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遠讀重洋
從3月份開始，新冠肺炎疫情在歐美國家愈演愈烈。
截止4月3號，歐洲累計確診人數已經超過了50萬人；死亡人數已經將近4萬。
但是我們依然能從新聞上看到，歐洲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和地區要求民眾戴口罩。
在大多數國家，當地人依然沒有我們中國人想象的那麼重視疫情。
比如說，荷蘭這個國家。4月1日，荷蘭累計確診病例破萬，成為全球第11個破萬的國家。而且死亡率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高達9%，僅次於歐洲疫情最嚴重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位列世界第三。
但是，作為一個死亡率Top3的國家，荷蘭依然沒有引起國內外相關媒體的重視，跟荷蘭相關的報道更是寥寥無幾。
那裡的情況到底怎麼樣了？為何荷蘭也會有著如此高的死亡率呢？
為了更全面地瞭解歐洲和荷蘭的疫情狀況，以及疫情之下當地人的心態，遠讀君邀請了一位常年生活在荷蘭的華人毛青青，為我們撰寫了這篇文章。
毛青青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筆名：綠），也是一位攝影愛好者，她在荷蘭已經生活了十多年，老公（丹）也是荷蘭本地人。直到現在，她依然生活在荷蘭，親歷這場疫情。
· 01 ·
最後一個無憂無慮的週日
整個3月，荷蘭經歷了非常罕見的連續晴好天氣。
我在荷蘭生活了10幾年，還是第一次體驗了這麼明媚的早春時光。但是，同晴好的天氣相對比，這個低地之國的氛圍是陰暗的。
從2月底出現了第一個新冠肺炎確診後，一個月之內，荷蘭全國的確診人數超過了1萬人。
而死亡率更是高達9.11%，遠遠高於周邊的歐洲國家，僅次於疫情最肆虐的意大利和西班牙。
我依然記得3月1日的那個週日，下午時間，我和丹兩人一起出門去超市。
△ 荷蘭街景
那天拉開了整個3月晴好天氣的序幕，我們一路輕鬆地走路去超市，聊著晚飯吃什麼，下週哪一天去我們想去的那間餐館吃晚飯，甚至今年夏天的旅行計劃。
從超市買完東西出來後，我突然間想去隔壁的日用品店看一下。
但一進門，我便留意到了空蕩蕩的洗手液櫃檯。“已售罄”的標示，有些刺眼地在那裡懸掛著。
它在提醒我，有什麼不對勁了。
當時我還不知道荷蘭已有新冠肺炎的確診患者。但直覺告訴我，這和肺炎有關。
那是最後一個無憂無慮的週日。那天之後，一切都改變了。
· 02 ·
你這種反應一點兒也不“正常”
最初的一個星期，每天都看著新冠肺炎的確診人數上漲。
從最開始的幾個，一個星期不到，就躥到了將近200個。
國內的父母開始焦急，打電話來提醒我不要出門。我的本能反應，的確是恐慌的。
我開始在網上大量訂購防疫物品，買了消毒洗手液、一次性手套、酒精擦紙、酒精噴霧，甚至全套的防護服和維生素片。
3月的第一個星期，我就像一個逃生中的螞蟻，開始憑藉著本能的求生慾望自救。每日忙碌碌地在網上搜索研究，去超市和商店囤食物和日用品。
與此同時，普通荷蘭人的反應，則大多輕鬆多了。
當丹要去每週例行的酒吧聚會時，我勸阻了他。
他不解，繼而產生了牴觸心理，他認為我太緊張過度。“你這種反應一點也不正常”，他說。
