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當今世界頭號科技強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不論以諾貝爾獎以及其他獎項得主的數量、科學論文的數量及引文質量衡量，還是以海外學生到美國留學的數量或者大學創辦高技術公司的數量衡量，美國都牢牢佔據世界第一的位置。“二戰”期間以及隨後的冷戰期間產生的一系列最前沿的新技術成為促進美國經濟增長的高技術，也推動著為世界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電子計算機、商用運輸機、半導體、固體電子儀器、集成電路、核能、激光、衛星通訊、微波通訊、雷達的應用（例如導航控制），抗生素、殺蟲劑、新材料（如高強度鐵合金、鈦、高溫陶瓷、光纖強化塑料、複合材料）、金屬製造和加工的新方法（如數控機床）以及今天廣泛應用的互聯網。而在“二戰”剛爆發的時候，按諾貝爾獎獲獎者的數目說，美國還遠遠落後於德國，與英國也相差很遠，亦落後於法國。再早十多年，直到20世紀30年代早期希特勒掌權的時候，美國最聰明、最有抱負的年輕人都會遠到德國像海德堡、萊比錫和哥根廷這樣城市中的大學去攻讀博士學位。是什麼使美國的科學技術實力一躍直上並長期保持強盛呢？
美國科技創新的經驗值得重視。美國學者D.哈特指出：“美國經驗的重要性來源於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導地位，既在高度創新的工業部門居領導地位，也在科學研究方面居領導地位。除非學者理解美國的創新過程，否則他們從整體上理解世界的創新過程就存在困難。”他指出，美國的案例還具有認識和分析上的重要性，這來源於美國創新系統的廣闊性和制度上覆雜性。歐洲、中國以及印度等更大型的複雜創新系統的出現，更顯著地說明需要更好地理解美國的創新過程。[1]本文的目的是探討美國如何成為科技強國的，從歷史根源、政策和制度創新三個角度分析美國成為科技強國的因素，提出可供中國學習和借鑑之處。
一、歷史的根源：美國科技創新體系的形成
1 從學習走向自立
北美殖民地的科學來源於歐洲，在與歐洲科學交流的過程，美洲科學開始成長。從美國獨立到南北內戰結束（1776-1865）期間，美國科學從歐洲、特別是從英國的附屬中獨立出來，儘管規模還很小。
雖然北美殖民地早期有許多關於自然領域的研究，但研究者大都是業餘愛好者，大量的研究是關於自然歷史的描述性研究。在18世紀，美國殖民地產生了真正意義的科學貢獻，即本傑明·弗蘭克林對電荷的研究，這使他真正成為科學家，贏得世界的承認。但是，美國科學家規模很小，高水平的科學家少，19世紀美國最有才華、在電磁學發展最有貢獻的科學家亨利，比起同時代的英國科學家法拉第、麥克斯韋仍遜色不少。直到19世紀末，美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是被實用佔據著。一方面，在獨立後，國家對資源勘探、地理考察和農業改進的重視促進了與自然資源和地理等相關的應用科學的發展；另一方面，工業發展帶來大量技術發明和創新。正像托克維爾在19世紀30年代考察美國時觀察到的：在美國，人們只關於科學的純應用那部分。他懷疑，歐洲社會那種純理論的研究是否能在美國這樣一個新生的國家中生根。[2]
不過，實際上，在1840年的時候，科學的應用就顯示出它的重要性，例如電報的發明。19世紀中期，哈佛和耶魯開始重視科學，欣賞科學的應用。1862年，國會通過《莫利爾法案》(The Morrill Act)，建立了贈地學院(land grant college)，這些學院偏重農業和機械等應用學科，成為州立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1876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成立，把研究生教育和學術研究放在第一位，開創了美國研究型大學時代。隨著研究型大學的發展，科學在美國大學得到成長。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科學的精神強調本土化，從歐洲科學中獨立出來。1907年，美國誕生了第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邁克爾遜，標誌著美國科學走上自立。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科學技術在某些領域已經具有優勢，例如物理學已開始取得世界性聲譽，出現了密利根、康普頓等一批世界級的科學家。
2 美國的大學體系與科學研究
美國早期的大學除了哈佛（1636）、耶魯（1701）等仿照英國古老的傳統而建立起來以外，大部分是面向地方實際需要而建立的。19世紀初，公立大學（州立大學）開始發展。19世紀中期，科學在大學中受到重視。但在19世紀中期，美國的大學相對來說是很落後的。那時，美國年輕人都去歐洲、特別是去德國獲取博士學位。當他們回到美國後，把德國那種研究與教育結合的方式帶回美國，並加以發展，促進了美國的大學的發展，包括一些新型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芝加哥大學等）的創立和老牌大學的新發展。到19世紀70年代，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以及通過研究培養學生成為許多大學的做法，研究作為教育的價值得到充分的實現，美國研究型大學開始興起。到1920 年，美國的研究型大學現代形態已經成型，在20世紀前40年佔據美國高等教育的主導地位，並且在20世紀後來的歲月保持和光大，不僅成為科學和教育發展的主導力量，而且極大地影響了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科學社會學家本·大衛在其名著《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一書中指出，美國大學系統的創新，有著系統自身的動力。