於停頓，太虛便轉向以籌建漢藏教理院為中心。
自一九二二年創辦武院、一九二八年出任閩院院長、一九二九年創建世苑及柏林教理院，到一九三二年創辦漢藏教理院，太虛主導下的佛教教育，以佛化世界為目標，成為其推進佛化運動的重要構成內容。
相對於他的佛教組織建設上的每每受挫，其在佛化教育事業的展開上，倒是取得了豐碩成果，並在佛教與時代、佛教與政治的夾縫中開闢了現代中國式佛教教育的通道，為後來者起到了引領開創的巨大作用，後世稱其為“佛學院之父”，自是當之無愧。
縉雲寺——世界佛學院漢藏教理院舊址局部（重慶市北碚區博物館提供）
五、弘法歐洲第一人
民國十七年(1928)夏，上海的天氣特別炎熱。八月十一日，一艘名“安特雷朋”號的遠洋海輪，緩緩馳離上海，開始了它遠赴歐美的越洋之旅，船上就有太虛和隨行的譯者鄭太樸、趙壽人等人。此次離滬西遊，是太虛籌備已久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弘法活動。自民國十四年（1925）以來籌備遊化歐美的計劃，至此才得以真正實現。
太虛一行經香港抵西貢，過星洲抵錫蘭，穿過歐亞大陸的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經過三十三天的海上航行，終於九月十四日晨，抵達法國馬賽港，隨後乘車抵首都巴黎。之後，先後遊歷了法國、英國、比利時、德國、美國等歐美國家，特別是法國和德國，更是太虛遊訪的重點。
太虛每到一地，各種講演、參觀、訪談活動，馬不停蹄，非常忙碌，見識了許多，收穫了許多。作為中國僧人弘法歐洲的第一人，太虛此次出國遊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求學歐美，而是志在以弘法歐美為嘗試，籌建世界佛教聯合組織，此舉在中國佛教史上確實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影響深遠，且對太虛自身來說也是一次全新的體驗，無疑是他致力於世界佛教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太虛遊化歐美，最大的收穫是發起籌建“世界佛學苑”。到法國後，太虛召集巴黎友人，於東方博物院，商世界佛學苑事，商定設通訊處於巴黎東方博物院，太虛先付五千法郎作為籌備費。在英國，太虛赴倫敦佛教會，講《佛學聯合研究之必要》，商定由會長亨佛利士，任聯絡英國佛學界，籌設世界佛學苑倫敦籌備處。在德國，太虛與德國佛朗府大學中國學院衛禮賢院長商決，以中國學院為世苑之德國通訊處。
至一九二九年一月太虛離開德國前，各國徵求“世界佛學苑”發起者，已達六十多人。回到巴黎後，法國外交部派代表致歡迎辭，稱法國政府同意巴黎市政廳捐地作為籌建世界佛學苑的苑址，法國方面答應出任“世界佛學苑”的發起者更達三百餘人。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三日，太虛乘亞美利加號赴美。經十天航行，抵達紐約。太虛在美國期間，先後前往華盛頓、芝加哥、舊金山、檀香山等地，參觀了紐約宗教學院、美國國會圖書館、白宮，並在耶魯大學、摩訶菩提會紐約分會、哥倫比亞大學、西北大學等處演講，與各地的基督教、天主教團體組織進行座談。
三月十三日，趙之遠陪太虛訪芝加哥費爾特博物院長羅特，商決設立世苑美國通訊處於該院。四月五日啟程返國，途徑檀香山，作短暫停留後，於四月十三日登輪而別，結束了二十個月的漫長遊化，並於二十九日抵達上海。受到了滬上緇素的盛大歡迎。
美國芝加哥籌備萬國展覽會主任訪太虛大師
六、從“新佛教領袖”與“抗日華僧”領袖