對，正常，這個荷蘭文化裡最被高度崇尚的一個行為和道德準則，我明顯是不符合的。
因為崇尚“正常”，荷蘭人普遍從內心裡排斥一切過激行為。
比如，看到我囤的一箱又一箱防疫物品，丹直搖頭。
他身邊的普通荷蘭人，沒有一個人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
他們還在計劃三月份接下來的幾次酒吧大型活動。我勸他取消，他非常為難：“可這不是我一個人能夠決定的事”。
是的，荷蘭文化中有非常群體主義的部分。
荷蘭語裡面有一句國民名言: 表現的正常一點，因為那已經夠瘋狂的了。（Doe maar gewoon, dan doe je al gek genoeg）
荷蘭文化，其實是槍打出頭鳥的，隨主流，隨大眾。
這是荷蘭人骨子裡的文化DNA。雖然，幾乎沒有一個荷蘭人願意承認這一點。
· 03 ·
“這個病毒影響不了荷蘭”
進入了3月疫情的第二週，眼看著確診人數漲到了幾百人，這表明疫情已經正式在荷蘭蔓延開了。
荷蘭人不得不“重視”起來了。
3月9日，荷蘭首相Mark Rutte對公眾做了第一次示範，所謂荷蘭抗疫的第一步：不要握手。
首相在記者會剛呼籲完大家不要握手，會議結束後，他馬上就轉身與荷蘭衛生局局長握了一個手，成為了一次烏龍展示。
△ 首相（左）演示“不要握手”
但是，看到這樣的場景，想笑也笑不出來。
荷蘭人還是太不把這個病毒當一回事了，他們真的知道接下來面對的是什麼嗎？
說到荷蘭的防疫政策，主要由荷蘭衛生局負責協助政府制定。
這個衛生局，是一個典型的荷蘭式官僚機構，臃腫龐大，效率很低。
從一月份病毒在武漢爆發以來，衛生局對外堅稱：這個病毒影響不了荷蘭。
他們自信滿滿，所以基本上是毫無準備的。
雖然阿姆斯特丹的斯希普機場是歐洲最大的運輸中轉樞紐，每天數不盡的客來客往。
但在荷蘭衛生局的低風險評估之下，荷蘭的國門大敞，無任何檢測措施。
2月下旬，一年一度的嘉年華會在荷蘭南部舉行。其中，南部的布拉邦省，是嘉年華會的中心。
因為此前衛生局堅持病毒對荷蘭不會有影響，嘉年華會照常舉行，並持續了整整一個週末。
△ 布拉邦省嘉年華會
· 04 ·
疫情開始爆發
這場嘉年華會，拉開了荷蘭整個疫情爆發的序幕。布拉邦省，也成為了荷蘭的疫情中心。
嘉年華會之後不久，荷蘭出現了第一個新冠肺炎確診病人，來自布拉邦省，據說其曾去過意大利北部地區。
接下來，接二連三的病人確診，荷蘭的確診人數開始快速上漲。
據布拉邦省兩間醫院做的採取血液抗體調查，1300多個醫院工作人員中間，有80多個血液中有肺炎抗體。就是說，這些人曾經感染過新冠肺炎。
醫院的檢測報道指出，其中很多人，在嘉年華會前已經出現過症狀。但因為當時還沒有肺炎檢測，這些人以為自己所患的只是簡單感冒，所以很多人依然堅持上班。
檢測負責人說，新冠肺炎早於嘉年華會之前已經在荷蘭開始流行，而這場嘉年華會，則將肺炎的傳播，推向了高峰。
迅速的，肺炎以布拉邦省為中軸，向荷蘭的中心地區發散傳播。
3月12日，荷蘭對輕症的疑似患者停止了檢測。衛生局官方的說法：因為檢測能力不夠，只能優先檢測重症患者和高風險群體。
從這天開始，荷蘭的確診人數，全是需要入院治療的重症患者。
3月15日，確診患者人數達到了1135人。而相關統計部門表示，實際的患者人數很可能是6000人。
政府宣佈關停所有的餐館和咖啡館等娛樂場所。同時，中小學開始停課。
新聞裡出現了各個大麻店門口排起了囤貨的長隊。（注：大麻在荷蘭是合法的）
· 05 ·
