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兩名防疫人員正在對耶路撒冷西牆進行消毒。
以色列是全球第一個因為抗擊新冠疫情而實施“全面鎖國”的國家，早在3月12日，以色列政府即宣佈關閉學校至3月31日，禁止100人以上公共集會，所有國外入境遊客必須進行14天隔離。到了3月17日，以色列政府更是下令啟用最先進精密的反恐技術追蹤新冠病毒，國家安全局（辛貝特、Shin Bet）將通過手機定位查看新冠患者在確診前14天的行蹤，並向衛生部彙總與患者有密切接觸的人員，直接向高危接觸者發送隔離指令。但是至4月1日，以色列單日新增新冠確診760例，累計5,591例，死亡21例。
可以說，儘管做到了周密完善的超前部署，以色列本地疫情卻仍然不斷增溫。為響應公眾的疑慮，該國醫學界、防疫專家和媒體經過深入調查，目前都將“防疫破口”的矛頭指向素來爭議、且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極端正統猶太教徒”。極端正統猶太教徒又被稱作“哈雷迪”（Haredi），他們是猶太信仰中最為保守、極端復古的傳統派分支。這一族群聲稱自己的信仰和宗教常規直接繼承於先知摩西，多少個世代以來全力守護著對“猶太教原教旨主義”的堅持。
以色列醫學界向該國電視12臺透露，這群保守復古的傳統守舊派平時“少納稅、不當兵”，更在本次舉國防疫的非常時期，於過去一個月依舊完全無視當局的防疫指示，除了陽奉陰違繼續舉行大型宗教集會，還襲擊檢疫醫療團。
當前，極端正統猶太教徒生活的社區已成為以色列疫情的重災區，哈雷迪聚集的中部城市貝內貝拉克市（Bnei Brak）是全國感染率最高的地區。極端正統派教徒佔以色列總人口約14%，他們恪守傳統宗教生活，迴避互聯網、手機等現代技術，導致防疫隔離在教區難以實施。由於爆發嚴重的群聚感染，甚至以色列各大醫院“50%以上的住院床位”，都忙著收治這批只顧我行我素、不理防疫的高風險病患。以色列政府正在考慮對極端正統教區實施隔離封鎖。
雖然有部分意見主張，以色列媒體所曝光的“50%床位比”根本不是官方數據，而針對哈雷迪的口誅筆伐，也有違反醫事倫理和“族群歧視”之嫌。但以國憤怒的主流輿論與媒體報導，還是堅持陸續曝光了哈雷迪不配合前線防疫的生活實態，並強調類似的狀況早已不是第一次，稱“以色列的猶太社會，早已因哈雷迪的守舊傲慢，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國家危機！”
一名在耶路撒冷老城散步的哈雷迪教徒
在以色列，哈雷迪雖不佔全國人口的多數，但因該社群傳統鼓勵繁衍多產（生育率是以色列猶太人平均的300%），族群總數一直處於高速擴張中。而哈雷迪的守舊價值觀，卻與主流的現代社會長年發生衝突，比如：拒絕學習現代科學、拒絕接受國家徵召當兵、拒絕從事現代經濟生產、拒絕放寬男尊女卑和家庭生育的觀念。
為避免所謂“不純潔俗世”的汙染，哈雷迪大多自成社群；再加上哈雷迪教育方針中，男性從小就需要潛心鑽研猶太教經典《妥拉》（Torah），因此哈雷迪青年難以具備現代勞動市場所需技能；即便有工作，也多是從事薪水較低且收入不穩定的兼職工作，更少與現代社會深交往來。
不過，哈雷迪堅守信仰的“恬淡度日”，在這波席捲世界的病毒危機中，卻顯得極為不合時宜並且拖住了整個國家的防疫腳步。根據《以色列時報》報道，在以國的兩大疫情熱點城市—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都是以哈雷迪社區的群聚傳染為大宗。之中，位處特拉維夫東郊、哈雷迪社區群聚的貝內貝拉克市，更被視為以色列境內的一級疫區，新增病例的速率較全國平均高出4倍以上。