“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入東三省。從這個時候開始，國難日深，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身處佛門的太虛，沒有置身事外，相反，卻表現出強烈的愛國情懷，接連發表言詞激烈的文章，振臂高呼，呼籲和平，反對戰爭，抗戰弘法的愛國和尚，就這樣旗幟鮮明地寫在了那一段艱難曲折的抗戰史上。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太虛先後八次致電日本佛教界，呼呼佛教徒共同攜手遏止民族災難，但收效甚微。
這些舉動，表明了中國佛教徒愛護和平的信念，作為“新佛教領袖”的太虛，又多了一個“抗日華僧”的身份。太虛的大聲疾呼，卻不能阻止國難的一日深似一日，他知道不能寄希望於人數達三千萬的日本佛教信眾，在佛法的無我慈悲與佛教徒的民族感情之間，太虛的不二選擇，是義無反顧地走上抗戰救國 、共赴國難的弘法之路。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事變爆發後，太虛即離開上海，前往武漢，後入川弘法。身為佛教徒的他，本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無畏精神，在國家存亡之時，毅然擔負起以佛法救國救世的重任。太虛皈依弟子普仁等建議以太虛為領袖，組建“佛教青年護國團”。
太虛深表支持，並通電全國佛教青年組建護國團，提出既可從軍抗暴，亦可助捐舉辦救護隊、治療隊、慰禱隊、宣傳隊、輸送隊、掩埋隊，及收容難民、教養災童、建設農工、振興生產的經費。
太虛發表《勸全國佛教青年組護國團》，號召組建“佛教青年護國團”，其宗旨是“根據佛教護國原理，團結全國佛教青年，實行護國的工作”，並具體提出了崇儉、尚勤、立誠、為公的“八字誓約”。
為了組織抗戰，全國佛教正信會成立“抗戰救護隊”。漢藏教理院學僧組織了“防護訓練隊”，一九三七年冬，太虛在漢藏教理院防護訓練隊成立時發表《復興佛教僧侶應受軍訓》的講話，提出佛法雖以佛菩薩智悲雙運為根本，但也有“執金剛”的威猛形象，“執金剛”就是佛菩薩武裝起來的一種變相。
他希望學僧效法漢地佛教頭陀的吃苦耐勞與藏密佛教金剛勇力的勤勇精進，作為復興保國佛教的精神，去實現護教救世、護國救人的方便工作，把護國與護法、救國與救世結合起來。
在重慶重建抗戰後方的佛教組織後，太虛又冒著生命危險赴滇黔弘法。在昆明，與安定等人改組雲南省佛教會，太虛當選為改組後的雲南省佛教會首任理事長，恢復雲南佛學院，太虛出任院長，雲南又成為太虛弘法抗戰的另一個重要基地。
在政府的核準下，一九四一年五月，成立了“滇邊特區佛教會”，這是太虛為抗戰而成立的一個佛教組織。這時期，太虛以佛教抗戰為弘化重點，呼籲佛教佈施用於勞軍，特別號召清貧苦修的僧尼同樣以民族大業為重，少吃一碗飯，少嚼一莖菜，不能失去中國佛教徒競修佈施功德的最好機會，為抗戰略盡綿薄之力，以示中國佛教徒的愛國熱誠。
從一九三九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的抗戰進入最艱難的全面相持階段，日本軍閥政客利用佛教進行反宣傳，誣衊中國摧殘佛教，誤導東南亞國家。當時作為中國唯一的國際通道滇湎公路，對於中國的抗戰意義重大。
而緬甸是一個崇信佛教的國家，由於聽信了日本方面的蠱惑宣傳，對中國的抗戰持有偏見。國內有識之士提出組織佛教團體出訪東南亞國家，全面宣傳中國抗戰政策，爭取其同情與支持，太虛成為率團出訪的不二人選。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太虛率佛教訪問團出發，遊訪了緬甸、印度、錫蘭、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等國，歷時五個多月，把佛教作為加強文化交流、聯絡民族感情、增進相互瞭解的外交手段與途徑，取得東南亞佛教國家對中國抗戰的理解、同情與支持。
