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大師法相
[太虛簡介]
太虛（1889－1947），近代著名高僧，浙江崇德（今桐鄉）人，法名唯心，字太虛，號昧庵，俗姓呂，乳名淦森，學名沛林，十六歲出家，他一生致力於佛教改革，是中國近代佛教復興運動的倡導者、佛教領袖，他提出的“教理革命、教製革命、教產革命”口號，倡導面向大眾、積極務實、入世趨時的“人間佛教”，對近代世界佛教思想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
一、少年出家
清光緒三十年（1904）四月初，江南大地春光明媚，生機盎然。十六歲的少年淦森，決意要到普陀山去出家，他懷揣著在雜貨店做學徒時積攢下的七八塊大洋，獨自一人，悄悄離開海寧長安鎮，走上了漫漫的出家之路。從長安鎮到定海普陀山，先要到石門縣城（今桐鄉市崇福鎮）乘船到嘉興，然後再從上海搭海輪。
這是一個晴朗的午後，淦森穿戴整齊，沿著鄉間塘路匆匆行走，路旁柔桑初發，春意漸濃，東風又綠江南，風光無限，可他幾乎沒有留意春到江南的一番好景，只是一心趕路，走了大半天才到達石門縣城，當晚就乘上了前往嘉興的夜航船。
船中的乘客並不多，有兩三個人擠眉弄眼，似為流氓賭棍之類，淦森的心裡有些不安，畢竟隻身離開外婆，走出長安鎮，還是頭一遭。好在第二天一早，抵達嘉興府城，一路上也沒有發生什麼事，他便放下了心。
淦森到嘉興後，隨即發生了一段好事多磨的小插曲，使他在嘉興城逗留了二十多天。
那天，當他走進戴生昌輪船公司，要買去上海的船票，再由上海轉去普陀。當時，公司經理看到他這樣一個衣服楚楚的少年，孑然孤身買票去上海，便好意詢問，淦森微露要去普陀山出家之意。經理之妻聽後，頓生憐意，便勸阻他，暫留嘉興，隨後帶他到上海和她女兒一同入學堂讀書，想以此打消淦森出家的念頭。
經理的女兒與淦森年紀不相上下，長得老成，容貌妍麗，那時也立一旁，笑容可掬地一同勸留。淦森的心裡一時躊躇莫決，惘然含糊地在公司中住下。經理夫婦就這麼個女兒，也喜歡有小夥伴談笑相聚，隨後這些天，兩個孩子常同出街或城外遊覽。
起初淦森還有些靦腆忸怩，沒幾天就相熟了，不再羞怯，旁人見了皆嘖嘖稱羨，女孩子聽到後也挺開心。如此經過了二十多天，經理之妻突然接上海來信，因有急事母女倆連夜返回上海。此時，淦森也猛然醒悟自己此行的目的，便不再留戀，仍繼續實行他去普陀出家的計劃。
第二天一早，淦森便匆匆趕赴輪船碼頭，要搭船到上海。為避免局中人留阻，匆亂中他上錯了去蘇州的輪船，行到中途才覺察，便就近在平望登岸，打算乘船返回嘉興再改乘赴上海的輪船。
平望登岸後，因無當天的輪班，便在小鎮上信步漫行，不經意間，淦森走到了鶯豆湖邊的小九華寺，猛然想起九歲那年秋，隨外婆朝九華山，途中經過，曾入寺燒香，往事歷歷，倍感親切。
於是，他想何不就在此寺拜師出家？主意已定，他便入寺求見監院士達和尚，把來意告知，士達和尚聽後即應允收留剃度。
淦森在寺中居留十多天後，士達和尚帶他到蘇州木瀆靈巖山明鏡和尚所兼管的滸墅鄉下一小庵中，為他剃度，法名唯心，屬禪宗臨濟派。唯心披剃換上僧衣後，從此開始以小沙彌的身份，往來於靈巖山和滸墅鄉下小庵之間，過著優遊自適的生活。
同年九十月間，士達和尚又來靈巖山，領了唯心到浙江鎮海縣團橋鎮的玉皇殿，拜見師祖奘年和尚（士達和尚之師），奘年和尚當時為玉皇殿住持。
唯心初剃髮時已從臨濟派下取了名，但尚未立表字。奘年和尚便和士達及唯心自己三人起了太虛、玄衝等好幾個名字，在玉皇殿韋天像前佔籤，得籤語有“此身已在太虛間”句，於是，為他立表字“太虛”，從此正式有了“太虛”之名。
十一月中旬，師祖奘年老和尚陪太虛往寧波天童寺受比丘具足戒，年僅十六歲的太虛正式出家，成為一名真正意義上的佛門弟子。
