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馬蒂亞斯·哈斯所作的《 REGNI SINAE vel SINAE PROPRIAE Mappa et Descriptio Geographica》
四：此地圖現存的中外版本及價格：
在大致瞭解了默克爾總理以國禮相贈的這幅1735年“中國地圖”之來龍去脈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在西方成熟的古舊地圖收藏及拍賣網站上，包括著名的佳士得拍賣行在內，都經常會有本文所述的哈斯版本或者唐維爾版本的印製地圖進入市場流通，根據年代及品相不同，估價或成交價也從幾百英鎊到幾千美金不等，最近的一幅唐維爾版本在佳士得2019年6月9號的“超越地平線”拍賣主題專場中的估價為二千~三千英鎊。
最近的一幅唐維爾版本 佳士得拍賣行 2019年6月拍品 估價2-3千英鎊
而中文版本的《皇輿全覽圖》則相當少見，據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馮寶琳先生在《康熙的測繪考略》一文中記述，因《皇輿全覽圖》的測繪成圖的時間不一，版本也不是僅有一種，但，她個人歷年所見也不過五個版本：1.八排四十一葉（幀）的銅板印刷，僅見過少許殘葉和金梁石印本（該銅板為民國期間金梁在瀋陽故宮所發現，共47塊，6塊空白，實41塊）；2.木刻三十二葉版本，僅見過德國人的影印本；3.彩繪紙本的，共十六塊合成一幅，但圖中無經緯線，關內地名注漢字，關外及邊遠地區用滿文註記。現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4.故宮博物院藏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內府刻本，木刻墨印設色，不注比例，板框210cm×226cm， 整幅不分葉（幀）；5.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六十年（1721年）內府刻本，木刻墨印設色，不注比例，板框212cm×340cm，整幅不分葉（幀）。此圖比上一圖幅面更為廣大，對西藏及蒙古極西地方繪製甚詳細。
皇輿全覽圖 瀋陽故宮銅板 牌號方式
兩件故宮館藏均為稀有罕見的善本地圖。
至於從此圖中分省、分府小葉本派生出來的各版本多幅小圖，在此未予考據。
五：外文版本地圖中的各種缺陷、謬誤及可能的原因：
雖然此圖中外版本眾多，區域及篇幅略有出入，但其核心內容都來自康熙帝組織實施的那次全國地理測繪及成品《皇輿全覽圖》。以默克爾相贈的那副地圖為例比對，大清官方版本的均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比例尺為地球經線一度合200裡（以工部營造尺1尺= 0.317米為標準尺和計算單位。以營造尺18丈為1繩，10繩為1裡，1度即地表200裡）。哈斯的版本中已恢復到歐洲起算的本初子午線，比例尺也按不同國家度量衡的不同分別標註在了地圖的左下角，地圖的左下角甚至有一些漢滿蒙發音的對比，例如漢語湖標為“HOU”對應蒙語“NOR”等。在地圖的西北方向，有一個標註為Koko Nor的湖泊，蒙古語音譯稱“庫庫諾爾”，意思是“青色的湖”，那正是我們今日的“青海湖”。
在地圖西北方有一個標註為Koko Nor的湖泊，蒙古語音譯稱“庫庫諾爾”，意思是“青色的湖”，那正是青海湖
但細看之下，稍有地理歷史常識的人，又都會對哈斯的那版“中國地圖”生出許多的疑問來。核心的疑問主要有兩點：
1.《皇輿全覽圖》，幅員遼闊，東北至庫頁島島，東南至臺灣，西至阿克蘇以西葉勒肯城，北至白爾鄂博，南至崖州。縱使當時受到邊疆測繪條件的限制、以及部分地區仍在用兵的影響，邊疆部分地區地理信息有空白，但東北、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輪廓猶在，唐維爾的原始地圖中也遵循了《皇輿全覽圖》的輪廓。但，為什麼在哈斯的這版“中國地圖”裡，中國西北、西南及長城以北地區等的許多區域在此圖中不見了蹤影呢？
