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23日，人民文學出版社四樓的一間大會議室裡，一場特別的新聞發佈會吸引了國內外媒體到場。在英國作家J.K.羅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說問世引發轟動三年之後，中國讀者終於迎來了簡體中文版《哈利·波特》，人民文學出版社經過一番競爭拿下了出版權，並將一口氣推出前三冊。於是，這套“超級暢銷書”的中國之旅就此開啟。二十年來“哈利·波特”及其衍生產品在中國的總髮行碼洋達到17個億。
2020年是“哈利·波特”來到中國的二十週年，對絕大部分中國80、90後讀者來說，九又四分之三月臺、對角巷、魁地奇比賽……這些熟悉的名詞至今記憶猶新，無數11歲的孩子還在等待著霍格沃茨的來信，圍繞《哈利·波特》文化現象的討論，20年來不絕於耳，它曾經掀起一代人的全民閱讀，並將持續影響今天以及未來。
由中國插畫師李旻繪製封面插畫
今年，作為國內最早的引進方，人民文學出版社策劃了一系列紀念活動。為迎合數字“20”，人文社將推出最新的20卷本“哈利·波特”系列小說。伴隨著“哈利·波特”文化現象在中國的日漸凸顯，能夠擁有一套中國原創封面的版本，也成為了中國“哈迷”長久的期待，20卷本選擇了中國插畫師李旻繪製封面插畫，以20個不同封面展現故事中的20個場景，呈現既具中國風格又保留原著內涵的“哈利·波特”系列版本。
電影角色書系列
除此之外，人文社還將推出四大學院（格蘭芬多、斯萊特林、拉文克勞和赫奇帕奇）的學院配色紀念版、“霍格沃茨圖書館”系列的全綵繪本、四本“哈利·波特”電影角色書、“哈利·波特”學年手冊、霍格沃茨探秘指南、“哈利·波特”聖誕立體書等一系列周邊書。
人民文學出版社“哈利·波特”系列的責任編輯王瑞琴告訴記者，如果不是因為這次疫情，在20週年這個重要時刻人文社策劃了一系列紀念活動，貫穿全年，其中更是包括為J.K.羅琳安排了一段中國之旅，“她的團隊也希望她來，沒想到後來出現了疫情，可能要慎重考慮。好在出書不耽誤，希望疫情能夠儘快過去。”
《哈利·波特》在中國的譯介、出版與傳播
20年前的那場發佈會，對時任人文社少兒文學編輯部主任的王瑞琴來說，仍清晰如昨。“放眼望去烏央烏央的一片都是外國記者，”王瑞琴說：“我真不知道原來我們國家有那麼多外國記者，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都來了，一個個都扛著大大的相機，中文說得特別好，各種問題來’轟炸’，其中問得最多的是：像這樣的純西方作品，適不適合中國兒童閱讀？”
外國記者提出的差不多都是這個問題，因為他們懷疑中國人是不是能夠接受魔法、巫師，是不是能接受狼人、怪獸、巨怪等等？王瑞琴當時的回答是，現在的中國是一個開放的中國，而且開放速度非常快，她還開了一個玩笑，“現在麥當勞和肯德基到處都是，咱們中國孩子也愛吃，能接受這個，也就能接受《哈利·波特》。”
2000年10月6日，《哈利·波特》前三冊在王府井書店舉行首發，盛況空前，出版社組織了演員扮成哈利·波特，在隊伍中穿著魔法長袍，拿著魔杖，與讀者做互動，孩子們領著糖果從早晨五六點鐘就排隊，一直到書店開門出售。
2000年，前三部“哈利·波特”小說在書店熱銷
早在《哈利·波特》譯介到中國之前，它已經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創造了銷量奇蹟。王瑞琴第一次瞭解到“哈利·波特”就是在外文雜誌上。從1997年英文版出版開始，國外的文學雜誌就一直登載著J.K.羅琳的消息，引起了王瑞琴的注意。
