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裔學者弗蘭克在其名著《白銀資本》中做了一個統計：在公元1500~1800年期間，歐洲從美洲收到9.8萬噸白銀，其中3.9萬噸運往中國，5.9萬噸留在歐洲。中國除從歐洲收到3.9萬噸外，還從日本收到9000噸，又從美洲經馬尼拉收到3000噸至2.5萬噸。也就是說，這300年間，輸入中國的白銀，總數約在5.1萬噸至7.7萬噸之間。
對我們一般人來說，“銀子”的意義，就是貨幣。但從古到今，都存在著這麼一種人：他們把白花花的銀子，用工具、火焰和溶液，變成各種精美的器物，比如杯子、花瓶、項鍊、雕塑。經過他們的手，“銀子”就不僅只有通貨的身份，而且進入了藝術的領域。有那麼一段時間，廣州這個南方大港，聚集了這一行當無數的高手。他們共同造就了一個外銷銀器的輝煌年代。
外形遵西方口味，工藝技巧中國特色
近些年大家常愛說一句話：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從歷史和文化的發展來看，這句話在很大範圍內，都適用。當然，所謂“民族的”，不是抱殘守缺，不是一成不變，而是在與外部交流、碰撞、互動的過程中，找到一種既“本土”又“世界”的平衡。這個過程，一方面是自我認知和自我實現，一方面是變革創新和融會貫通。實話說，做到這點不容易，而廣州的外銷銀器，恰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例證。
有研究者這樣寫道：“中國出口銀器不是一夜之間改變自己來迎合西方市場的需求， 而是中國幾百年工藝傳統的產物。它的外形遵循了西方人的口味及需求， 但它的加工工藝、製作技巧以及設計語彙無疑是中國的。”
廣州外銷銀器，以及它所賴以產生、發展、繁榮的支撐體系說明，中國人從來不缺少開放精神，不排斥對新事物的瞭解，不抗拒進入新領域的學習，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合適的環境，一片溫潤的土壤。
歐洲人對於中國銀器的迷戀，可能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早期來華商人在中國的官紳家庭，特別是在行商家庭中做客時的美好觀感。很多外國人在他們留下的著作中，表露過對這些富裕的中國家庭裡那些做工精美、用料考究的金銀器皿的興趣。比如一位法國海軍船長就曾寫道，行商宴會上，“在各種銀質餐具中，有一種小勺，形狀做得非常適用”。酒被盛在鍍金小銀盃中，小銀盃的形狀像古代的花瓶。手持銀質酒壺的僕人們不停地為客人們斟酒。
其實歐洲自古以來也有使用金銀器的傳統。從歐美博物館中收藏的那些精彩藝術品中，我們可以一睹相關技術發展到了何等水平。但這並不妨礙初到中國的歐洲人被薰染在這種東方情趣的氛圍中，被陶醉、被征服。畢竟，對於美，對於藝術，對於生活品質的追求，是與不斷地求新逐異的心理相關聯的。無論是返回故鄉，還是長居中國，對於歐洲人來說，從中國採購一些日用、裝飾或者具有儀式感的銀器，都不失為一種既合經濟成本又能彰顯個人品位的做法。在很多時候，這些來自東方的銀器，還成了主人人生履歷的證明物。
當年最好的銀鋪集中在同文街靖遠街
大致從明代開始，廣州工匠之巧已名聞天下。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其《廣東新語》裡記載當時民諺“蘇州樣，廣州匠”，即是最好例證。中山大學博士雷傳遠在《清代走向世界的廣貨》中指出，廣州十三行成立後，行商所設的商館區，形成了一個以外銷銀器為主的“銀器市場”，“當時在商館區附近就有幾間主要的銀器鋪， 如早期的寶盈（Pao Ying） 和Tuhopp均在同文街設有店鋪。而較後期的錦成（Cumshing） 、林盛（Linshong） 、新時（Sunshing） 及侯昌（ Houchong） 四家店鋪亦在同文街（New China Street ）”。此外其後較著名的吉星、黃盛、其昌、浩昌等鋪號，也大多集中在同文街、靖遠街及河南花地一帶。
清末那些到訪廣州的歐洲人這樣寫道：“（廣州）店鋪的銀匠能製造任何物品，由小小的一隻鹽羹匙到整套餐具，都能製造出優美的效果……這裡的銀器十分精細出色，而價格則很低廉。這些銀器本質上的價值可和歐洲同樣物品比美。”
實際上，也正是廣州工匠的卓越技術，以及根據國際市場需要所採用的西式風格，令他們製造的相當一部分銀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誤認為是歐美工匠的作品。一些研究者甚至認為，正是這種誤解，使得廣州外銷銀器這一出色的手工藝品類長期沒有得到與其價值相應的關注。
依雷傳遠的看法，一般來說，西方銀器較中國價錢昂貴，款式又不合中國欣賞習慣， “因此銀器的文化交流主要是由中國傳入西方的單向交流”。十三行在這一時期的外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當時的外銷銀器一類是純西方風格；另一類是西方式造型，中國式紋飾。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無論哪種風格的外銷銀器，通常都採用訂製的方式完成。在歐洲，似乎也並未形成專營中國外銷銀器的商業網絡。一些研究者指出，出口到西方的銀器從來沒有形成過規模，從來沒有成為常規貨物的一部分。所以絕大多數現在可見的外銷銀器，是歐洲的客戶委託來華的船員們所下的私人訂單。而由於白銀的貴金屬屬性，大多數銀器是工匠們在接到訂單才開工。它們被放在船長或其他船員的個人行李裡或者商船主特許使用的貨倉中，被帶回歐洲。
銀器工藝繁盛與白銀進口有關
通過廣州口岸運往歐洲的外銷銀器究竟有多大量，現在恐怕已經很難有非常精確的估算。但北京科技大學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學者黃超與英國學者皇普安在對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的中國銀器進行相關研究後指出：“許多城市的人們不僅沒有意識到中國銀器的價值，更無法認識到中國可能是使用金屬銀製作器物時間最長、最持久，並一直保持製作銀器的傳統的國度……從橫跨155年的生產歷程來看，外銷銀可能是在全球銀器家族中最龐大的類型”，但“對於這種銀器類型一直缺乏足夠的認識或系統的整理”。
外銷銀器長期為人所忽視的重要原因，是散落於西方國家的各個家族、博物館中，缺乏專項、系統的研究。直到1975年，美國人克羅斯比·福布斯《中國外銷銀器》一書的出版，才使這些精美的手工藝品的真實身份，逐漸明晰。從現存的實物看，儘管十三行接受西方訂製銀器，且借鑑了西洋、印度、日本銀器的部分風格與手法，但總體而言，它們並沒有完全被這些外來的因素所牽引，仍很好地保留了中國傳統銀器的工藝技術與審美情趣。
雷傳遠指出，廣州銀器店所用的銀料來源主要有兩個：首先是本地銀，因主要以銀錠形式存在，西方稱此為“鞋”；第二個來源是和中國貿易用的美國或西班牙銀元，銀匠們將它們熔解，再加工成銀器。雖然白銀從宋元時期已經被當作貨幣使用，但直到明代中葉以後來自日本和墨西哥的白銀大量流入，白銀才成為中國主流貨幣。而白銀的大量流入，無疑也為中國銀器工藝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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