二、叢林修學
太虛正式受戒後，修學就成為入佛門的第一課。此前因父母早亡，沒機會接受正規的學校學習，僅有過一年左右的書塾隨讀，為讓太虛接受規範良好的佛教啟蒙教育，光緒三十年（1904）臘月，師祖奘年專備一席素齋，禮請八指頭陀寄禪大師轉介太虛入寺拜師學經習論，寄禪大師即修書介紹太虛前往寧波永豐寺依住持岐昌和尚學習，從而開啟了三年的修學生涯。
太虛在永豐寺學習，非常勤奮，加上他天資聰明，記憶力超群，學習進度神速。沒有多久，他不但將天台宗的經典《妙法蓮華經》讀誦得滾瓜爛熟，還研習了對中國佛教影響極大的《首楞嚴經》，初涉禪宗典籍。
習經之餘，還跟擅長詩文的岐昌法師習詩作文。光緒三十二年（1906）夏，太虛聞聽道階法師在天童寺講《法華經》，便入天童寺聽經，歷時一年多，接受了嚴格的佛教叢林訓練，進一步熟悉了法師講經的程式，並曾以小座復講《法華會義》中的“十如是章”，居然“瓶寫無遺，聽者無不驚異”，嶄露無礙辯才，鶴立雞群。
自一九〇四年底到一九〇七年秋近三年時間，太虛在寧波永豐寺和天童寺受到了相對完整的佛教叢林教育，不但對於佛教典籍進行了大量的基礎學習，且彌補了在俗世尚未完成的傳統儒家教育，為他日後養成如日中天的弘法才情，打下了紮實基礎。
在天童寺聽經受教期間，圓瑛法師也在天童寺習禪，他也擅長詩文，常袖詩過訪岐昌法師，太虛與圓瑛相識，並甚感投契，於是，未滿十七歲的太虛與二十九歲的圓瑛在天童御書樓，訂盟為弟兄，圓瑛手書盟書，此後兩人關係更加親密。正是在圓瑛的鼓動下，太虛發心遍閱大藏經，開始了學佛生涯的一大轉機。
光緒三十三年（1907）秋，太虛辭別歧昌法師，去慈溪西方寺閱大藏經。起初，因無師引導，太虛隨性閱讀。有一天，同住藏經閣的一位老法師，看到太虛這樣，喟然嘆曰：“你這樣東扯西拉地看，不是看藏經法，應從大般若經天字第一函，依次第每日規定幾多卷地看去，由經而律、而論、而雜部，如此方能把大藏全看一遍。”
經老法師一點撥，太虛恍然大悟，不再盲目瞎看，慢慢才有所感悟，並漸入佳境，一個多月後的一天，太虛看到經文“一切法不可得，乃至有一法過於涅槃者，亦不可得”時，平生第一次獲得了寶貴的禪定體悟，對《般若經》、《華嚴經》等各種經書的理解一下子融會貫通，有“恍然皆自心中現量境界”之感，且伸紙飛筆，隨意抒發，日數十紙，累千萬言。所有禪錄疑團，一概冰釋，所學內學教義，世諦文字，都能隨心活用。這便是其“佛法新生命的開始”。
照這樣的傳統路子修煉下去，太虛最終依教修證以成三聖正果，應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正當太虛沉浸在閱藏而獲得禪境體悟的法喜之中，因緣巧合，西方寺來了一位傾向於革命的新派僧人華山，一下子又改變了太虛的傳統修學路徑，以致完全影響了他之後對佛教的弘法取向。
清光緒末葉，在當時風起雲湧的維新思潮中，華山成為浙江青年僧眾中開新學風氣的先導者。光緒三十四年（1908）初春，太虛與華山在西方寺相識了。
不久，比太虛大二十歲的華山，見年僅十九歲的太虛小法師神慧超群，便向太虛“力陳世界和中國大勢所趨，佛教亦非速改革流弊、振興僧學不為功”。
太虛當時初獲禪境體悟，聽聞其說，很不以為然，雙方展開辯論，前後達十餘日，累十數萬言，最終莫決高下。
華山便將所攜之書，包括康有為《大同書》，梁啟超《新民說》，章炳麟《告佛子書》、《告白衣書》，嚴復譯《天演論》，譚嗣同《仁學》，及五洲各國地圖、中等學校各科教科書等，都拿給太虛研讀，太虛不覺為之心折，洞開新門，陡然激發了以佛學入世救世的弘願熱心。
