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我國影響較大的宗教之一，自傳入後就與我國本土文化不斷融合，形成了帶有我國本 土色彩的佛教文化。

“婆子說禪”

佛教自傳入中 土之後，便以其教理、教義和各種儀式、活動構成 的象徵體系，吸引著廣大女性信眾，很多女性都成為佛教的支持者、信仰者和踐行者。特別是唐代社會, 女子參與佛教活動頗為流行, 尤其 是女子參禪、學禪、悟禪和言禪的宗教行為極為活 躍。

在唐代，女性佛教禪宗信徒被稱為“禪婆”，她們經常主 動地參與禪宗活動，而且表現出了對禪宗的高深見解。

據《御 選語錄》記載：“ 婆 子供養庵主, 經二十年, 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 侍。一日, 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 主曰: `枯木依寒巖, 三冬無暖氣。' 女子舉似婆子, 婆曰: `我二十年只養得個俗漢。' 遂遣出, 燒卻庵。”

這則故事是一個女性“禪婆”用色相為誘餌，考驗禪師的色情, 觀察和印證禪師的“ 修為” 與“ 工夫” 。禪師雖然依靠強大的意志力，抵擋了誘惑，但眼中還有男女之分，還是處於“ 著相”這個境界，沒有達到佛法的高級境界，也有違禪宗“ 不執 著” 的要旨。在禪婆眼裡，禪師的禪還只是是“凡夫禪”, 而還沒有達到禪的上乘境界, 所以禪 婆毫不留情將禪師趕走了。

從禪婆與禪師的打機鋒來看，, 禪師的修為還不如這位禪婆，禪師仍執著於男 女之相，而禪婆達到了“ 無所住而生其心”, 佛法修為大大超過了所謂的禪師，由此可見唐代女性對佛教的認識和修為，已經達到了很高的境界。

女性對佛教的實踐

佛教非常重視宗 教信仰實踐，在“信”“行”“解”“證”四個相互依存 的環節中，“行”無疑是其中最為關鍵的一環。早在南北朝時期，出資建造佛像，並在其 上鐫刻銘文以表達自己的各種願望，是當時在女性群體非常流行的一種宗教信仰方式。

造像需要耗費大量錢財，所以能夠獨立造像的女性很少，更多的是與家人一同出資建造佛像。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響，在這種造像中，女性常以“某某母”“某某妻”的形式出現。由於大多數家庭財產掌握在男性手中，所以造像時，男性多以“供養人”的面目出現，女性只是“同供養人”的身份，只能標註出與男供養人的關係。但是在北朝一些夫妻造像活動中，女子也出現多次記全名的情況。這說明在北朝家庭中，女性地位較南朝為高，對家庭經濟也有一定的發言權，表現出一定的人格獨立性。

北朝的民間存在一些佛教群眾組織，稱為“義邑”。它們多是以地緣關係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自發的佛教團體，專門從事造 像、寫經、立寺、建塔等佛事活動。在這種團體中，有男信眾，也有女信眾。北朝的中老年女性家中 地位較高，有些女性還擁有家庭的經濟大權，她們有時間也有經濟參與“義邑”組織的各種佛事活動，在義邑中屬於活躍分子。

佛法講究眾生平等，義邑中的女性與男性地位也是相對平等的。義邑建造的佛像，女性信眾出資甚至還多於男性。女性之所以對造像、寫經等佛事興趣濃厚，主要是她們對家庭成員的關注程度比較高，希望家人一生安穩，身體健康，渴望家庭幸福安寧的心願比男性更為強烈和直接，是她們在維護家庭關係、祈求家庭安寧方面的一種努力。也有一些北朝的女性信佛後，眼界逐步擴展，在關注家人和自身的同時，也開始為國家、皇帝和眾生造像祈福。她們可能通過佛法的學習，認識到蒼茫世界中，人類達過微渺，世上的芸芸眾生都需要佛法神通的關注，這也是中國早期“倫理普遍主義”的萌芽。

宗教信仰為北朝女性拓展了活動的空間，她們不再被嚴格 被限制“家”這個空間之內。她們參加義邑等團體，並逐漸走向社會，有機會去發出女性的聲音，表達女性的情感。佛教為廣大女性提供了精神寄託，也為她們提供了一個宣洩的渠道。

女子的佛教孝親活動

孝是儒家極為關注的問題，佛教傳入中原後，也將儒教的“孝”納入了自己的經義之中，佛經上說

對於女性來說，孝就是“三從”。“未嫁 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女性孝的內容是隨著人生的不同階段而調整的，在家孝父母， 出嫁孝公婆。