美國的大學有著自己獨特的特點：第一，美國大學是一個高度分立化的競爭系統。不像許多歐洲國家那樣有一箇中央決策機構（教育部）決定大學的政策，美國高等教育的權限歸各州，而不是聯邦政府在許多方面對各個大學實施統一的管理。各州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對大學的發展進行管理，強調大學辦學的自主性。大學的資源來自私人捐款、慈善基金會、州政府和學生的學費,大學的管理具有相當大的自主性。美國雖有不少州立大學，但是在整個大學體系中遠不佔主導地位，最有聲望和最富有的是那些私立大學。分散化帶來的結果是就是大學之間的競爭，不僅私立大學之間、州立大學之間存在著競爭，而且州立大學也必須與私立大學競爭。[3] 在這樣一個自主、分立化和競爭的體系中，科學家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科學價值判斷，選擇自己想要研究的問題，對他們認為做出高水平研究工作的同行給與獎勵。這促進了大學的學術發展，也推動了科學的發展。這樣，一個分佈各處、高度自主而又相互競爭的科學家組成的科學共同體成熟起來，推動了美國基礎科學的發展。據本·大衛對1800-1926年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醫學科學成果的研究表明，德國以及後來美國能夠佔據醫學科學領先地位的關鍵要素是大學系統的分立化和競爭。[4]第二個特點是實用化。美國大學是積極響應地方經濟和工業發展需求而發展的，大學的發展與工業的發展相伴相隨。不僅一些私人大學的建立是與工業相聯繫的，而且州政府對州立大學的支持也是緊緊與地方發展相聯繫的。20世紀上半葉的，新的工程學科圍繞新興產業的發展在大學裡體制化，使大學與新興產業發展聯繫在一起。由於以上特點，美國大學的突出特點是對其經濟和社會環境變化有更快和更大範圍的響應。
3 工業研究實驗室的重要作用
工業研究實驗室是按企業的經營戰略、在企業內部建立起的研究與發展（R&D）機構，目的是從事與企業發展相關的R&D活動。工業研究實驗室開始於19世紀末期德國的化學工業。隨後，美國的柯達（1893）、通用電氣（1900）、杜邦（1901）、貝爾電話系統（1907）也陸續建立了自己的工業實驗室。工業研究實驗室的建立，標誌著工業技術的發明擺脫了完全依賴於個體發明家的局面，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從而使創新成為一個可以自我持續發展的系統。到20世紀中期，美國在化學、橡膠和石油、電學等工業領域建立了大批研究室，如著名的杜邦、AT&T、通用電氣等。到1930～1940年，工業研究實驗室已經成為美國的創新主體，期間整個R&D經費投入的部門比例為：政府12～19%，工業63%～70%，大學9～13%。[5]
技術創新研究的開拓者之一N.羅森伯格教授指出，工業研究實驗室，如果不是20世紀制度創新中最重要的制度創新，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創新之一。雖然不是美國的首先發明，但是，這項制度在美國經濟比其他國家產生更廣泛的擴散和更強有力的影響。[6]
工業研究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內生於經濟的發展之中，使得新知識的產生與新知識的應用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同時，工業研究的建立也使得企業與大學、研究所建立起平等的交流和合作關係，不僅使企業可以更廣泛而有效地獲得外部科技資源，增強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能力，也從整體上使得國家科技系統成為健全和有效的系統。正如美國著名的管理史家錢德勒指出的，工業研究影響著整個國家經濟體系的健康發展。一個生動的例證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衰落的歷史充分所顯示的。“英國病”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英國製造業沒有建立起必需的有效開發科學研究商業潛力的組織設置和組織聯繫，這使得國家的其他科學資源（如大學）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導致英國在國際市場失去競爭力。[7] 相反，美國後來發展強大是因為美國的工業實驗室起到很大的作用。
概言之，在“二戰”以前，美國已經形成為了以大學和工業研究實驗室為主體的科技創新體系，這一體系以市場競爭機制為基礎，積極響應經濟發展和社會的發展需要，具有高度的靈活性，體系內部有著自然的聯繫和充分的流動性，強調自下而上的首創精神，為後來美國科學技術的更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戰後科技政策促進了美國現代科技創新體系的轉型和發展
1 政府支持科學技術的角色轉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美國的科學技術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二戰”以前，聯邦政府基本上不承擔支持科學發展的職責。戰爭期間，聯邦政府與科學形成一種新的合作關係。戰後，聯邦政府成為支持科學技術的主要角色，在隨後的10多年間支持建立了國家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使美國的科學技術成為世界的領先者。