為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瘟疫侵襲，以色列政府3月9日晚間便發佈了重大的“全國封鎖”對策。自3月12日起，以色列無差別對“海外入境者”強制實行14天的防疫隔離。但不久前，以國醫護人員卻發出警告，“我們正在貝內貝拉克，重演意大利的悲劇。”
3月29日，在電視12臺的新聞專訪中，一名在大型醫院任職的醫生憤怒投訴：“幾乎每一個受檢測的哈雷迪教徒，都呈病毒陽性—每測必中，感染率幾乎百分之百，有些狀況根本是整個家族全部感染...…以色列衛生部不能再逃避了！防疫必須針對哈雷迪社群，一定得對他們全面排查，如果繼續放任感染...…不出幾周，醫療能量必將被「這群人」給癱瘓。”
多位身處防疫前線的醫護人員稱，當前以色列的疫情狀況雖然還在控制當中，但社區感染的威脅卻是日益增加。其中最令人擔憂的，當是各大醫院的收治能力。而以國境內最大、最先進的“示巴醫療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現在院內60%的重症病床與50％的一般病床，已全部被“那些感染新冠病毒的哈雷迪”給佔滿。
在防疫一線的以色列醫護人員
在29日的新聞專訪中，以色列電視12臺和13臺不約而同地對哈雷迪社群的交叉感染，發出嚴厲預警：縱觀以色列國內的多所“疫情指定收治醫院”，各院狀況皆顯示“超過一半的新冠感染者”都來自哈雷迪社群。
但同一時間，以色列全國各地仍不斷傳來“哈雷迪社群不配合防疫”、“哈雷迪社群堅持為新冠死難者舉辦大規模喪禮”的誇張新聞，因而相關報道也進一步激發了以色列主流輿論和媒體的強力譴責，痛斥這群“食古不化的極端保守分子”只會拖垮以色列並不算豐富的醫療資源。
據以色列《國土報》的說法，在內塔尼亞胡政府於3月17日晚間命令全國進入“防疫緊急狀態”後，各地紛紛禁止大型集會、嚴守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各種宗教活動及婚喪喜慶，也因之延期、取消或禁止觀禮。但相關防疫政策，卻遭到哈雷迪社群有意或無意的“全然無視”。
相關原因，基本上有兩種說法：其一、哈雷迪活在“自己的世界”：社群長老恪守的教義，嚴格限制年輕一輩的“科技接觸”，除禁止看電視、禁止接觸俗世新聞外，就連社區內使用的手機，都還得經過“宗教認證”拔除所有社交與網絡功能，以避免年輕一代在學經修行的過程中，遭現代社會汙染。但在疫情橫行的國難時刻，哈雷迪這種“不知秦漢，無論魏晉”的生活方式，卻根本無法感知到外部環境崩潰的危機感，進而衍生出對政府防疫政策的不信任情緒與陰謀論。
其二、哈雷迪的宗教領袖“刻意不遵守”以色列世俗政府的防疫行動：防疫政策不僅要求哈雷迪社群暫停一切婚喪喜慶，定期禮拜、經學院課程也必須全面中止。但由於眼下正逢“逾越節”（紀念上帝降下瘟疫，屠殺埃及所有頭胎生物，併成功逼迫法老同意讓摩西帶領猶太人出埃及）前夕，各種信仰儀式準備不僅照常繼續，各地的哈雷迪經學院還出現秘密開課的狀況，這也讓哈雷迪之間的群聚感染根本防不勝防。
《國土報》就在貝內貝拉克，發現了哈雷迪社群對以色列政府的“惡性欺瞞”。其會所外的文告以官方語言希伯來文寫著：“防疫優先，暫停開放”；但附註小字卻以慣用的意第緒語補充：“無論如何，會所照常開放，歡迎大家上來禱吿學經。”