通過閱讀雜誌上《哈利·波特》的介紹，王瑞琴產生一個判斷：這部小說很暢銷，而且非常好讀好看。當時人文社剛成立少兒文學編輯部，那時的她梳著短髮，走路特別有勁，“也許就是看上去特別樂觀的一個人，社長一看到我就說我適合去搞少兒讀物。”
1997年夏，人文社外國文學編輯室在山東威海組織學習。後排左五為王瑞琴，左六為馬愛農
上任少兒文學編輯部主任之後，王瑞琴一直想做點和市面上不一樣的書，於是對這部風靡海外，講魔法題材的小說一直保持關注。
最初，不少人對書中的魔法提出異議，考慮到當時國內社會輿論對“超自然力量”的謹慎態度，出版社也有一定的顧慮，儘管很多出版社都在競爭《哈利·波特》，但是在王瑞琴看來，有些並不是很堅定，主要是出於對西方文化不瞭解，很多競爭對手一看到“魔法”二字就退縮了。
但她認為，“所謂魔法就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不論是狼人、吸血鬼還是巫師，就如同《聊齋志異》《東周列國志》，都是反映著不同國家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再加上《哈利·波特》的內容是正義戰勝邪惡，宣傳的是孩子們的愛、勇敢和友誼，這是任何一個民族都能夠接受和提倡的價值觀。《哈利·波特》在世界各國都暢銷，世界各國孩子都覺得好看的書，我們國家的孩子也會喜歡。既然我們的國門打開了，就應該也讓孩子們瞭解一下他國文化，所以我壓根兒就沒有懷疑過。”
“《哈利·波特》要出，我是毫不猶豫的，而且一定要買下來，但這書能賣到什麼程度，我沒有底。”當時英方打來電話詢問，前三冊能不能印到50萬冊，王瑞琴一口答應說完全可以，其實，她是硬著頭皮說的，心裡也沒數。20年前國內引進的外國少兒圖書少之又少，大家心裡都沒底，書要怎麼報價，版稅怎麼給，預付金怎麼給，這些問題都讓王瑞琴頭疼不已。
當時，國內許多出版機構都留意到了《哈利·波特》，除人文社之外還包括江蘇少兒兒童出版社、譯林出版社、光明日報出版社等，都加入到了版權競爭中。王瑞琴還記得，與她交涉的英方代理人是一位老文化人，對於中文出版社挑選得非常謹慎，王瑞琴發去了20多頁的人文社的英文介紹，詳細記述了50年來出版外國文學經典名著的輝煌成績，人文社從1951年開始積累的翻譯、引進西方文學的經驗，這個優勢恐怕在國內無出其右。
四月份接到英文樣書，九月份出中文樣書，十月份發行，但是書還沒出就預先引起了一場“新聞大戰”。
2000年，在中國出版前三冊之前，在英美“哈四”已經推出了。“哈四”在美國首發時，scholastic出版社辦了一個party，活動辦得非常神秘，所有人都穿著魔法袍，戴著帽子，拿著魔杖，半夜十二點子夜的時候，九十九輛卡車把所有書按照保密協議運到各個書店，孩子們都不睡覺，一直等到午夜。當時這則新聞轟動一時，很多人開始聽說中國也有一家出版社買下了《哈利·波特》的版權，人們四處在打聽。
“有記者給我打電話，社長叫我壓著別說，我也不敢說，因為那時候合同是四月份籤的，中方先簽字再寄出去給對方籤，最終合同還沒回到我手裡，而我已經開始找人翻譯了，我想，寧可白翻譯也要先翻譯。”
有意思的是，外國媒體對這件事的興趣比國內媒體要更大。從樣書出來開始，外國記者就開始跟著王瑞琴跑。有一位英國《衛報》的記者叫馬龍，一直很想採訪王瑞琴，“我說採訪可以，但是作為交易條件，你給我找到英文版的《哈利·波特》一到四部的原著，因為我們需要看英文版裡的插圖，手頭上沒有。他說好，上午十點他給我打電話，下午三點找到了這四本書。”
那段時間，王瑞琴除了應付媒體採訪，還要定封面和插圖、找翻譯，忙得不可開交。“那段日子簡直都不知道是怎麼過的，那時候我還年輕，經常半夜回家，就是因為不斷地接受採訪，帶著一群記者跑書店，精神頭特別足。有一個記者特別印象深刻，天天問我花了多少錢買的版權，要印多少冊，想知道我們能掙多少錢，為了這個天天追著我，請我吃飯，還偷偷錄音，被我發現後，我說你別來這套，我們就是聊天。”