戰爭期間，原子彈、雷達、青黴素等發明幫助美國贏得戰爭的勝利，令人信服地向世人顯示出科學技術的巨大威力。這些突出成就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廣泛動員了大學、企業等全國民間的科技力量參與，建立了一個全國的創新體系，把實驗室的研究、大規模的生產、戰場上的戰術和指揮部的戰略結合到了一起。戰爭期間取得的科學研究組織和管理經驗為戰後設計科技政策提供了基礎。
應羅斯福總統的要求，萬尼瓦爾·布什完成了《科學——永無止境的邊疆》報告，展現了科學的前景——作為“沒有止境的邊疆”的科學將會取代美國西部物理上的邊疆，成為國家的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標準提高和社會進步的新動力。這一個報告有幾個基本思想：（1）科學進步對於保證人民健康、國家安全和公共福利是不可少的；（2）基礎研究是一切知識的源泉，基礎研究的發展必然會為社會帶來廣泛的利益；（3）科學共同體需要保持相對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以免受政治和其他利益集團的壓力，保證科學知識的進展。據此，報告提出，聯邦政府應該承擔起保持科學知識進步和培養新生科學力量的職責。報告建議成立一個國家研究基金會（國家科學基金會最初的名字）——一個全面包括自然科學各個領域的資助機構，並且包含一個支持長期軍事研究的部門。布什把大學作為戰後科學政策的中心。[8]布什的報告為戰後至如今美國的科技政策奠定了基礎。
戰後，有關科技政策不同觀點的各方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最終，布什關於政府支持科學的思想取得勝利——科學在政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他的具體設想——建立一個統一的、全國性的支持科學發展的機構——國家研究基金會沒有取得成功。從1945年到1950年長達5年關於國家科學基金會成立的辯論中，海軍辦公室、原子能委員會（能源部的前身）和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相繼開始支持科學研究。待1950年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成立時，它只是所有聯邦政府多個支持科學研究的部門和機構中的一個，而且是較小的一個。美國事實上形成了多元化的資助體系。在1945年-1957年間，各政府部門和機構支持大學、企業開展研究，原子能委員會、國防部（DOD）和NIH的一批國家實驗室和研究機構紛紛成立。
1957年，蘇聯發射了開闢人類航天時代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伴侶號（Sputnik），極大地刺激了美國。驚恐的美國朝野迅速開始反應，動員巨大的國力資源迎接蘇聯的威脅。從1957年底到1958年，短短的一年時間裡，美國成立了國家宇航局（NASA），負責制定和實施國家空間發展計劃；國防部成立了高級研究計劃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ARPA），目的是確保開展先進的國防R&D；成立了國家科學顧問委員會，以加強政府的科學決策能力；加強了新武器的研製。1958年11月國會通過的《國家防衛教育法案》，大大加強了美國政府對各個層次科學教育的支持。1958年1月31日，美國也成功地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從1957年到1968年，美國進入一個科學技術發展黃金的時期
2 國家大力投資科學技術
戰後，美國研究與發展（R&D）的支出有兩個顯著特點是國家研發投資的總量和聯邦研發預算的規模。在最初幾年，美國R&D總支出保持在略高於國民生產總值1%的份額，而這個份額在20世紀50年代後半期獲得了快速的增長，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達到峰值的3%。在1969年的時候，美國R&D的投資規模為256億美元，遠超過最大的國外經濟體（聯邦德國、法國、英國和日本）R&D經費的總和113億美元。在整個國家R&D投入中，聯邦政府資助達到1/2到2/3。在60年代中期達到總研發支出的2/3份額。[9]自1980年代開始，聯邦政府的投入開始落後於工業界。
聯邦政府對大學的資助顯著的增加：在1930年代中期，聯邦對大學研究的資助大概佔其總經費的1/4，在1960年即超過60%。從1935到1960年，對整個大學研究的資助增長了10倍，到1965年又翻了兩倍。[10]
在冷戰的背景下，美國國家的R&D投入大都投在國防和空間等相關領域，產生了許多先進技術。1962年肯尼迪總統提出阿波羅登月計劃，1969年美國宇航員成功登上月球。登月計劃激勵了美國最優秀的一代年輕人投入，並把他們培養成優秀的科學家和工程師。
3 政府資助科學研究：使命導向的基礎研究
戰後，聯邦資助是在一個多元化的資助體系之下進行的，即分散到聯邦政府各個部門和機構，而不是聯邦政府集中投資。在美國10多個涉及到資助R&D的政府部門和機構中，DOD、衛生與公共福利部（主要是NIH）、NASA，能源部（DOE）、NSF和農業部（USDA）的R&D經費佔聯邦政府R&D經費總支出的90%）。據2013財年的數據，這六大機構R&D的百分比為：DOD51%，HHS23%，NASA8%，DOE8%，NSF4%，USDA2%。[11]