2.從哈斯版的地圖中可見湖廣省（HOUQUANG）、廣東省（QUANGTONG）、山東省（CHANTON）、山西省（CHANSI）、陝西省（CHENSI），北直隸省（PETCHELI），江南省（KIANGNAN）等十五個省，然而，這基本是大明晚期的行政區劃，清朝康熙年間，早就變更為“漢地十八省”*。《皇輿全覽圖》從勘測、繪製到出版，都在大清康熙年間，即十八世紀早期，但，為什麼哈斯版“中國地圖”的省份勾畫中，依然沿用了一個多世紀之前的明朝舊制呢？
*康熙二年（1663年）分陝西省為二 ，東部仍為陝西省 ，西部為鞏昌省，康熙五年改稱甘肅省；康熙三年（1664年）分湖廣省為二，北部為湖北省、南部為湖南省；康熙六年（1667年）分江南省西半為安徽省；北直隸省，明朝稱謂，清初改稱直隸省。
關於上述這兩個疑問，部分學者將此歸因為“測繪過程中重視內地各省，邊疆地區資料缺乏，……，對邊疆地區地圖的不夠重視，標註方法不統一，有內地省份用漢字標註、東北與蒙藏地區用滿文標註的缺陷”等原因。可是，史料記載，當測繪工程開始繪圖時，康熙帝就要求用滿文標註韃靼地區，用漢字標註漢語地名。因為很難用漢字來標註韃靼地區的地名，漢語很難表達有的滿語或蒙古語的發音，而且這些地名譯成漢字後，還會失去原來的意思，變得難以理解。而滿文卻便於轉譯蒙語地名，乾隆皇帝也曾談到這點，“且國語(指滿文)切音，實能盡各部轉韻曲折之妙”。所以，這種結論未免過於簡單武斷，也“辜負了”康熙爺耗時幾十載測繪山河的雄才偉略。
也有學者指出，哈斯的中國地圖只有內地十五省的原因，要“歸咎”於另一位來華耶穌會教士衛匡國（原名馬爾蒂尼 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年，天主教耶穌會意大利傳教士，漢學家，逝於中國杭州）。他於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國新圖志》，完整繪製了明代十五省的地理狀況，還包括了日本地圖一幅。衛匡國的地圖集問世後就一直是歐洲認識中國地理狀況的權威參考書，所以，哈斯的中國地圖雖然在測繪數據上使用了當時最新的康熙《皇輿全覽圖》，但對於“中國”這個概念，仍然還停留在衛匡國的十五省，而把蒙古稱為中國韃靼，對於中國朝代的更替信息混沌不清。——這種說法也頗有些生硬牽強。
《中國新圖志》的封面 1655年 阿姆斯特丹出版 衛匡國（即Martino Martini）Novus Atlas Sinensis，1655年
其實，關於上述兩個問題，“中國歷史內參”在《康熙與西方對中國歷史疆域認知的成見》一文中的解讀，或許最貼近歷史的真相。
該文指出，杜赫德的那本《中國通史》，在第一卷書一開始就同時出現了“中華帝國(Empire of China)”和“中國(Kingdom of China)”的概念，作者如此安排，反映出作者已經刻意認識到“中華帝國”有別於“中國”。
文中對“中國”的介紹，大致由前述長城以南的十五省組成，基本是明代的疆域。接下來的小節討論的是把中國和韃靼地區區別開來的長城，緊隨其後的是西部的西藏、青海、蒙古、西南的倮倮和苗族的介紹。在書中第四卷又專門討論韃靼、蒙古和西藏等地區的情況，而且他還明確了“中華帝國”的範圍是，除了前述十五個省以及第一卷書中談到的地區之外，還包括長城以外臣屬於滿人的韃靼地區。因此，從那本《中國通史》的記述中推斷，當杜赫德作書，唐維爾作圖時，他們已經認識到：清朝（中華帝國）的疆域不只是明朝統治（中國）的版圖，而是包括了韃靼即蒙古、東北、青海、西藏、哈密等地以及西南少數民族地區。
Confucius_Humblot 杜赫德描繪的孔夫子形象
然而，當歐洲各國在拷貝他們的著作時，或只翻印書或只翻印圖，很少兩者皆備，而且他們很少有人注意到書中“中華帝國”與“中國”指示範圍的差別， 加上唐維爾的插圖包括了一幅只表示長城以南、卻被標註為“中國總圖”的地圖，造成此後一百多年的時間裡，歐洲各地在翻印此圖時，都沿用了這種繪製方法，即始終用書中的“中國”——即明朝的疆域——來表示他們想象中的中國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或許我們多一些平常心和科學心，就可以理解對於遙遠的歐洲人來說，那時的“中華帝國”或者“中國”不過是某個地理概念不同的內涵與外延而已。央視紀錄片《絲綢之路》中，記載了另一位葡萄牙耶穌會教士鄂本篤，欲探尋經亞洲中部通往北京的陸道，他於1602年（明萬曆三十年）自印度啟程，經中亞，越帕米爾高原，歷時三年，才於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到達肅州附近時（今嘉峪關市轄區內），後即病死於此。其殘存之行記最終輾轉到利瑪竇手中整理轉述。