很多人都知道，《哈利·波特》最初版本的前三冊是由曹蘇玲、馬愛農、馬愛新和鄭須彌翻譯的。在組建譯者團隊的時候，責編王瑞琴考慮到小說是由女性作家寫的，又是關於孩子的故事，決定由女性譯者來操刀。
曹蘇玲當時已經是一位70歲的老翻譯家，她出身書香門第，是著名翻譯家曹靖華的女兒，由她翻譯的《哈利·波特與魔法石》前半部分為整個小說系列奠定了基礎。“曹老師的英文和俄文都特別棒，她的水平是沒得說的，她也特別喜歡孩子的書，是一個70歲的老小孩。”但是，翻譯到一半，曹蘇玲問王瑞琴，“這是講魔法的書，能出版嗎？”
意識形態的考慮只是其一，事實上，2000年左右的中國兒童文學圖書市場，幾乎沒有與《哈利·波特》相似題材的作品。回想起20年前的少兒讀物出版行業，王瑞琴直言不諱地說，“可以說是很差”，從《哈利·波特》開始是一個全新紀元，在這之前，國內的兒童文學主要是校園題材，絕大部分被國內本土的兒童文學創作佔領，引進的很少，或者基本上沒有。也就是說，中國大批引進少兒書就是從《哈利·波特》開始的。
《哈利·波特》之後的兒童文學創作
馬博是人文社“哈利·波特”系列圖書的一位責編。2000年，80後的馬博還在上小學六年級，他回憶道，“哈利·波特”在中國出版了前三部作品，可以說是立刻風靡校園。
馬博
“我叛逆得比較早，看到身邊這麼多人在讀，又是兒童文學，就有一種抗拒的姿態，後來在同學的極力推薦下也試著讀一讀，就把書借到家裡，打開之後發現裡面的內容完全不是我能夠想象的，它的世界觀、它的幽默感、它的懸疑性，讓我立刻掉了進去，直到現在。”
後來，英語專業出身，又是“哈迷”的他，自然而然就加入了“哈利·波特”系列的編輯，參與編輯的第一本書是《哈利·波特與魔法石》的全綵繪本。
從文化意義上來看，20多年來《哈利·波特》對全球文壇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馬博認為，首先《哈利·波特》裡面的人物作為典故出現在各種各樣後來的虛構作品中——包括文學，不限於文學——就是最明顯的影響。具體來說，現在讀者能看到的通俗小說幾乎結尾都會有必不可少的“反轉”，而這正是前幾部《哈利·波特》小說最大的特點，而且《哈利·波特》也是很早開始這樣的寫法。
近些年，英美非常受歡迎的一種通俗文學類型是YA小說，其實就是青少年小說。這一類型雖然有較久的歷史，但以前通常是較為生活化的成長故事或戀愛故事，他指出，現在最風行的這些以懸疑、冒險、緊張情節為基礎的YA小說，其起源無疑是《哈利·波特》。
與此同時，國內兒童文學創作也受其影響，一時掀起了魔法、奇幻的寫作熱潮。《哈利·波特》對於中國的奇幻文學的誕生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2000年引進出版後，國內市面上湧現了許多使用同樣開本的奇幻文學譯作，包括在國外一直很受歡迎的《魔戒》，而不知名的作品就更多了。
“可以說，從那時起很多西方奇幻文學的設定對中國讀者變得越來越熟悉，而國內的創作者也發展出了中國的奇幻文學體系，到今天已經非常有規模。事實上很多現在青少年文學作品的作者確實也是哈迷。”
一方面是題材的多元化，整個業態也開始豐富起來，但另一方面，王瑞琴也不願意見到中國作家都跟風去寫魔法，“還是要靜下心來真正給孩子們寫書，兒童文學並不比其他的好寫，可能是更不好寫。”