戰後，美國科技政策的重點是基礎研究和國防技術。在中國有一種比較廣泛的誤解，認為美國大學的基礎研究完全是沒有應用目標的自由探索。事實上，以使命導向資助的基礎研究不是與應用無關的。戰後美國資助的重點領域是計算機、電子、材料科學和與軍事相關的應用科學和工程學以及醫藥和生命科學，資助的原則是：基礎研究最終要能產生效益，體現出目標趨向、集中在資助者感興趣的領域。即內在的標準和可能的貢獻：基礎研究表示的是科學進展與直接應用有距離，但不是沒有應用考慮。[12]結果，政府對大學的多元投資，在尖端電子、空間技術和醫藥等領域形成了實質性的力量，產生了巨大的科技實力和經濟效益。
4 現代科技體系的形成
戰後政府對科學技術的大力支持，在戰前就存在的大學和工業實驗室的基礎上，創建了現代高效動態的美國科技創新體系。
聯邦政府對大學的大力支持。自“二戰”以來，聯邦政府出於各種動機向大學投入了鉅額資金，包括戰略上和軍事上的考慮以及近年來出於與健康相關問題的考慮。政府對大學的巨大投資壯大了科學研究人員的隊伍，提供了高質量研究所需要的物理儀器和工具。通過同時為大學教育和大學研究提供支持，聯邦政府強化了大學對研究支持的義務，並且增強了研究與教學之間研究的聯繫，使美國大學在基礎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方面成為世界的中心。戰後各界創造了一種共識和氛圍：基礎研究是大學應該做的，從事基礎研究工作是令人尊敬的。值得指出的，聯邦政府對大學給與大量資助的同時，尊重科學家的自由探索精神，並不干涉，而是鼓勵科學家從事自己認為值得做的研究。激光的發明充分顯示了科學家自由探索的重要意義。
戰後，大企業仍然是美國科技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如通用電氣、杜邦、AT&T和柯達等公司在戰後繼續為國家的國防及相關產業做了很大貢獻。許多重大發明是產業研究的結果，例如1947年貝爾實驗室發明了晶體管，1960年休斯研究實驗室製造出第一臺激光器。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聯邦政府R&D經費大部分投入到企業中。
新興高技術小企業在新技術（半導體，電子、生物技術和醫藥等領域）的商業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進了美國經濟的增長，這是戰後美國創新體系發展區別於戰前、也區別於其他發達國家的一個突出特點。其中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1）政府對新興領域的資助，促進了基礎研究成果的商業化；（2）國防採購政策降低了以市場為基礎的准入門檻，有利於小企業的發展。；（3）金融市場的創新，包括風險投資，培育小企業的成長；（4）適宜的創新環境，提高了小企業的創新能力。新興高技術小企業代表地就是硅谷，在這裡圍繞著斯坦福大學集聚大量的創業企業，形成充滿激烈競爭、人員高度流動的創新環境，產生出一批影響美國和世界發展的高技術小公司（如惠普、蘋果等）
戰後，聯邦政府大力建設一批DOD、DOE、NASA各系統的國家實驗室和研究中心，加上NIH內部研究機構，形成了一個專為國家安全利益及相關領域服務的國立科研機構。
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冷戰的背景下，以維護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為主要目標，美國對科學技術的大力和持續的支持，創造了一個充滿競爭的高效的科技創新體系，美國達到世界科學技術的高峰。美國在世界科學技術大多數領域起著領導作用，不僅是諾貝爾科學獎的數目增到世界第一，而且是歐洲學生大量向美國流入，與戰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政府的政策加強和擴大了戰前科學技術體系大學與產業界內部已有的聯繫，並且創造了新的國立科研機構。通過支持科學技術面向國家發展長期服務，政府、大學與工業界形成很好的合夥關係，用美國人自己概括是夥伴關係。在一些重大技術發展從研究到市場的過程中，工業界、大學和政府之間有著複雜的交叉互動，大學研究、工業研究和產品發展之間存在著豐富的思想和人員流動。
三、制度界變促進國家創新系統整體運行
美國科技體制和研究體系的基本框架在20世紀60年代末已經形成：（1）在政府最高層面設有科技政策決策協調和諮詢機構——白宮科學技術辦公室（OST）（現改名為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OSTP）、聯邦科學技術委員會（FCST）（現改為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STC）和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PSAC）（現改為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PAST）；（2）多元化的資助體系。今天與科學技術密切相關的6個主要部門和機構：國防部，衛生和公共福利部（主要是國立衛生研究院），國家宇航局，能源部，國家科學基金會和農業部都形成在這一時期；（3）各組成部分具有明確分工的研究體系：大學主要負責基礎研究，政府研究機構主要負責應用研究和大科學研究，企業研究機構主要負責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