光緒三十四年（1908）夏，天台名宿諦閒法師講《四教儀集註》於寧波七塔寺，太虛也隨華山等人同去。聽經期間，聞盟兄圓瑛因寺產糾紛而開罪於寧波官府，被拘押於鄞縣衙門，太虛致函八指頭陀寄禪，責怪其不為積極解救。八指頭陀趕到七塔寺來呵責，太虛匆匆避居平望小九華寺。
機緣巧合，在小九華寺，太虛結識了熱心投身革命的新派僧人棲雲，這是他與革命黨人往來之始。太虛初遇棲雲，大受其革命思想的鼓動。他從棲雲那裡，較為全面地接觸到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他閱讀了孫文的《三民主義》等著作，以及章太炎的《民報》、梁啟超的《新民叢報》、鄒容的《革命軍》等，內心深受震動，思想上發生急劇變化，漸漸認識到中國政治革命後，中國的佛教亦須經過一番革命不可。
從華山到棲雲，太虛連著結識兩位傾向新佛教的僧人，促使太虛自覺地從“超俗入真”到“回真向俗”，佛教革命的思想理念開始全面萌生。
清宣統元年（1909）春，二十一歲的太虛，在華山、棲雲的鼓動下，走出寧波叢林的禪堂，轉而就學於楊仁山居士（1837－1911）創辦的南京祇洹精舍。
祇洹精舍是楊仁山居士於一九〇七年在金陵刻經處開設的佛教學堂，旨在培養學兼中西的佛學人才。太虛在精舍的半年學習，見識並親自體驗到了新式的佛教教育模式，這對他日後首創佛學院，自然也頗多啟示。
三、從廣州試水到“金山寺事件”
宣統二年（1910）早春二月的某一天，意興豪邁的青年僧人太虛，懷著復興佛教、開闢佛教弘法新天地的諸多憧憬，隨僧友棲雲南下廣州，擬協助廣州白雲山雙溪寺住持月賓組織廣東僧教育會。他們從上海啟航，坐海船經福建、香港，歷時一個月，終於到了廣州。由此開啟了太虛貫穿一生的佛教弘法生涯。
到廣州後，由於月賓非廣東人，語言及生活習俗等方面都有障礙，無法與當地僧眾打成一片，最終不得不離寺而去，致使籌建廣東僧教育會的預想流產。
雖然僧教育會沒有籌建成功，但太虛仍獨自留在廣州弘法，通過組織佛學精舍，講經說法，大大推動了廣州的學佛、研究佛學的風氣，太虛自己也因在廣州弘法而廣受矚目，成為廣州知名的講經法師，法名日隆。不久，月賓退住持職，太虛接替了月賓，被推舉為雙溪寺住持。這是太虛一生出任寺院住持之始。
太虛到廣州後，與革命黨人往還日密。清宣統三年（1911）三月，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革命僧棲云為官府所逮，並於其住處搜出太虛所撰的憑弔黃花崗死難烈士之詩《吊黃花崗》。太虛因涉嫌革命，遭到官兵圍捕，難以在廣州立足。最後在友人的幫助下，才得以平安離開廣東返回浙江。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爆發，南方諸省先後呼應，江浙等省相繼光復。一九一二年元旦，孫中山於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成立了南京國民政府，中華民國開始紀元，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國體誕生了。
作為新生代的佛教僧人，太虛敏銳地意識到，國民政府的成立，為中國佛教振興提供了一個大好時機，廣大佛教徒應乘勢而起，從佛教本身改革入手，籌建一個適應革命新形勢需要的全新佛教組織，保護佛教徒的合法權益，爭取合法地位，從而復興中國佛教。
一九一二年初太虛來到了南京，發起組織“佛教協進會”，太虛擬定《佛教協進會章程宣言》，擬呈報民國臨時政府立案，當時，正好有社會黨員廣東人戚某，系孫中山鄉親，便帶太虛到孫中山辦公室晉謁，孫中山又令秘書馬君武與太虛談話，太虛即與之談了佛教協進會的具體內容，所擬《佛教協進會章程宣言》也承馬君武的贊可。隨後，太虛開始著手組織佛教協進會的具體事宜。