一九四〇年五月，太虛飛返重慶，受到五十多個民間團體的聯合歡迎，盛讚其出訪所取得的成績。此次出訪的巨大成功，也更加鞏固了太虛在中國佛教界的領袖地位。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中國的八年抗戰終於結束。太虛作《告世界佛教徒》，主張全世界佛教徒聯合起來，共同發揚佛教，為世界永久和平作貢獻。
九月，太虛推法尊任漢藏教理院院長，專事職守，他自己即離開八年來常住之縉雲山，先後到重慶、漢口、南京等地，最後回到上海，就戰後佛教重建，不遺餘力，殫精竭慮。
七、“脫然瀟灑出凡塵”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日，太虛偕芝峰等去奉華溪口，回到闊別十年的雪竇寺。時雪竇寺住持職，太虛已於前一年夏季交與大醒。太虛在寺中逗留三宿，有不勝廢興之感，作《重歸雪竇》詩云：“妙高欣已舊觀復，飛雪依然寒色侵。寺破亭空古碑在，十年陳夢劫灰尋！”頗有悵惘之感。
隨後，太虛又遊歷了早年參學的天童寺、育王寺諸剎，並與芝峰度舊年於阿育王寺。二月二日（丁酉元旦），太虛於延慶寺開講《菩薩學處》，共講三日，此為太虛最後一次登臺說法，《菩薩學處》無疑是太虛重建中國佛教的絕唱。
二月六日，太虛至慈溪普濟寺，留甬期間，特地禮謁師祖奘年老和尚，並解下常佩的玉玦，親為奘老懸於胸前，以為紀念，似有訣別之兆。又作《奉奘老》詩曰：“吃虧自己便宜人，矍鑠精神七四身。勤樸一生禪誦力，脫然瀟灑出凡塵！”此為太虛最後之詩作，也可視作太虛一生的自我寫照。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太虛得知弟子福善病訊，於寒雪中自甬至滬，駐錫玉佛寺直指軒。太虛親為看護，但天意難違，三天後，福善不治去世，年僅三十一歲。太虛對福善所視甚高，不料竟遽然而折，不禁悲從心生，作《慟福善》。太虛不獨惜其人，且為上海佛教之開展惜也。
三月五日，太虛於上海玉佛寺主持召開中國佛教整委會第七次常務會議，為抗戰勝利後的第一次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作準備。時整理大致就緒，議決於五月二十七日起，召開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只可惜，未及開會，太虛便匆匆離世，徒留未竟之事業於後來者。天意如此，如之奈何！
三月十二日那天，太虛為玉佛寺退居、福善之師震華封龕，書“封龕法語”，略謂：“為震華法師封龕太虛老人‘諸法剎那生，諸法剎那滅，剎那生滅中，無生亦無滅。’……卅六年三月十二日在玉佛寺般若丈室。”太虛說法且竟，忽中風舊疾復發。
京滬杭甬間弟子，聞訊來集，多方醫護，而太虛殆以化緣周畢，竟於三月十七日下午一時一刻，圓寂於玉佛寺直指軒，享年五十九歲，僧臘四十四秋。
一九四九年一月，浙江奉化雪竇山太虛舍利塔修建初成，雪竇寺住持大醒奉大師靈骨入塔。武漢、廈門、重慶、西安、開封、香港、泰國等地也分請舍利建塔，以供世人瞻禮。而太虛的法身舍利，即《太虛大師全書》，也經過印順、續明等弟子的戮力合作，自一九四八年七月起陸續在上海、香港印行。
“實行大乘佛法，建設人間淨土。”哲僧其萎，一代高僧太虛大師一生倡導的“人生佛教”思想，光照千秋，利益後世，綿延不絕。
太虛大師與各國友好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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