J.K.羅琳的成功也提示我們，不是文筆好就會有好故事，在羅琳這裡，知識儲備是想象力的前提。融合野史、古希臘神話、基督教、凱爾特巫師文化的《哈利·波特》堪稱西方文化IP的集大成，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也與神話原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全知全能的鄧布利多，半人馬、巨人、海格的三頭犬(來自希臘神話中冥界的看門犬刻耳柏洛斯)……神話元素俯拾皆是，英雄(哈利)的歷險與撒旦(伏地魔)的隕落，無形中再現了人類集體無意識中對神話史詩的想象。
王瑞琴說，這也提醒了國內的寫作同行要重視兒童文學的寫作難度。如今市面上有層出不窮的圍繞著校園+搞笑的少兒讀物，“要麼拿老師、家長開涮，要麼拿同學開涮，孩子讀這樣的作品一點好處也沒有，兒童文學作品也應該有它的深度，很多人以為八九歲的孩子看不懂，其實他們什麼都能懂，不論是死亡還是人性的複雜，他們都能明白。”
《哈利·波特》的其中一個主題是生與死，以及我們如何對待生命。王瑞琴認為，《哈利·波特》傳達的生與死是所有人必須去面對，必須去解決的，“其實孩子們早點接觸也沒有害處，人的一生會碰到很多很多困難和黑暗面，必須勇敢面對，而不是畏縮回避。就像哈利一樣，他到最後就是勇敢面對。17歲其實也還是個孩子，勇敢的前提是聰明和智慧。”
《哈利·波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羅琳的生死觀，這和當時市面上主流的兒童文學作品有著很不一樣的內核，但最終故事傳達的依然是愛、希望與友誼。馬博指出，伏地魔顯然是一個希望戰勝死亡的人，故事中，他因為哈利威脅到自己的生命而去試圖殺死哈利，他渴望獲得不朽，但很諷刺的是，恰恰由於他希望去戰勝死亡，才導致了自己的死亡。反過來看哈利，整部書的第一章就叫“大難不死的男孩”，但他的不死不是出於自己的選擇，而是來自母親的保護。在故事中我們也看到，哈利幾乎從來沒有因為擔心自己的安危而退縮過，在他身上格蘭芬多的勇敢表現得淋漓盡致。而最後，他知道了一切的來龍去脈，自己選擇為了巫師界而赴死，卻再一次“大難不死”，而這次恰恰是因為伏地魔最開始試圖殺死他，反而使哈利活了下來。哈利與伏地魔兩個人的命運，再加上《三兄弟的傳說》這個故事，我們能看出羅琳的觀點大概是，冷靜、理性地看待死亡會給生帶來力量，而想盡一切辦法與死亡作對，反而會讓對死亡的恐懼成為自己的敵人。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哈利·波特》是一種介於成人與兒童之間的異質文本，也正是這種打破成人讀物與兒童讀物之間壁壘的反類型寫作，造就了它全年齡覆蓋、可持續閱讀及傳播的可能性。
《哈利·波特》暢銷神話背後的“魔法”
作為迄今為止世界印刷出版史上最“暢銷”的文學作品，《哈利·波特》系列廣受全球讀者歡迎的秘訣是什麼？為什麼一本外國童話體小說能夠贏得如此眾多的讀者，以致形成社會閱讀的興奮點？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統編中小學語文教科書總主編溫儒敏認為：“成功的兒童文學，第一要素就是激發孩子的想象力。而《哈利·波特》已經完美地做到了這一點”。在書中可以看到許多西方文學經典的元素，從羅馬史詩、希臘神話、狄更斯小說，到東方的民間傳奇，某些精彩的故事原型和描寫素材，都創造性地“轉化”為這部小說的組合件。
《哈利·波特》會受歡迎幾乎是毫無疑問的事情，小說的成功首先在於羅琳講故事的能力。“她知道如何建構主線劇情，她知道如何塑造人物以及用人和人之間的互動來推進劇情，如何用與主線無關的細節來調整節奏、填補空白、調節氣氛，讓人感覺對這一切都是那麼的有同感。更重要的是，故事從麻瓜世界講起，從一個以為自己只是普通人的小男孩被告知自己是巫師講起，堪稱天才的一筆，這讓所有讀者同時被邀請到了這樣一個魔法世界，而不是被作者強行扔進來，羅琳並沒有把小讀者當成小孩，成人角色之間的勢利、妒忌等等都有形象的描寫，在書中講述的善與惡之間的抉擇，面對生與死的態度，什麼是真正的勇敢等等，讀者們反覆閱讀也能常有新體會。”馬博說。