“太過分了了！超過50％的以色列新型冠狀病毒住院者竟然都是哈雷迪教徒。這些人無視社交距離原則，還以猶太經書《妥拉》的指示能讓他們保平安？回到現實吧，真正讓他們免於一死的，就是以色列納稅人支持的全民健保，以及全國稀缺、還不得不給他們用的人工呼吸器。”面對一線醫護人員的抱怨，以色列i24新聞臺的國際主播埃隆·利維也忍不住出言痛責。
利維承認自己在發言之後，確實收到了許多網友的“批評指教”，有人攻擊他的說法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還涉嫌“歧視猶太同胞”。
“我很生氣，但我必需講清楚：我相信住院的哈雷迪重症患者大部分都遵守了防疫指示，沒人存心想讓自己染疫；但沒錯...…絕大部分的哈雷迪拉比，根本就不把防疫命令當一回事。”利維說：“而我必須再三強調的是...…我真的很氣—因為不管是誰，在這個時代，竟然還得因為中世紀的荒謬教義而死？這太離譜，太冤枉了！”
哈雷迪教徒在社區與以色列警察對峙
在利維的憤怒意見外，也有人認為哈雷迪社群的高感染率，另一方面也可能與該族群普遍偏低的經濟地位有關。因為在文化封閉與經濟資源有限的狀態下，哈雷迪社區往往人口稠密、家族密切，若沒有強而有力的政府介入，不可能做到配合防疫、實施有效的隔離社交距離。
而哈雷迪的不配合防疫，主要集中在“高階長老”的不合作態度；但政府執法單位的消極、乃至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於哈雷迪的疫情擴散，卻也難辭其咎。
如在以色列12臺與13臺的新聞播出同時，重疫區貝內貝拉克的哈雷迪社群，3月29日仍號召了近千人上街，為一位長老拉比的葬禮送行。此間，以色列政府嚴格規定：防疫期間，葬禮最多20人參加，並得維持2米以上的社交距離。但現場根本沒人遵守，奉命趕來的警察部隊，亦是袖手旁觀，完全無意阻止送葬人群的前進。
以色列警方事後聲稱，由於現場人太多，如果貿然勸阻或驅離的話，現場上千人很可能會四竄逃跑，從而激怒更多哈雷迪上街抗議，“要是有身染病毒者的話……這反而是增加病毒的接觸範圍，甚至對警方安全造成威脅。”這樣，警察才決定以柔性勸導的方式，“靜待人群自行散去。”
警方的消極態度，被以色列主流輿論斥為“強辯歪理”；但哈雷迪的宗教長老拉克曼·愛森斯坦又反過來痛罵媒體：“假新聞！就只會造謠抹黑，撕裂猶太民族的團結心！”
“誰說哈雷迪沒有配合防疫？我們一切很守規矩啊，不然防暴警察早就驅散人群了。”愛森斯坦說：“媒體幹嘛針對哈雷迪？我們都配合防疫啊，你們為什麼不去抓那些跑去海灘的比基尼？不要為了抹黑而抹黑。”
但是，一名貝內貝拉克市的年輕哈雷迪私下告訴《國土報》：“哪有什麼推廣防疫，長老們根本什麼都沒有通知...…是大家看到越來越多人死掉，才開始感覺大事不妙的。”而就算全國進入了緊急狀態，貝內貝拉克市當局也完全沒在管，直到上個星期市長阿夫拉罕·魯賓斯坦的太太和家人爆發集體感染後，慌慌張張的市長才終於在全國封鎖的10天后，開始告知哈雷迪各路長老“準備防疫”。
一般的哈雷迪年輕人也就算了，為何以色列政府好說歹說，哈雷迪的宗教領袖們都不願配合防疫呢？相關意見指出，這一方面確實和哈雷迪的復古文化傳統有關；但另一方面，則是哈雷迪與以色列社會嚴重對立，除了在信仰文化上的不一致，在教育制度、社福支援、繳稅及兵役問題上，雙方都因數十年來的政策對抗，彼此極其嚴重地互不信任。
以色列警察驅散哈雷迪集會