荷蘭人也提出了“群體免疫”
3月16日，星期一，首相馬克·呂特（Mark Rutte）晚間對全國人發表了電視講話。
這被稱為荷蘭的一次歷史性事件，因為自從1973年的石油危機以來，這是荷蘭首相第一次發表電視講話。
△ 首相電視講話
在講話中，呂特提到了“群體免疫”這一概念。他說：
我們可能無法避免的在將來，會有一部分人被新冠病毒感染。
感染了病毒的人通常會獲得免疫，獲得免疫能力的人多到形成群體免疫的時刻，人們就可以在周圍建立起一道保護牆，降低老年人感染的概率。
政府認為，其他國家採取的全面封鎖並非是最佳選擇。
首相講話完後第二天，鄰國比利時開始了全面性封鎖。除了一切娛樂場所關門以外，還有一切非基礎類服務的商店，民眾出門在公眾場所需要保持距離。
因為錯過了週一的首相電視講話，當得知比利時全面封鎖的消息後，我對荷蘭緊隨其後抱有極大希望。
“最晚這個週五，我們也快了“， 我告訴丹。
結果，那晚上網，看到了呂特的講話全文，我開始渾身發顫，經歷了整個3月最艱難的一個夜晚。
那個晚上，我失眠了。
一個晚上，驚恐反應一陣陣襲來，惡夢般的畫面不斷閃現。
我有了本能的逃生反應，只能不停地告訴自己：等到天亮，我要查機票，我要離開荷蘭。
但是最後我還是決定留下來。
△ 荷蘭的公共火車開始減少班次
荷蘭人跟我不一樣，首相提出的“群體免疫”，獲得了許多荷蘭民間的支持。
許多對這個病毒瞭解不深的民眾，因為荷蘭衛生局的宣傳，一直在強調老年人和有基礎病的人才是高危群體，對健康年輕人的影響很小。
他們自然認為首相說的很有道理。既然無法根除它，那麼就讓低風險人群感染，建立免疫，這才是一個長期的務實的解決方式。
所以，他們依然選擇自由出門，聚會。
有人在門戶網站上發表過一個視頻：天氣晴好，阿姆斯特丹中央公園裡到處都是出來曬太陽的人群。人們毫無距離的坐著聊天，一起遊戲，野餐，做運動。
△ 阿姆斯特丹中央公園
· 06 ·
“群體免疫”引發的爭議
當然，並非所有人都認為“群體免疫”是條正確的道路。
比如Alex Friedrich，他是荷蘭格羅寧根省醫院的一名醫生，負責醫院裡的傳染病預防工作。
△ Alex Friedrich
與荷蘭衛生局的政策相反，這間醫院全面的大規模展開檢測，特別是對醫院的工作人員，做到了每一個人都測試。
這一做法也受到了荷蘭衛生局的批評，認為“這不是我們全國統一的防疫方式”。
但Alex醫生非常堅定。他說：
我們應該學習韓國的大規模檢測，隔離，聯繫接觸人。
這場肺炎是可以最終戰勝的，只要我們遵循正確有效的方式，大量投入人力和物力。
新冠肺炎不是流感，不能用流感的那一套（群體免疫）來對付它。
由於知道“群體免疫”是條爭議性很大的路線，沒過幾天，在內閣召開的緊急會議上，首相便改口了，矢口否認“群體免疫”是荷蘭的防疫目標。
△ 荷蘭內閣緊急會議
他說：
我的發言被誤會了。
目前為止，荷蘭政府都希望最大可能的降低峰值，讓疫情的發展得到控制，讓醫療系統不會被沖垮，同時保護老年人和高危群體。
至於“群體免疫”，那只是一個可能會出現的現象而已。
但至始至終，他也沒說明要怎麼樣去“最大可能的降低峰值“，怎樣去”保護老年人和高危群體“。
因為荷蘭有非常大數目的老年人，住在護理之家裡。照顧他們的，正是荷蘭政府認為的健康低風險人群。
· 07 ·
荷蘭的超高死亡率
荷蘭的醫療系統有一個特點：儘可能的避免收治病人進入ICU重症病房。
△ 首相來到急診病房巡視
因為荷蘭的醫療體系近年以來資金一減再減，ICU重症病房的床位數，有連年下降的趨勢。
