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球新型冠狀患者突破78.5萬時，早先零案例的緬甸迅速在出現第一批感染者後迅速升至目前的14例，並於3月31日死亡一例。緬甸、泰國、中國、老撾等東盟ASEAN架構之下的國家，因為邊境接壤和頻繁的經貿文化互動，開始面臨一次重大的疫情挑戰。筆者曾在緬甸進行多次田野考察，此次通過在線訪問和新聞追蹤，看到一些緬甸疫情側面，本文試圖在信息防疫的角度，提供一些思路。
緬甸民間健康傳播的文化和宗教制約
緬甸在外媒（包括中國媒體）眼中，是一個全民信仰佛教的國度，儘管這個觀點是錯誤的，但是在傳播學領域有一個鐵律，就是“刻板成見”，而非“正確的常識”是大眾傳播的基礎。正如，許多外國人錯誤認為中國人都吃狗肉或者都會一點書法和太極一樣。
雖然和中國分享2227公里的邊境線，這意味通過跨境而居的邊民貿易共同承擔著潛在的公共衛生風險，但在第一輪新型冠狀疫情期間，與中國接壤的緬甸並沒有感受到恐慌，反而覺得自己能成為疫情的例外之地。
緬甸的“高枕無憂”從前段時間的政府發言人口中可見一斑，該國政府發言人佐泰曾經（Zaw Htay）認為，緬甸無人感染歸功於緬甸的“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他還說，因為緬甸人習慣用現金而非信用卡付賬，所以不可能傳播病毒（這句話可以解釋為，緬甸通過髒的紙質貨幣使用，獲得了“全民免疫”和病毒耐受力）。昂山素季在3月16日的全國演說中重申國內零確診，同時號召國人踴躍捐助政府防疫基金。
緬甸仰光友人所發的社交圖片：緬甸版本的一米線公共辦事方式。
3月23日23:30，緬甸零記錄被打破，出現2例確診病例，接著25日出現另一例，受到此消息影響，泰緬邊境出現封鎖和返鄉潮，大批在泰國務工的緬甸人開始大遷徙，邊境出現極度混亂的場面。許多緬甸在泰國的務工人員都是“黑戶”，筆者在2005年曾在泰國清邁大學做訪問學者，期間遇到大量緬甸難民和黑工，此後的15年，這種狀況並沒有改變，地下身份意味著獲得醫療資源的困難，也加劇了這個人群感染新冠的可能性，而由於失控的人群流動，最終東南亞會可能會出現一個新冠疫情的新熱點。與此同時，緬甸國內開始出現搶購風潮，而大多數囤積備險的緬甸公民並不佩戴口罩，緬甸公共醫療資源的嚴重缺乏和公共衛生習慣，會造成嚴重的抗疫壓力。考慮到早年緬甸因為內戰所導致難民的雲南避難，特殊疫情期間，仍然有邊疆的“被動互動”問題，雲南省需要早做預案，儘可能地多做疏導少做單方面封鎖，並藉此機會自檢自己的邊疆公共衛生狀況，維護跨境民族的生命健康。
說到這裡，必須回應本文的標題和開篇段落，緬甸的核心宗教是佛教和地方巫神系統，尤其是巫神系統是緬甸的內核，巫神信仰和主流佛教的關係，近乎是道教和中國宗教的關係。此對比的意義在於，中國人認為道教是真正的本土宗教，也就是魯迅所說，要了解中國人，必須瞭解道教，緬甸巫神信仰就是一個相當本地化的原始宗教信仰。但是，宗教信仰和病毒有什麼關係呢？
與世俗社會通過醫療、科學、教育的路徑不同，宗教社會往往通過宗教創造連帶感、集體感、危機感、認同感，甚至以宗教替代科學和醫學，直接給出解決方案。新型冠狀疫情出現之後，馬來西亞馬航370消失期間出來預測飛機去向的bomoh巫師也出來抗疫了，代替醫生進行預防和治療；緬甸在疫情期間，佛寺的高僧大德開出增強免疫力的配方：一個檸檬、三個棕櫚籽，不多不少，就可以增強抵抗力；與此同時，印度的部分社會也開始通過喝牛尿和冥想來治療疫病；美國的福音派傳教人士，甚至開創“遙距隔屏破疫法”（televangelicalism），張開雙手，打開電腦屏幕，接受屏幕那端大神的除疫。
可以負責任地說，在現代、前現代、發展、欠發展、世俗社會、宗教社會、部落社會、宗派社會、軍政府統治、民主啟蒙、發達民間國際組織、垂直軍政府行政動員系統網並存的緬甸社會，以上所說的所有宗教化抗疫手段都在緬甸有豐厚的土壤。
從緬甸朋友社交網絡的截圖：民間巫神的克瘟神人偶。
緬甸公共衛生資源的不均勻分佈
然而把緬甸的抗疫選擇片面渲染為自殺式的不準備是愚蠢的看法。正如中國駐緬甸大使陳海所介紹的：1月30日，緬甸政府就組建了新冠肺炎防控中央委員會，並於3月13日將委員會升級為國家級中央委員會，由國務資政昂山素季親任主席。委員會多次召開會議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每日公開通報疫情信息，並採取指定定點醫院、取消聚集性活動、改造體育場和寺廟作為隔離點、設立新冠肺炎基金等一系列有力措施應對疫情風險。