葡萄牙發行的紀念“鄂本篤”的郵票
在那個沒有現代交通、沒有現代通訊技術的年代裡，無論是海路還是陸路，無論是東方、還是美洲新世界，一趟探索與發現的艱苦卓絕的旅程，常常要耗費短暫人生中的漫長光陰，就像上述那些傳教士一樣，許多人出發以後就再也沒有回到自己的故鄉，而那些他們發現與探索的地理信息，常常也要經過漫長的傳遞、比對、理解的過程，才能最終轉化成地圖上一個個點點滴滴的座標。
六：地圖中的那個時代。
此地圖製作的十八世紀初期，彼時的德國，還處在神聖羅馬帝國的時代，雖然德國課本將其稱為“德意志第一帝國”，但是離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在1871年打造出現代意義上的德意志，還有一個多世紀的漫長路途要走，正如我們在之前篇章中介紹過的一樣：雖然現代意義上的統一的意大利王國直到1861年才出現，但我們已經習慣了將伽利略、達芬奇等稱為意大利人，這也是我們在文中所述，此地圖的製作者、發行者哈斯等人可以稱為是“德國人”的原因。十八世紀上中葉，在經歷了波蘭王位繼承戰爭、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和七年戰爭等內戰，整個神聖羅馬帝國形成三百多個獨立的大小邦國，神聖羅馬皇帝徒有其名，甚至連德意志邦國的盟主都稱不上，彷彿如中國歷史上兩千年前的周天子，諸侯爭霸，平王東遷以後，“天下共主”已徒具虛名，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也早已沒有控制德意志諸侯的力量，那是德國大一統之前列國紛爭與激盪的年代。
同時代的法國，正處在“太陽王”路易十四的治下，那是歐洲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比康熙大帝的61年還要再多11年，輝煌的凡爾賽宮就建成在他的時代。在他執政期間，法國發動了三次重大的戰爭，沒落了西班牙、衰落了荷蘭，他強固法國海防、擴大法國疆域，使法國成為歐洲強國。對於地理科學及地圖製作出版行業來說，在路易十四的時代已經從荷蘭逐步轉移到了法國。如果說康熙皇帝對科學有著極度的熱愛，那與康熙同時代、同樣對科學痴迷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對遠東地理知識的渴求，以及法國傳教士肩負在中國傳教和收集中國地理信息的雙重任務等因素，加上法國當時引領了世界的製圖技術等，這些偶然又必然的因素，共同促成了三百年前《皇輿全覽圖》的繪製，那是那個年代史無前例的跨國界的科學合作，也是地圖科學史上的一件幸事。
康乾盛世時期中國版圖 1832年 巴黎出版發行 作者Lapie Alexandre Emile
同時代，康熙大帝治下的大清王朝，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1683年臺灣納入版圖；1689年驅逐沙俄對黑龍江流域的侵略，訂立中俄《尼布楚條約》；1697年擊潰準噶爾的噶爾丹，阿爾泰山以東盡入清版圖，喀爾喀蒙古還牧故地；1720年清兵入藏擊退準噶爾部，西藏入版圖……。後期，清朝政府以《皇輿全覽圖》為基礎，對新疆、西藏等地進行測繪，並繪製而成《雍正十排圖》及《乾隆十三排圖》，形成清廷三大實測地圖。同時，這一時期的中外貿易頻繁，開放力度空前。康熙帝在“多倫會盟”之後，廢棄了中國北方兩千多年的長城。在1684年，康熙宣佈廢除“禁海”令，“開海政策”允許邊民從事海外貿易。對於“開海”一事，史籍有云：“今海外平定，臺灣、澎湖設立官兵駐紮， 直隸、山東、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各省，先定海禁處分之例，應盡停止。”中國與歐洲、美洲、亞洲地區均有了更廣泛、更直接的貿易接觸。彼時的中國，國力雄厚、版圖遼闊、穩定發展、開放開明，正在步入被西方稱之為“High Qing”的“康乾盛世”。
（完）
榮耀艦隊 / 橙湖工作室 作品
閱讀更多 橙湖工作室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