荷蘭的ICU床位數，在歐洲是屬於偏低的。每10萬人口，荷蘭有7個ICU床位。而德國是33個。
所以許多重症老人，醫生都會與其家屬商量，看是否能夠放棄治療，避免被收治進ICU病房。
而且荷蘭向來就有安樂死的傳統，許多老年人也選擇留在家中。
這次疫情爆發以後，荷蘭的死亡人數一路上漲，同確診人數相比，其比例之高，讓人咂舌。
而這還沒有算上那些自願待在家中安樂死的確診老人數。如果要算上的話，也不會是一個小數目。
此外，在荷蘭看病，要想進入專家門診，非常之難。因為任何大病小病，都需要先經過家庭醫生那一關。
而家庭醫生極其不情願開藥或是將看病人申請專家門診。
要經過無數個回合，最後實在是嚴重到拖不下去了，才會正式走醫院那一條路。
△ 很多公共場所開始放置了洗手液
而新冠肺炎的診治，也是走的這個流程。
荷蘭衛生局的官網上明確指示：如果有肺炎的類似症狀，只要沒有嚴重到需要叫救護車的程度，都自己在家裡休養。
檢測是不可能的，藥更是不會有。因為測試和醫療資源有限，只能留給
“真正有需要的人”。荷蘭對新冠肺炎的檢測，也因此非常的少。
所以凡是確診的，都是能夠衝破家庭醫生這一關攔路虎的重症患者。正因如此，死亡數和確診人數的比例才高的嚇人。
· 08 ·
荷蘭的疫情將何去何從？
4月1日，在荷蘭最新實施了公共場合保持1.5米距離的規定後，我第一次出門去超市囤貨。
△ 曾經夜夜笙歌的阿姆斯特丹新市場
因為需要一些必需品，便去了家附近的一間大超市。
聽說荷蘭超市已經開始限制顧客人數了，每一個進去的人必須用推車，而門口的推車數量有限。
但到了這家超市一看，根本就不是這一回事。
唯一與平日裡的區別是，門口站了一個工作人員，沒有口罩，他負責將每一個顧客放回來的購物籃擦拭一遍，然後遞給下一個進門的顧客。
我被超市的這一舉措嚇著了。
要知道入口處的員工，每天要無防護近距離地面對無數個顧客。做這麼高風險的工作，他應該絲毫沒有意識到自身所處的位置。
因為掛在他臉上的，與其說是緊張，不如說是一種倦怠和無聊。
超市裡面與往日基本無任何區別，沒有看到一個人戴口罩。甚至官方規定的所謂1.5米距離，也沒有一個人在刻意維持。
好幾次，面對毫無顧忌朝我靠近的人，我都很想對他們說：請保持距離。
但話到口邊又咽了下去。也罷，還是我努力躲開他們吧。
你也無法輕易喚醒一群想睡覺的人。
超市收銀處，象徵性的掛了一張透明塑料布阻隔，但兩邊都是沒有封的，顧客如果不面對面站在收銀員對面，其實並無任何保護作用。
△ 經過一輪恐慌囤貨以後，目前超市貨品供應比較穩定
站在離收銀員最遠距離處付完款後，我找了一處無人的角落卸貨，裝包，兩個上了年紀的顧客，就站在門口近距離的寒暄。
他們之間，連50釐米的距離也不到。
彷彿新冠肺炎這件事，對他們來說，存在於另一個平行空間。
走出超市，聽到不遠處傳來吉他伴奏的歌聲。
回頭一看，一個年輕人，正坐在靠近十字路口的人行道邊，仿若無人的邊彈邊唱。
不知道他是在賣藝，還是在自得其樂。我沒有再細看，低著頭很快地便離開了。
也許荷蘭的群體免疫，並不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夢。
文｜毛青青（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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