自20世紀70年開始，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美國不斷受到外部競爭的衝擊和挑戰：70年代的石油危機、80年代日本的經濟挑戰、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以及當今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崛起，美國的科技整體實力和領先地位相對下降。同時，科技創新的形式和組織形態也發生了許多變化。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人不斷創新，以適應變化的形勢，同時不惜向競爭對手（如日本）學習，仍然保持十分強勁的發展動力。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受到日本嚴重挑戰之後，美國經過不懈努力，帶來了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和科技發展繁榮時期。
美國科技創新體系變化的一個優勢，正如哈特所指出的，不是整個體系的重建或重組，而是一種有界限的變化（界變，bounded change）:“創新系統內某些中心制度、關係和期望的創新或重建，但這種變化並不等於整個系統的轉型。這個系統的關鍵角色採納了一種新的行動邏輯。”[12]例如，1980年的《拜杜法案》使大學的行為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有些大學與工業界的關係比以前更加緊密，有些更加定向於商業化發展，但許多大學仍然保持著以前的方式。界變是整個創新體系既能保持它的傳統和優點，同時又有創新部分，適應或帶領新的發展。以下我們舉兩個例子，一是APRA，代表美國資助體系新元素的創新；二是美國納米行動倡議(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代表創新體系中關係的創新。
1 ARPA/DARPA
ARPA 是1958年應對蘇聯衛星Sputnik而建立，最初集中在空間技術。1960年，ARPA定位為基礎研究。20世紀70年代，ARPA 轉型面向軍工任務，名稱也於1972年改為國防高級研究計劃署(DARPA)。ARPA/DARPA推動了許多對現代社會影響深遠的重大發明，包括互聯網、個人電腦、激光以及視窗操作系統。ARPA/DARPA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為其他機構紛紛仿效，例如，國土安全部成立了HARPA，能源部成立了 ARPA-E。
ARPA建立關鍵的組織管理結構，由一個高質量的管理團隊領導，廣泛地使用在工業界與科學界之間流動的科學家，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實驗室和和合作機制（而不是新建立研究中心），在新的複雜領域資助更具有未來長遠意義的項目。ARPA對大學計算機科學的支持，帶來了一場革命，不僅創立了計算機研究的基礎設施，也創立了計算科學這一門新學科，帶來許多突破性的技術。ARPA被賦予了相當大的自主權，可以把“資源集中在卓越的研究中心（例如MIT，卡納基·梅隆大學和斯坦福大學）而不用考慮NSF所必須考慮的地理分佈問題。這樣的方式幫助建立了以大學為基礎的具有規模效應和穩定性的研究群體，這是在一個特殊的領域創造必要進展所必需的。”[14] 而且，它可以自由授予多年度的切塊式經費（block funding），資助具有高風險性質的研究。
2 國家納米行動倡議（NNI）
NNI是2001年由克林頓政府提出的。與國內廣泛存在的誤解不同，NNI不是一個在國家層面上有單獨預算、支持納米技術的中心計劃，而是一個協調措施：通過理念、規劃文件、交流、對話與評估等各種機制，促進支持納米技術的聯邦政府各個相關部門和機構開展合作，協調國家的相關力量，從整體上促進國家納米技術的發展。NNI由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之下的納米科學工程技術分委員會（NSET）和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協調，與各個部門和機構一起工作，建立NNI的優先領域和評價各種活動的標準。
2014年，NNI完成了第一個階段的使命。PACST對NNI的第五次評估報告指出：“自從NNI在2001年啟動起來，聯邦政府把日益增多的跨機構納米技術活動帶到一起。從2005財年到2014財年，產生638個機構之間的合作，從2005財年的35個合作增長到2013財年的159個合作。與這些單個協調活動一起，在2010年聯邦政府的跨機構合作開始聚焦‘納米技術署名措施’（NSI)，這是一個至少有三個聯邦機構圍繞著重要國家利益領域投資和協調的合作行動。在這些NSI一些重要領域的合作出現繁榮局面。”[15] PACST報告認為，NNI在第一個階段取得了成功。
四、我們能向美國學習什麼？
1 美國的經驗總結
美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既植根於歷史和文化，又是政府政策導向和支持的結果。概括起來，美國成為一個科技強國有以下幾個因素：
(1) 一個與市場機制相適應的工業研究體系和大學體系；
(2) 政府在科學技術發展的適當定位和長期而持續的支持；
(3) 政府、大學與企業三者之間的合作伙伴關係；
(4) 強調自下而上的創造力和自主性；
(5) 支撐制度的完善（如風險資本）；
(6) 制度創新能力。
最後，不可不專門提到的是人才，美國能夠成為科技強國，不僅得益於本國培養了大批有才幹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而且得益於“二戰”期間因受迫害而來到美國的一批優秀歐洲科學家以及後來來自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的各種各樣的科技人才。
2 美國的經驗對我們有什麼啟發