哈雷迪和以色列世俗社會最嚴重的衝突，主要以近10年來的“兵役問題”為糾纏點。在以色列建國初期，人口數量少、且有信仰戒律問題的哈雷迪，可因宗教理由豁免服役。但隨著以色列人口結構的改變，哈雷迪族群已超過全國人口的10%，民間對免役不公的質疑日益激烈，於是在考慮兵員需求、國防政策和社會公平原則之後，以色列政府才在2014年通過修法，要求徵召哈雷迪青年從軍。
可是徵兵政策卻引起哈雷迪極度激烈的抗爭。因為哈雷迪青年男性，必須全心全力投入信仰研修、潛心為宗教服務。但適齡從軍的義務役政策，不僅打亂了修行節奏，更強迫哈雷迪男子與現代社會接觸“入世服役”。宗教長老也極端反對以色列軍隊的世俗化，以及男女混合服役的“混雜不潔”，更痛罵這種軍隊根本無法代表真正的猶太人、是不純潔的敗德之軍。
與此同時，以色列的主流輿論特別是世俗派的民族主義者，也逐漸對哈雷迪“不事生產”的信仰態度感到極度不滿。他們痛批哈雷迪雖然自稱瞧不起俗世、不食人間煙火，但實際上卻拼了命的繁衍後代，如果不是以色列社會補助低收入戶，遊離主流的哈雷迪根本無法生存。以色列世俗社會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針對哈雷迪的不滿甚至歧視，很多人相信這個群體只是“歷史豢養的蠹蟲”。
那麼，既然哈雷迪遭到以色列公眾如此大的不滿，為什麼又能多年堅持自己的立場而不倒呢？這是因為哈雷迪教徒非常關切政治上的權益，他們儘管消極於現代經濟與社會交流，但在政治參與上卻有高度的策略影響力。哈雷迪在以色列非常善於以團結投票方式，促成有益於該族群的社會福利法通過。
以色列國內由哈雷迪社群所支持的政黨主要有沙斯黨、以色列聯盟、摩西五經旗幟，這三個極端保守的政黨在議會都佔有席次。沙斯黨在2006年議會選舉中曾經追平以色列工黨的席次，2009年選舉更一舉超越了工黨。當下，沙斯黨仍是議會里第四大黨，並深度參與利庫德集團打造的執政聯盟。多年來，沙斯黨等哈雷迪政黨積極透過以色列小黨政治形成的議會生態而得利，是不同時期各個內閣組閣的關鍵“造王者”。
內塔尼亞胡總理和屬於哈雷迪政黨的衛生部長利茲曼
以色列歷史上執政時間最長但眼下深陷貪腐官司的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就不懈努力拉攏哈雷迪派系。最具諷刺的是，在哈雷迪防疫爭議鬧大之際，理應負責的以色列內閣兩大首長：內政部長阿利耶·德里和衛生部長亞科夫·利茲曼（利茲曼本人在4月1日確診），都是哈雷迪出身的政黨領袖。加上以色列正陷入一年來第三次大選後的組閣僵局，對哈雷迪拖累防疫造成的危害後果，以色列政府的尷尬閃躲也就不難理解了。
一向對內塔尼亞胡抱持反對態度的《國土報》稱：內塔尼亞胡、德里與利茲曼，早從一開始就知道哈雷迪強硬派的不配合態度，但為了避免誘發社會歧視而觸怒長老，政府方面才一直選擇逃避應對。直到一線醫護人員和社會風向再也受不了後，以色列政府才馬上轉變態度，並於電視12臺報道過後的30、31日，派出大批軍警“強行關閉耶路撒冷的哈雷迪會所”，不惜與反抗的少數強硬派哈雷迪爆發街頭混戰，藉以高調向全國宣示“政府的防疫決心”。
接下來的另一大考驗是，面對升級中的疫情，以色列政府準備在4月8日逾越節前再次頒佈更為嚴格的“全國封城令”，但是否要全面取消今年逾越節的宗教儀式？在“神與人”面前感到左右為難的以色列，仍舊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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