但是整體來說，緬甸的醫療資源和公共衛生資源嚴重滯後於克服疫情所需的巨量物資、人力、信息需求。在筆者幾年前調查仰光、內比都、萊比塘銅礦、皎漂、土瓦等地時發現，緬甸在醫院、學校設施、交通設施、日常生活用水、汙染治理、互聯網連接等多方面相當落後，即使是首都和傳統旅遊城市仰光，處處都可見汙水橫流的情形，政府在族群爭端、軍政府內耗、國家轉型等多種原因之下，事實上在公共衛生、健康傳播、應急管理系統上嚴重投入不足。
緬甸全國只有一個實驗室有測試新冠的裝備，3月30日為止，共計1700例待測，因為設施和人員問題，緬甸的真實感染情況存在滯後。整體來說，緬甸每一萬人只有6.1個醫生，在邊遠和落後區域，尤其是族群爭端和難民聚集區域，醫患比簡直是災難水平，不用說棘手的新冠疫情，就是在平日也存在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在筆者曾去過的若開邦，每8萬三千名居民裡，才能配備一個醫生。
緬甸在資源分佈意義上並非民主機制，特別容易產生公共產品和衛生必需品的不均勻分佈和誤置，緬甸的民間組織、官方衛生系統、佛教場所開闢出來的“佛教方艙”、緬華團體的公共空間讓渡，這些機制和平臺將發揮重要作用。
緬甸的撣邦、克欽邦、若開邦、克倫族、羅興伽族群基本處在醫療的孤島當中，如果疫情在這些人群中爆發，將帶來災難性後果。僅以若開邦的13萬羅興伽人為例，據國際人權組織數據，只有16%的人群有必要醫療服務，在擁擠、骯髒的難民營，流感、肝炎、瘧疾、肺結核和新型冠狀病毒都是潛在的殺手。
由於殖民的原因，緬甸在社會學意義上是相當撕裂的社會，不同的族群與主體緬族有許多積怨，緬甸的事實上不統一和內部分裂勢力，也會藉著疫情的時機，開始新的動員和格局整合。如果緬甸出現大規模疫情，哪怕是疫情恐慌，緬甸的國際政治情勢會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國際關係的惡化和主流偏移，會產生次生災害，進一步惡化疫情治理。因此，創造可靠、及時、“疫情特例式”的多邊談話機制和信息溝通機制十分重要。緬甸因為基礎設施落後，首先需要“信息抗疫”，國際社會應為緬甸提供儘可能多的“信息方艙”，通過互聯網來進行在線診斷、在線培訓、資源募集、物品追蹤、疾病疫情及時反饋、國際合作與資源協同。
應搭建全語種東盟疫情公共傳播預警平臺
圍繞東盟範圍的新冠疫情擴散和民間恐慌，首先應該在信息傳播上搭建東盟疫情公共傳播、預警與反應平臺，集成最新的疫情訊息、不同國家的疫情熱點、海內外疫情的資源捐贈和調度、醫療資源調度、緊急案例和突發案例的應急反饋、日常的疫情防護和診療工具包，用開放性、透明性、服務性、應急性、實用性來設計覆蓋全部人群的克疫響應機制。
通過使用東盟縮略語，創造東盟疫情應急反應網絡，ASEAN (Asian Systematic-medical Emergency Aid Network) for COVID-19，所有發起成員國和參與國適當使用東盟的已有成熟管理架構，在醫療衛生、社會救助、國際傳播、生計發展、疾控、危機爭端、族群與難民人道主義等跨領域專家的開放機制和聯合協力下，完成此次疫情的重大備險和克險工作。
在未來，從疫情信息傳播角度上，東南亞國家彼此不看對方國家媒體，反而通過歐美媒體瞭解對方的現狀需要根本改善。例如，緬甸和中國互相不看對方的主流網站，往往通過第三方的英美媒體獲得對方的消息。無論是關於巨災社會、水汙染、空氣霾問題、土壤汙染、食品安全這類民生相關問題，還是相對抽象的兒童教育、高等教育發展模式、中醫西醫文化話語權問題、國際文化軟實力問題，都應該通過孵化多元、複雜的科學泛傳播平臺，來通過一種生活方式改變，進而傳達一種傳播效果，最終完成思維範式的革命。
東盟國家以及次區域內部的邊疆問題和欠發展問題，通過此次疫情或許可以讓人感知到一種新解決思路：要發展“全景平衡傳播”和科技服務大眾的“信息充分傳播”來克服疫情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解決民眾生活需求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以有效傳播來帶動公共資源分佈和資源管理等問題的解決，最終創造全時性的危機應急響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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