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古話，“舉賢不避親”，也就是我國古代就知道唯才是舉、才盡其用，但現實情況是這句話有可能成為大搞裙帶關係的遮醜布，往往腐敗問題是“撥出蘿蔔帶出泥“。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的研究均對於政府內非正式人際關係的作用持消極的觀點，大多認為這些私人網絡關係將會因為滋生腐敗而降低政府實現公共功能的能力（Rose-Ackerman 1999）、扭曲政治動機（Geddes 1994）和顛覆正式的問責機制（Stokes 2005）等，Goldsmith 1999; Ilkhamov 2007; Zon 2001等人看來，以東亞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為例，泰國、印尼等國裙帶資本主義是這些國家經濟落後的原因之一。
是否一定要否定提拔親信的正面作用，有個有趣的實證結果對此的回答是“No”。最近，香港中文大學蔣俊彥教授另闢蹊徑，撰文對中國當代科層制進行了深入研究，在政治學頂級期刊AJPS期刊上發表《使科層制運轉起來：中國的非正式關係、績效激勵和經濟發展》。此文不禁讓人想起經典著作帕特南的《使民主運轉起來》和王亞南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提拔親信的正面作用有三個。一是中國正式的幹部晉升制度並沒有把經濟增長和晉升直接聯繫起來，除了經濟增長外，其他德能勤績四個指導性晉升條件同樣重要。上級一把手對提拔下級官員具有較高的自由裁量權，不能排除在忠誠和績效兩者權衡中，經濟增長績效對晉升還產生了相反的作用，高績效的地方官員可能對上級官員產生潛在的競爭威脅，高績效者未必會被提拔。這時候，對於下級官員而言，高績效就不是晉升的可信承諾，他們發展經濟的激勵也不會那麼高了。然而，與上級密切的私人關係可以很好地化解這一“委託-代理”問題。
二是私人關係可以保護下級官員發展績效的積極性。一方面上級官員可以很放心地根據下屬績效提拔下屬，和上級有私人關係的下級政府官員更有激勵發展地方經濟。另一方面，為了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地方官員需要繞開一些體制內的約束和限制，觸犯一些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可能引發社會矛盾，從而面臨政治風險。好的私人關係會使得上級領導保護下級官員發展經濟的激勵性，力挺下級政府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
三是私人關係給下級官員產生更多發展壓力。在上下級績效共同體中，地方經濟增長同樣是上級領導的主要政績。上級領導也會要求下級官員大力發展經濟，對於和上級領導有私交的下級官員，他們出於回報老領導信任和表現忠誠的考慮，也會更加努力的發展經濟。當上級領導提出一項發展規劃或政策方案時，有私人關係的地方下屬官員通常就努力成為最積極的踐行者。地方下屬官員如果把上級政策方針執行好，就會向老領導表明自己不僅有能力而且很忠誠。
利用2000年到2011年間除西藏和直轄市之外的地級市GDP增長率和特定行業的GDP增長率數據、鐵路貨運、電力消耗和基於衛星的夜間亮度等驗證數據，作者將地市主官與省委書記的關係作為最重要的自變量，當地經濟增長為因變量進行面板迴歸。其中這個關係變量是某某是從某某擔任省委書記的省份第一次晉升為該市市委書記或市長的，衡量私人關係。省-市領導的私人關係在省委書記任職期間相對穩定，但是當省委書記更換時，就會發生很大的波動。
一是與在任省委書記的私人關係顯著提高了地級市的經濟增長率，有政治關聯的地級市GDP增幅要比沒有政治關聯的地級市高0.38%，相當於多創造約700億元的總產值。在三大產業中，政治關聯對製造業產值增長的影響最為明顯。如果省委書記與中央有關係，這種激勵更為明顯。
二是私人關係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隨著時間而慢慢衰竭，一般持續的頂峰為半個任期，約3年左右。在產生私人關係前4年，關聯城市和非關聯城市的經濟增長率沒有顯著差異，在私人關係消除後的三年裡，關聯城市和非關聯城市經濟增長率差異迅速消失。
三是良好的私人關係也有利於上級給下級各種資源傾斜。上級往往會在轉移支付、銀行貸款、土地配額、國家和省級開發區等政策加以傾斜，其中轉移支付的力度明顯。
四是人走茶涼也是較為明顯。隨著省委書記年齡的提高，經濟增長的影響顯著降低，當省委書記年齡超過55週歲，私人關係對經濟績效的影響變得不顯著了。腐敗省委書記則顯著削弱了地級市經濟增長的正向影響。
總之，在中國這個人情社會，隱性的委託-代理問題非常嚴重，“奴才文化”根深蒂固，有才並一定有位，這對當前的治理和經濟增長提供一個另外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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