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在橫須賀海軍基地，日本海上自衛隊“高波”號驅逐艦離港前往中東。資料圖片
日本民眾抗議派遣自衛隊到中東。資料圖片
近日，日本艦艇開啟中東情報蒐集。日本2架P-3C巡邏機和1艘驅逐艦日前先後啟程前往中東，主要任務是為確保日本相關船舶安全進行情報蒐集，但如果發生自衛隊艦艇或日本船舶遇襲等緊急情況，則可轉為“海上警備行動”，允許海上自衛隊隊員在“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難”的範圍內使用武器。
日本此番兵發中東是其積極干預中東事務、增強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重大舉動，帶有濃厚的海外軍事行動色彩。此舉表明，日本將通過“海外派遣”，鍛鍊自衛隊的遠程投送和作戰能力，檢驗相關武器裝備性能，提高整體戰力，為實現“軍事大國”目標做準備。
以“調查研究”之名，實際執行海外行動任務
日本在戰後確立了“專守防衛”基本方針，禁止自衛隊向海外出動。但隨著“政治大國”目標的確立和安全政策的“外向型”轉變，日本逐步踏上海外派兵之路。1991年4月24日，日本以西方國家批評其在海灣戰爭中“只出錢，不出人”為藉口，決定向波斯灣派遣掃雷艇。此後，日本海外派兵的限制逐步被突破，並主要以三種形式展開：一是在聯合國框架下的海外派兵。1992年，日本先後向柬埔寨、莫桑比克、戈蘭高地、東帝汶等地派遣自衛隊，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二是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海外派兵。“9·11”事件後，日本國會通過“反恐怖特別措施法”，自衛隊據此開赴印度洋為美軍提供燃料補給等支援。三是執行多樣化任務框架下的海外派兵，包括國際緊急救援、打擊海盜等。自2015年通過“新安保法”後，日本為行使集體自衛權鬆綁，其遂行海外軍事行動的範圍和武器使用權限進一步拓寬。
然而，日本此次向中東派兵，“新安保法”等法律並不適用。根據“新安保法”，當發生威脅日本安全的“存亡危機事態”或者“重要影響事態”時，日本可加以反擊，但中東沒有發生其“關係密切國家”遭受敵方武力攻擊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首次依據《防衛省設置法》以“調查研究”之名向海外派兵，因無需經國會批准，靈活性更大。但《防衛省設置法》是規定防衛省所轄事務和機構的法律，作為武裝力量運用的根據實屬牽強。對此，日本學者批評安倍政府“擴大法律解釋，過於牽強和隨意”。
維護自身經濟利益，增強地區影響力
事實上，日本兵發中東的決定遭受國內多方的激烈抗議和批評。但安倍政府依然執意實現海外派遣，其首要考量是維護日本自身的經濟利益，彰顯其在中東的外交和軍事存在，進而增強日本在該地區的影響力。
日本試圖藉此增強其維護海上能源生命線安全的能力，最大限度保障經濟利益不受損害。日本石油資源嚴重匱乏，海外依賴程度極高，而中東附近海域是日本的海上能源生命線。正如安倍首相在2月2日海上自衛隊驅逐艦離港儀式上所說，“每年有數千艘日本船舶在阿拉伯海北部和阿曼灣航行，日本所消耗原油的90%要通過該海域最終運抵日本，這一海域是日本的大動脈和生命線”。然而，近年來海灣地區發生多起油輪和商船遇襲事件。2019年6月，日本海運公司所屬油輪在霍爾木茲海峽附近遭受攻擊。因此，日本計劃在中東海上交通線實施情報蒐集和船舶護航行動，試圖提高自主保護海上能源生命線的能力。
日本試圖擴大在中東地區的外交和軍事存在，增強地區影響力。2012年安倍第二次上臺以來，把中東視為其“戰略性外交”的關鍵板塊，在中東大力推行“俯瞰地球儀外交”，並想方設法提升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力爭成為中東秩序的參與者和塑造者。自2009年起，日本基於《反海盜法》向也門附近的亞丁灣派遣了驅逐艦和巡邏機，並建立和擴建了吉布提基地，謀求實現自衛隊的永久駐紮。2016年，安倍在非洲開發會議上提出“印太構想”，顯示日本要在連接亞洲和非洲的中東附近海域增強日本的軍事存在。2018年，日本《外交藍皮書》首次明確把“為中東和平與穩定作貢獻”列為外交重點。2019年6月，安倍成為時隔41年首次訪問伊朗的日本首相。
進一步向美國靠攏，加大卷入軍事衝突風險
日本的中東政策，向來難以擺脫盟友美國的影響。在美伊矛盾不斷加劇的背景下，美國一直敦促日本加入其主導的“護航聯盟”，但日本出於維護與伊朗之間友好關係等考慮，拒絕了美國的這一邀請，這使美國頗為不悅。儘管日本堅稱此番向中東海域派遣自衛隊的舉動是“獨立派遣”，但美國主導的“護航聯盟”和日本派遣部隊的活動區域大部分是重合的。因此，日本驅逐艦和巡邏機的情報蒐集行動恰好能夠為美主導的“護航聯盟”提供幫助，甚至有可能扮演情報蒐集的主角。日本顯然有意藉此彌合此前因“護航聯盟”問題與美國產生的隔閡，同時藉機在中東地區進一步深化日美軍事合作。
然而，日本此舉面臨困境和風險。其一，以日本目前的實力，尚不足以支撐其自主佈局中東的大國野心，其中東政策必將深受美國的制約，“自主”實際上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景。其二，日本積極介入中東事務所採取的軍事手段，不僅無助於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反而還增加了自身捲入軍事衝突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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