J.K.羅琳花費11年時間完成這部經典之作，這段漫長的歲月，《哈利·波特》始於魔法、伴與冒險，故事從簡單到複雜，人物從模糊到鮮明，結構從單一到多元，契合了讀者心靈成長的軌跡，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孩子的成長。在第一代讀者年紀尚小的時候，用奇幻的故事將他們引進門，當讀者長大一點之後再將一些殘酷的事實展露出來，伴隨著讀者成長同時也意味著，《哈利·波特》將出現在他們長大的每個階段。可以說，《哈利·波特》是一段可持續的閱讀經驗，也是一段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小說、電影、遊戲、舞臺劇、周邊產品……出色的市場運作和大眾傳播的基礎，成功將《哈利·波特》締造為後工業時代最大的出版奇蹟和文化IP，全民狂熱的背後，也引起了一些學界人士對文化的消費主義的反思。美國文學評論界泰斗哈羅德·布魯姆就曾指斥其文學性以及表達對公眾閱讀審美下滑的擔憂。問題在於，該用何種尺度來評價《哈利·波特》的寫作？
馬博認為，“文學性”恐怕不是最合適的標準。從另一方面來說英國小說從很早開始就有著通俗而大眾的閱讀基礎，比如狄更斯的作品，當時就是人們茶餘飯後討論的報紙連載故事。到了今天，狄更斯與其同時期的小說已經成為經典，他們無疑是非常會講故事的，“經過現代主義文學之後，我們對於文學兩個字的想象已經被重塑了，似乎一定是個人的、特異的、要花力氣去理解的、基於文學傳統寫作的才是文學，但這一標準對於《哈利·波特》恐怕並不適用。”
但《哈利·波特》在故事上還是存在遺憾和不足。馬博說，伏地魔作為反派的核心思想有些模糊，“不像後來的格林德沃那樣立場鮮明，似乎他的力氣主要是用在哈利身上，但話說回來，羅琳太懂人性了，她一定知道，如果給青少年一套足夠有理有據、自圓其說的反派理論，他們很可能會因為叛逆受其影響。”
《哈利·波特》來到中國20年，原著問世已經23年，也許對當初那一批80、90後讀者而言，它是陪伴他們成長的枕邊書，而對今天的00後、10後讀者來說，它已經是“厚厚的世界名著”，這樣有意思的代際反差也凸顯了《哈利·波特》作品的持久生命力。
儘管布魯姆的擔憂不無道理，愛讀書愛學習的赫敏也曾為無數孩子樹立過榜樣，斯內普教授、鄧布利多教授讓我們學會如何在人性複雜的事實基礎上去判斷一個人。它算不上21世紀通俗文學的“正典”，但卻冥冥中給無數小讀者樹立過一個對於神話或正典的標準，它包含了對立與平衡的瞬間，提醒著我們世界上時刻都有邪惡存在，並號召大家與之作鬥爭。在《哈利·波特與阿茲卡班囚徒》裡，當哈利在森林裡舉起魔杖呼出守護神，趕走懾魂怪那一刻，我們明白拯救自己的還是我們自身的選擇，它教人正直、正義、勇敢、獨立，沒有一場戰鬥是靠運氣打贏的，而是要靠犧牲和抉擇。
當然，除了這些更重要的是，《哈利·波特》給了人們一段在霍格沃茨度過的平行人生，在那個人生裡，魔法一直存在。
與哈利一同成長的朋友們
英國提供的最新英文原版內文
深受哈迷喜愛的美國初版封面
系列首次採用進口瑞典輕型紙
《哈利·波特與魔法石》的英漢對照版，書中左側是英文原文，右側是中譯文，英文和中文均是全本，未經縮寫和刪改。
魔法永存：我與“哈利·波特”二十年
萬字長文，帶你讀懂哈利·波特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北大博士林品推薦的“哈迷”必修書！
閱讀更多 人民文學出版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