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章，可能是文人的共同喜好，通過文章表達自己內心的思想，亦或是批評社會上不平的現象，這都是常見的，除此以外，古時候還有一種特殊的職業，那就是為皇帝知制誥（起草詔書等），當然，現代也有類似的情況，比如文秘什麼的。顏之推在勉學之後，提到了寫文章，在這一篇裡，著重論述了兩件事，第一是寫文章的人，第二是寫文章這件事。我們分開來看。
顏之推認為，文章最初來自於《五經》，最初的作用是用來頒佈朝廷法令、軍中號令，用於彰顯統治者的仁政，至於用寫文章來陶冶情操，或者用來表述這樣那樣的事，就是文人發揚起來的，當寫文章脫離裡政治的桎梏，就意味著文章有了自己的生命，也有了自己的思想，文章才正式能稱為文章。寫文章對於人生來說，其實是一件樂事，沒事的時候學習一下寫文章，其實也是很好的行為。
寫文章是好事，但是寫文章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古今中外很多文人都有各種各樣的毛病，有的文人甚至有一些為人所不齒的癖好，這也是難於避免的。文士風流，其實某一方面體現出來的是文人的輕薄。文人如此，帝王也不例外。對於寫文章，如果想博得多數人的喝彩，一般都得寫的文采斐然，但如此發展下去，就會讓文章流於表面的華麗，忽視了文章的內在，導致表面華美，而言之無物的情況出現。遺憾的是，很多人都走向了這個道路，一篇文章寫下來，通篇都是華麗的辭藻堆砌，偶爾出現一兩句閃光之處為人稱道，，那更是以此大做文章，自我陶醉，忘乎所以，這是值得警惕的。
顏之推認為寫文章在某些方面其實也是天賦所以，畢竟不排除有個別人是真的不是這個材料，隨便怎麼去教導，都寫不出幾句話，這種人還是不要勉強的好，所謂“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或許就有這個意思。不過我倒是覺得，正常情況下，只要有心，遲早還是能寫出足夠漂亮的文章的。顏之推還提到，寫文章的人，一定要先過親友這一關，如果他們都覺得差強人意，就不要輕易發表，以免引起恥笑，關於這一點呢，我覺得寫文之初是可以的，但慢慢磨練以後，也不必要每一篇都需要得到他們的首肯，畢竟寫文章是自己的事，看或不看是別人的事。
不過，寫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場，這是一定要注意的，人云亦云最後的結局只能是泯然眾人，過於張揚則容易引火燒身。這其中的度，需要自己慢慢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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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
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粗疏；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兇終；傅玄忿鬥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疏亂紀；王元長兇賊自詒；謝玄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
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
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佈醜拙，亦以眾矣，江南號為“詅痴符”。近在幷州，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誂撆邢、魏諸公，眾共嘲弄，虛相贊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鑑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為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便稱才士；要須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以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制檄，則目紹為蛇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餘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為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於閣，周章怖慴，不達天命，童子之為耳。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嘆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玄經》，數子為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
齊世有席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雲：“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玩，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席笑曰：“可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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