佛教有一本《父母恩重經》，將女性的孝總結為：懷胎守護恩，臨產受苦恩，生子忘憂恩，咽苦吐甘恩，乳哺養育恩，回幹就溼恩，洗濯不淨恩，造惡業恩，遠行憶念 恩，究竟憐憫恩。

受佛教因果報應和輪迴思想的影響，當唐朝的女性認為通過修行、做功德，都能達報父母恩的效果。她們積極參加各種功德活動，通過誦經、持齋、抄經、畫像、繡像、禮佛、施捨、立寺、刻經、造像，為父母、公婆薦福，報答養育之恩。誦經和持齋是唐代女性佛教徒為父母做功德的重要形式，也是最簡便易行的形式。她們中識字者自己抄經，不識字者請人抄經，緩解了出嫁婦親恩難 報的苦悶。女子出嫁從夫，只能離開生養自己的父母，佛教的孝 親理論剛好彌補了她們對父母孝道缺失的遺憾，讓她們不能在父母身邊侍奉時，可以通過 佛教功德活動，為父母祈福消災，盡為女之孝，解決了女子的 孝親難題。

唐代女性的觀音崇拜

唐代女性信奉的佛教神祇中，觀音菩薩是女性關 系最為密切的佛教神祇。《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的記 載: “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難，一心稱名， 觀世音菩薩實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具 有“大慈與一切眾 生 樂，大悲拔一切眾生 苦”［的德行。它還具有顯 現 33 身，救助 12 種大難的神通。芸芸眾生中一旦 有人患難，只要稱誦他的名號，就可以得其佑助，解 脫各種苦難。

中國傳統社會“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 思想，生子不僅是 女性人生最大價值的體現，而且也是女性在 夫家的地位的保證。很多沒有生育兒子的女性，都面臨被夫家遺棄 的悲慘命運。

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有求必應，對渴望能夠早生貴子的婦女們來說，無異於救命稻草。考《妙法蓮華經》說: “若有女人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 生福 德 智 慧 之 男。設 欲 求 女，便生端正有相之 女。”觀音在唐代民間婦女信仰中，逐漸 向生育女神職能轉化，主宰著女性從求孕到產育的全 過程。觀音菩薩也由一位男性神祇向生育女神過渡，成為古代婦女的保護 神。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與文 化發展的鼎盛時期，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少有的開放 型社會，社會文化環境比較自由、開放。廣大女性在這種相對開放的社會文化環境下，有了較多自由，為女性追求個人理想和精神自由提供了空間。

女性參與佛教活動的意義

大唐帝國在思想文化、宗教信仰方面能夠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懷，採取較為開明的政 策，使佛教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唐代對佛教採取了兼容幷包、三教並用的宗教政策，佛教信仰得以滲透到社 會各個領域，也滲透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之 中。這為唐代廣大女性追求佛教信 仰自由，擺脫現實生活中的苦難和煩惱，提供了良 好的前提條件。婦女在追求精神解脫、情感體驗和參與宗教社會活動方 面，也擁有了同男子相同的權利。使得唐朝廣大女性 信眾能“從宗教活動中獲得一種新的身份認 同”她們在宗教信仰的感召下，憧憬一個新的社會秩序的來臨。

大乘佛教主張“ 眾生平等” 的教理教義，表明了 成佛無高低貴賤之分, 一切眾生在成佛的問題上 都是平等的。禪宗創立後，女性的佛教活動更為活 躍。唐代的女性敢於自覺地站出來表達自己 的思想和見解, 去思考禪宗的深層次思想問 題。

唐代佛教信仰不再是貴族們的權利，禪宗有了平民化的傾向。唐代 女子以自己的個人禪宗體悟, 踐行了女子 也有佛性和亦能“ 成佛作祖” 的宗教身份和地位, 有益於女性信徒認識佛理, 獲 得悟法契機。

相對於其他朝代而言, 唐代女性的社會政治地位有躍升的趨勢。武則天的出現標誌著, 唐代女子社會政治地位達到了封建社會的頂峰。太平公主、安樂公 主、上官婉兒等女性傑出代表, 都證明了女性的才能並不低於男性。唐 代女性有自己的授田，社會對女性貞潔觀也不是特別看重, 女子離婚改嫁也很常見。女性有了更多的條件去參禪，所以才有前文所說的“ 婆子說禪” 的文化奇觀，樹立了女子 “ 成佛作祖” 的女性宗教新形象。

當然，佛教同世界上任何一種宗教一樣，“是一個絕 對由男性創造出來的，並由男性權力結構支配的制度”。但是客觀上說，佛教信仰畢竟在一定程度上為那些在封建時代不堪忍受男權壓迫的廣大婦女， 提供了追求精神解脫、情感體驗和參與宗教社會活動的權利，表達了女子有 追求人格獨立的精神訴求, 體現了女子佛性意 識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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