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河南鄭州，但成長在河南省駐馬店。為什麼我要特別提駐馬店呢？因為這個地方特別具有代表性。駐馬店相對於河南，就像河南相當於中國，就像中國相對於世界。從地理，從經濟，從科技，從文化，都是這樣。我恰好是在開始有記憶、對社會有感觸的時候成長在駐馬店。
我在駐馬店地區汝南縣的一個小村莊——小郭莊——生活了三年多，然後在駐馬店鎮又生活了整整八年。我在駐馬店度過了十一個春秋，這裡有我人生中最親切、最難忘的一段經歷。
雖然那裡的生活一直很清苦，但心裡一直很滿足、很快樂。我在駐馬店小學升初中的時候，當時的小學常識老師對我說了一句話：施一公啊，你長大了一定得給咱駐馬店人爭光！大家可能想不到，這句很簡單的話我刻骨銘心記憶至今。從那以後，每次得到任何榮譽，我都會在心裡覺得是在為駐馬店人爭光。
今天，我同樣想說：老師您好！我還在為咱駐馬店爭光。我中學去了鄭州，大學到了清華大學。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駐馬店的父老鄉親，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鄉親在過什麼樣的生活？過什麼樣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對我衝擊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觀幾乎全部打亂了。在此之前，雖然我受到了傳統教育，雖然我的父親告訴我要做一個科學家、工程師，其實我心裡並不知道自己將來想幹什麼、能幹什麼。
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親被疲勞駕駛的出租車在自行車道上撞倒，當司機把我父親送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的時候，他還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鐘62次，血壓130/80。但是他在醫院的急救室裡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施救，因為醫院說，需要先交錢，再救人。
待肇事司機籌了500塊錢回來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沒有血壓，也沒有心跳了，沒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醫院的急救室。這件事對我影響極大，直到現在，夜深人靜時我還是抑制不住對父親的思念。
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我曾經怨恨過，曾經想報復這家醫院和見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當值醫生：為什麼不救我父親？！但是後來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歷著像我父親一樣的悲劇。如果我真有抱負、真有擔當，那就應該去改變社會、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
直到父親去世，我一直非常幸運。從小學就接受了很體面的教育，中學、大學更是如此，大家都很關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覺得我缺回報。父親去世後，我真的開始懂事了，我發誓要照顧我的母親，回報從小到大愛護、關心我的老師和父老鄉親。
2009年9月26日，我陪著母親和姐姐回到了曾經生活3年半的小郭莊。我的母親激動的老淚縱橫，我也很感動；鄉親們對我們還像三十多年前那麼熱情，但我意外注意到，村裡還沒有自來水，家家戶戶還靠井水和壓水；生活和學習的機會比城裡人差遠了。但鄉親們很滿足、很快樂。
我想念小時候的小夥伴們。2012年的清明節，我回駐馬店參加小學同學聚會，很感慨。
同班同學中兩個已經不在了，一個患心血管疾病，另一個是癌症。當時還有一位同學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療，現在也不在了。我常常想：同樣是人，我真幸運，不愁吃、不愁穿，受過高等教育、出過國、留過學，擁有一份鍾愛的工作；可是我們中國有很多人沒有我這麼幸運。我的父老鄉親和他們的孩子也沒有我這麼幸運。
儘管他們不像我這麼幸運，他們卻一直很為我自豪，他們為我鼓勁。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執著的科學家們不一樣。哪點不一樣？他們因為興趣驅使在做科學研究。
我有興趣，但最初並沒有那麼強烈的興趣做研究，我的興趣是很晚才培養起來的，驅使我的更多的是責任和義務。
我成長於駐馬店，是地地道道的駐馬店人，那裡的鄰里鄉親也從沒有把我當外人，這種親情常常讓我感動；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創造回報我的父老鄉親，哪怕是取得成績讓他們為我驕傲呢。這是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報。
不知不覺間，我的觀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當今的社會為什麼會變得這樣物慾橫流，為什麼這麼多人會一致向錢看。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氣。
當大學畢業生以收入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價、選擇出價稍微多一點的公司就業的時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邊的世界變得陌生。我有時候想，是不是世界變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趟兒了。
我怎麼就不理解，連我身邊的人，連我一些同事、同學、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這個社會怎麼了，我們關注點太不可思議的狹窄了！
中國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們一樣幸運，他們很需要我們的幫助，需要每一個幸運的人關注他們的生存環境，需要我們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學生做形式化的社會實踐，但很支持他們選擇去中國欠發達的地區去看看、去體驗，比如去支教。
在這兒我舉一個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職在清華工作，我的一個本科生從陝西農村的一所希望小學支教回來。在我的辦公室，他痛哭流涕。
他說：施老師，您知道嗎，儘管是希望小學，那裡的孩子，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很瘦，一天只有兩頓飯，早上十點一頓，下午四點一頓。為啥？沒錢！他們沒有肉吃，只能吃飽兩頓飯；他們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儘量早點睡，因為要節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之間上課的時間。但他們都很滿足、很開心……
我不曉得，我們做基礎研究的，我們能做什麼，我們能改變什麼。我受中國傳統教育很深，作為一個敢擔當的讀書人，不僅應該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也需要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只可惜自己的時間精力實在太有限，總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點事情，總想有機會回家鄉給父老鄉親做點什麼。我挺慚愧的，其實我既沒有照顧好我的母親，也沒有照顧好妻子和孩子。
我們缺什麼？我們缺這份對社會的責任感，我們缺這份回報父老鄉親的行動。
在清華大學，我每次給生命科學學院的新生做入學教育的時候，我都告訴他們：你千萬不要忘了，你來到清華，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個人，你也同時代表一個村，一個縣，一個地區，一群人，一個民族。你千萬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擔了這份責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學生，還是我的同道，我們每個人真的要承擔一點社會責任，為那些不像我們一樣幸運的人們和鄉親盡一點義務。這是我除了對科學本身興趣之外的所有動力，也是我今後往前走最重要的一點支撐。
本文為11月27日施一公在清華大學“吳楊獎”頒獎典禮上發表的演講：《我的科研動力》。整理：陳曉雪，有刪節。
施一公，1967年5月出生，河南駐馬店人。世界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曾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36歲），2007年被聘為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2008年2月至今，受聘清華大學教授。2009年9月28日起，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獲2010年賽克勒國際生物物理學獎。2013年4月30日，當選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2008年，施一公作出了轟動國際生命科學界的決定，辭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終身教職，回到中國，擔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紐約時報》用“震驚”一詞形容施一公回國。很多人對他的回國感到不解，探求原因。施一公說：“其實，我回國的動機再簡單不過了：遊子歸鄉、報效生我養我的祖國，報答血脈相連的父老鄉親！”施一公一位很要好的學術界朋友在一次聚會中對他說：“一公，你現在豪情萬丈，肯定用不了兩年，就會被國內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顏色。”“我的意志很堅定，國內學術界的潛規則改變不了我幾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兩年後不會改，20年後也不會改。如果改了，我會覺得很悲哀!我會問自己：回來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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