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金融體系的考驗。全球金融市場已經高度關聯，成為傳遞金融風險的重要渠道，在疫情對市場信心的持續衝擊下，美國股市 10 天內 4 次熔斷，歷史罕見，倫敦、巴黎、法蘭克福等主要股票市場全線暴跌，加拿大、韓國、巴西等 10 國也相應觸發熔斷。金融市場已經成為“驚弓之鳥”，恐慌情緒還在進一步蔓延，全球主要經濟體股市也均出現了劇烈的異常波動。雖然法國、英國、韓國等 7 個國家宣佈禁止做空股票，但依然未能阻止股票市場的暴跌。金融市場的風險在聚集和放大，成為全球經濟危機的重要風險源頭。
穩定宏觀經濟的考驗。西方國家穩定經濟的主要手段還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安排資金支持重點企業產業和小微企業來促進生產，通過補貼工資收入或發放支票方式來維持消費水平。受到政府債務和赤字率的限制，西方發達國家財政政策的總體空間有限，貨幣政策依然唱主角。美聯儲實施無上限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聯邦利率降低至零，開啟了應對危機模式。目前，貨幣政策已經用到極致，但政策本身也存在一些不確定的後果。一方面，流動性氾濫會重新制造資產泡沫，讓美國經濟再次陷入金融泥潭，損害經濟的長期增長。另一方面，美聯儲的降息將推動美元流出，容易造成美元遊資的快進快出，給其他國家的金融市場造成動盪。
全球治理的考驗。疫情對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帶來了新挑戰，國際貿易方面，疫情已經引發了一些非理性的聲音，可能助燃貿易保護主義的升級，物流和人流的阻隔客觀上也給國際貿易造成了較大的困難，逆全球化將會得到進一步強化。國際貨幣體系方面，由於美國的降息，有可能引起全球降息潮和各國競爭性貶值，俄羅斯、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貨幣兌美元匯率均貶值4%以上，給全球貨幣體系帶來新的不穩定。種種跡象表明，全球降息潮正在路上，全球貨幣競爭一觸即發。此外，國際原油主要生產國之間的相互博弈，導致油價波動加大，進一步加劇各國金融經濟的脆弱性。
供應鏈配套的考驗。疫情將大大削弱全球經濟聯繫，對供應鏈在全球範圍內的配置與分工帶來了新困難，一些跨國公司在配置其上下游產品供應商時，面臨著物流和檢測成本增加、供貨不及時、銷售不暢的新問題，跨國公司整合供應鏈的成本增加，一些發展中國家原來的低人工成本優勢將會大打折扣，全球供應鏈面臨著新一輪收縮，企業“走出去”和“引進來”的步伐放緩。
2020 年全球經濟將會出現“五低”的新特徵，即低增長、低就業、低利率、低通脹、貿易增長低，預計企業、政府、居民部門的槓桿率將會明顯攀升，經濟風險將會明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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