這時，曾在南京祇洹精舍就學時的同學仁山也到了南京，上書教育部，要以鎮江金山寺興辦僧學堂。太虛就與仁山商議，建議兩事合併，仁山聽後大喜，邀太虛將佛教協進會成立大會放在鎮江金山寺開。
沒想到，召開成立大會時，仁山等與青權、寂山等起衝突，會場秩序大亂，致使會務、寺務均因以停頓，無法繼續。雙方從唇槍舌劍式的辯戰，幾乎演成“全武行”的慘劇，竟以僧人對簿公堂、由官方的介入裁定而慘淡收場。這就是民國佛教史上著名的“金山寺事件”。
“金山寺事件”，是倡導佛教革命的新派僧人與傳統叢林僧人之間的第一次正面交鋒。此後，太虛“佛教革命名聲，從此被傳開。”
《海潮音》太虛法師於一九二○年創刊並題寫刊名
四、“佛學院之父” “武院”的首創
自民國初年以來，太虛積極主動利用各種機會，講經弘法，宣講他的佛教改革思想。起初，弘法以浙滬為大本營，後來逐步擴展。民國七年（1918）十月，太虛應李隱塵、陳性白之請，前往漢口，開講《大乘起信論》，此為太虛弘法武漢之始。
自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一年這三年間，太虛頻頻四出講經弘法，曾兩度到北京弘法，又南下到廣州、香港弘法，尤其是三度赴武漢弘法，表明了太虛弘法重心的轉移，從法緣興盛的江浙地區轉移到武漢等中南地區。正是在太虛講經弘法的推動下，武漢成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佛法興盛的中心地區之一。
太虛本人，至抗戰全面爆發止，到武漢弘法不下十次，武漢遂成為太虛第二期佛教改進事業的中心區域。
太虛在僧界異軍突起，本著深厚的佛學素養，用通俗的方法弘教，得到京、鄂、滬、粵等地社會名流等大力信護，道譽日隆，皈依者眾。太虛在多次西行講經弘法的基礎上，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相繼組建“漢口佛教正信會”和“長沙佛教正信會”。
這正是太虛在《整理僧伽制度論》中提出的建立適應現代工商社會變遷的在家佛教信眾組織，作為與住持僧伽同時推進的兩大類佛教組織建制構想的具體實踐。
臺版太虛全書書影
太虛認識到，推進佛教改革，復興現代佛教，必須藉助於社會力量，內（叢林建設）外（社會力量）結合，以在家的佛教徒，配合寺僧的弘法，使之成為整合社會行為、化導人心思潮的一支重要教化力量，這正好可填補因倡導反帝反封建“新文化運動”而出現的社會教化真空。
而同時，太虛也充分認識到，佛教正信會的成功與否，關鍵還是取決於住持僧的弘法導向。於是，最終還得回到懸而未決的老問題上，當務之急要挑選一座有影響的叢林，打造成培養合格住持僧才的“模範道場”。基於此，太虛乘一九二一年底第三次赴武漢講經之機，提出了在武漢創建佛學院的具體設想。
一九二二年一月，太虛發柬邀武漢政商各界集議，決定進行籌備。三月十三日，于歸元寺召開佛學院籌備會，有李隱塵、王森甫等三十多人參加，又選定武昌黎邵平（少屏）宅為院舍，於五月四日佛誕日，佛學院董事會舉行隆重的禮聘儀式，聘太虛為武昌佛學院院長。
隨後，太虛即著手開展籌備工作，開展招生事宜。八月二十六日，武昌佛學院召開董事會成立會，舉梁啟超為院董長（陳元白代），李隱塵為院護。九月一日，武昌佛學院正式舉行開學典禮。
佛學院僧俗兼收，第一屆學生六十多名，目的在造就師範人才。武昌佛學院創辦後，太虛親編講義，親自講課，傾注全副精力。太虛之建僧運動，即發軔於此，中國佛教界始有佛學院之名，佛僧辦學風氣也為之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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