美國的發展經驗有著自己國情和文化，與中國國情和文化不同，許多做法不能直接借用和模仿，更不能生搬硬套。但是，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利用科學技術為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有著一般的規律；而且，同為大國，同樣為國家目標而發展科學技術，先行者的經驗必有借鑑和啟發之處。本文認為，美國的經驗可以在兩個方面對於中國建設科技強國有所幫助：一是一些好的經驗和做法可以直接借鑑和應用。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美國學習和借鑑了不少好的經驗，對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例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建立、小企業創新基金的設立和大科學設施的建設等；二是在面對相同或相似的問題，美國的經驗可以作為一個參照系，幫助我們思考解決我們的問題。例如如下重要問題：（1）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2）科技人才的創造性及隊伍建設；（3）企業成為創新主體；（4）研究型大學的建設和發展；（5）產學研合作；（6）國家實驗室的建設和管理；（7）重大科技創新活動的協調；（8）支持科技決策的科學諮詢體系。
註釋
[1] [13].Hart, D. M. Accounting for change in 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A friendly critique based on the U.S. case .Research Policy 38 (2009) 647–654
[2]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冊） 商務印書館 1991年
[3][6]Rosenberg,N.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hips and thei role in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in China-U. S. Joint Conferenc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Beijing, P. R. China. April 24-27, 2000.
[4]Ben-David,J. 1960.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and Academic Oranization in Nineteenthe-Century Medicin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25,no.6:828-843
[5] Mees, C. E. K,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Scientific Research,McGraw-Hill, New York 1950
[7]Chandler Jr.A.D. From Industrial Laboratories to Department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in The Uneasy Alliance. Ed. Kim.B.Clark,R.H.Hages,C.Lorenz.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Boston, MA 1985
[8]Bush,V. 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n a Program for Postwar Scientific Research.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990/1945
[9] Mowery, D.C and N.Rosenberg. The U.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Nai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Ed. R.R. Nel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12]Rosenberg, N.& R.R.Nelson American university and Technical advance in Industry. Research Policy 23(1994)323-348
[11] NSB.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tor 2016
[14] NRC.Funding a Revolution,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5] PCAST Report on the 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 - 5th Review
作者：樊春良，男，博士，博導，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研究員 ，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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