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抗擊傳染病的合作並不是全球主義的幻想。過去已證明它非常有效。 當2002年末SARS襲擊全球時，布什政府在中國的應對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在世界衛生組織的主持下，亞特蘭大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派出了40名專家-協助中國抗擊非典。這項努力“結果非常成功”。SARS基本上被控制在亞洲。只有27名美國人被感染。沒有人死亡。這些努力挽救了美國人和中國人的生命。2009年爆發了一種新的H1N1病毒時，“美國和中國的衛生當局共享了信息和技術，以促進國家對H1N1的傳播進行監測並開發疫苗。” 四年後，當H7N9病毒出現時，“ 中美疾控中心通過共享流行病學數據並進行聯合研究在整個過程中進行了合作。” 當中國研究人員研發出一種疫苗時，他們迅速與美國同事分享了這種疫苗，後者在美國生產了一種疫苗。
在奧巴馬擔任第二任期時，美國和中國正在將這種公共衛生合作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2014年埃博拉疫情襲擊西非時，美國和中國人員在塞拉利昂中國建造的實驗室裡一起工作，中國派遣許多抗擊埃博拉病毒的衛生專家，這些共同的努力再次挽救了生命。從2014年到2016年，西非有2.8萬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遠低於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疫情爆發前所預測的140萬人。2014年8月，有40％的美國人告訴民意測驗人員，他們預計美國的埃博拉病毒將“大規模爆發”。最終，只有一個美國人死亡。奧巴馬在2016年最後一次訪華時，兩國政府同意共同資助非洲聯盟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總部，以使非洲大陸能夠更好地抗擊傳染病。
特朗普政府現在正試圖阻止與中國的合作。《華盛頓郵 報》報道稱，特朗普政府正在“大幅縮減”奧巴馬在埃博拉危機後發起的全球“防疫活動”。今年，就在冠狀病毒爆發肆虐之際，特朗普提議將美國對世衛組織的資助削減一半。自特朗普上任以來，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國立衛生研究院都減少了在中國的人員。特朗普政府內部的情緒是：“如果與中國科學家進行合作研究，就會幫助中國建立自己的能力，這對美國不利，因為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
在與北京斷絕公共衛生夥伴關係後，美國沒有為大流行做好準備。現在，COVID-19席捲了整個美國，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合作仍然至關重要。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衛生安全中心主任湯姆·英格斯說：“很難低估中美關係在解決這一問題中的重要性。” 英格萊斯比說，由於中國已經控制了該病毒，“我們需要向他們學習中國在抗疫方面做了什麼？我們不能也不應做他們在行動限制和強制行動方面所做的事情，但是瞭解我們可以模仿的他們所做的事情非常重要。
在意大利，中國醫生正是這樣做的。由於其龐大的生產能力不再需要專門針對自己的病人，因此中國也正在向歐洲發送大量防護設備。當COVID-19襲擊美國時，政府令人毛骨悚然地取消了其中一些關稅。但是，許多來自中國的重要醫療產品仍需繳納關稅。另外，即使是已暫停徵收的關稅也將重返市場，從而使美國成為一個不可靠的市場。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 對中國醫療供應商造成了不正當的誘因，使美國客戶成為他們的最後選擇。”美國醫生和護士現在需要口罩，護目鏡，手套，禮服和溫度計。特朗普的關稅已經使這些供應更難採購，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應該提高其生產重要醫療用品的能力。但是，使美國人保持健康不再依賴於中國產品和知識的艱難脫鉤是危險的幻想。美國已經生產的許多藥品都依賴中國原料。
COVID-19用野蠻的力量澄清了兩個與特朗普的世界觀直接相反的現實。首先，在一個相互聯繫的世界中，加強全球合作通常比維護國家主權更好地保護了普通人的安全。美中關係中的某些因素確實是零和。當中國設防南中國海的島嶼時，它的區域力量就增強了。美國的失敗了。暴露出的第二個現實是，
當今全球化世界中知識與力量之間的平衡已經改變。2003年SARS爆發時，美國是中國的家教。現在，美國的醫生和科學家們迫切希望瞭解中國同行如何在武漢打敗冠狀病毒。如果說美國的工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民主武器庫，那麼越來越清楚的是，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中國的工廠將成為全球公共衛生的武器庫。這種轉變將對任何美國總統構成打擊。但這對以白人至上公開調情的總統尤其構成威脅。在美國最需要中國的那一刻，白宮成為反華偏執狂的噴泉並非偶然。這場災難的教訓不僅在於美國必須與中國進行更深入的合作。同樣，與以往相比，美國將沒有能力決定開展合作的條件。特朗普越反抗中國，就會有更多的美國人死亡。
閱讀更多 自媒體阿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