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先生在總論中便已闡明，寫此書的目的不僅在於深刻地探討、綜合地分析中國的近代史，更是希望通過研究每個時期國人的抵抗方案，為抗戰建國的事業貢獻教訓和經驗。所以我對此書、以及作者其人產生敬重之情，一是此書沒有枯燥的考據，沒有史料的堆砌，將人物和大事娓娓道來，盡顯國家前途、民族命運和社會發展趨勢，極具恢弘的大局感，不愧“中國近代史開山之作”之稱，二是作者其人眼界開闊，見解高明，更寶貴的是他能認清，並且承擔知識分子振興中國的責任，行文洋溢他的愛國熱情和堅定信念。
一、 作者其人
蔣廷黻（1895－1965），湖南寶慶人，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外交家，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11年赴美求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23年回國任南開大學第一任歷史系主任，與梁啟超成為南開大學史學的奠基者；1925調入清華大學任歷史系主任；1935年受到蔣介石的賞識，棄學從政，任國民黨行政院政務處長；1945年被任命為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1961年任臺灣駐美“大使”兼“駐聯合國代表”；1965年在紐約去世，享年70歲。
著有《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籌辦夷務始末》等書，其中最具價值和代表性的，當推本書。
二、 本書內容和精神
談到《中國近代史》的謀篇佈局，其實我們並不陌生，因為從初中到大學幾乎所有近代史的課本，都以這種架構為例，以戰爭背景敘述、自強運動評判為線索，所以此書的出生堪比當時學者摸索研究脈絡的啟明之燈。這是此書在對中國近代史的整體把握上的首創。
除此，他對人物的認識是冷靜、公正而多面的。在時人均揚林則徐的深明大義而貶西太后的賣國求榮之背景下，他卻意識到林則徐是剿夷派中很複雜的一員，一方面覺悟到中西強弱的懸殊，一方面又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和時人奮鬥”，去向清廷直諫。再看西太后為首的頑固派，一貫強硬主戰、盲目排外的手法雖很愚昧，但是他們的愛國與勇氣，卻也昭然可見。歷史人物的功過一向是相伴隨且難分曉的，畢竟他們的行為固然是從初心出發，卻也會受時局的影響而發生偏轉。我們固然不可嚴加苛責，卻也應有自己理性的辯證思考，避免主潮流對印象的修正與束縛。
另外，他同時獨闢蹊徑地提出令人深惡痛絕的不平等條約“固可以為禍，亦可以為福，全看我們振作與否”，一針見血地指出鼓勵貿易、發展資本對推動中國近代化進程的動力作用。時人都嘆誠如梁啟超所言，中國人民程度不夠，不能行共和制，否則必然引起多年的內亂和軍閥的割據，並引以為三民主義之大缺憾和民國政府分裂之源。但他卻注意到孫中山先生革命方略中訓政的部分並未得到充分展開，時人的不接受確是原因之一，其二則是辛亥革命的準備仍是不夠，時間難免倉促，孫中山亦云：“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期，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頗覺傷感。對於歷史大事的結果與緣由的總結，只看表面而不究其深層，只看制度而不究其人事，所獲就會粗淺。
總而言之，此書是關於中國近代史一部大綱性的作品，引領著一代近代史研究的風潮。
閱讀更多 史海一扁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