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長孺先生去世後，週一良、田餘慶二位先生曾合寫一輓聯悼念他。上聯是：“論魏晉隋唐，義寧而後，我公當仁稱祭酒”，下聯是：“想音容笑貌，珞珈在遠，吾儕抆淚痛傷神。”上聯的意思是說，治魏晉隋唐史，陳寅恪先生之後當首推唐長孺先生。周、田兩位先生與唐先生一樣，也都是治魏晉南北朝史的第一流學者。他們對唐長孺先生學術地位的評價既符合事實，也體現出了真正學者的胸懷。此聯精彩，所以廣為流傳。
唐長孺先生的主要論著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唐書兵志箋正》、《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山居存稿》等。
唐先生的史學研究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還是各種制度、民族問題、學術、中西交通等等，各個方面幾乎均有重要論述。而單就魏晉南北朝史而論，他的貢獻應該說是在陳寅恪先生之上的。
兩年多前，我的研究生初入學時，我曾要求他第一學期重點讀唐先生的論著。他問我：“唐先生的哪篇文章最好？”我沒有回答，一來“哪篇最好”，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好說，二來我是怕他偷懶，怕他只去讀我稱讚過的文章。
我們知道，優中選優是很困難的。如果一定要我選擇的話，我最喜歡的唐先生的文章或許有如下幾篇：
一，《晉書趙至傳中所見的曹魏士家制度》。二，《清談與清議》。三，《讀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四，《南朝寒人的興起》。五，《範長生與巴氐據蜀的關係》。六，《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須要說明的是，我並不認為這幾篇文章就一定是他所有文章中最重要的，只是覺得這幾篇文章比較能反映出唐先生的敏銳與機智。趙至這個人物在西晉歷史上一點也不重要，一般人看到他的傳是不會太留意的。但唐先生讀書卻非常仔細，《趙至傳》中的各種異常之事，他都注意到了，並且給予了合理的、可靠的解釋。唐先生這篇短文大概也就三千多字，但文中所展現出作者目光的銳利確實令人歎服。《範長生與巴氐據蜀的關係》一文也有類似的特點。範長生對於巴氐李氏的建國起了不小的作用。文中說：“李雄對於範長生的尊敬是為了他挽救了自己的危機，本不足怪。但是範長生何故要支持李氏？他是涪陵人，為什麼住在成都附近之青城山，並擁有部曲？為什麼他與徐轝的歸附便能影響成敗局勢？即使為了感恩而給予特殊尊禮，又何至要讓長生為君？徐轝的地位相同，為什麼沒有象範長生那樣獲得尊重？”在一般人容易忽略的地方，他一連提出了這麼多問題，並最終從民族、宗教諸方面給予了合理的解釋。《清談與清議》一文篇幅不大，作者從這兩個詞在東漢魏晉南北朝各個不同時期的不同用法入手，一直分析到了玄學的起源。在讀《抱朴子》一文中，唐先生從江南的“書法”、“語言”、“哀哭”、“居喪”四事開始，逐漸進入到一個宏大的場面，最終揭示出南北學術文化的不同。《南朝寒人的興起》一文討論了晉宋之間士庶區別日益嚴格的現象。唐先生不為現象迷惑，反而發現了恰好與現象相反的事物本質。他說：“士庶區別的嚴格化發生在此時正因為士庶有混淆的危險，所以這裡並不表示門閥勢力的強大，相反的倒是由於他們害怕這種新形勢足以削弱甚至消除他們長期以來引以自傲的優越地位。”此外，文中還把南朝宮廷中流行吳歌、西曲之事與寒人的興起聯繫了起來，表現出作者極豐富的聯想能力。
《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沒有曲折的考證，只是根據人所共知的基本史實就把漢魏之際大姓名士的作用以及這一群體的發展脈絡梳理出來。作者說：“從中平六年（189）四月靈帝去世，何進輔政，到初平元年（190）春山東兵起，為時不到一年。大姓、名士曾經是何進依靠的政治力量，也是董卓依靠的政治力量，而藉討伐董卓之名，乘機割據的又正是他們。他們是社會上最具有活動力量的集團。”一般認為曹操提倡“唯才是舉”，意在反對名士清議，而唐先生卻發現了另一面。他說：“但是曹操仍然只能從大姓、名士中選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薦他所需要的人才。”進而，唐先生又把這一認識與九品中正制度的出現聯繫了起來。他說：“制度是由陳群建議，延康元年頒佈的，但建安年間實際上已採取這種辦法，只是既不是普遍推行，更沒有形成制度而已。曹操用潁川人即由荀彧薦舉，荀彧豈非就是潁川中正麼？用荊州人由韓嵩條列優劣，韓嵩豈非就是荊州大中正麼。我們認為九品官人法既是創舉，又是傳統的大姓、名士品評人物、主持鄉議的繼續與曹操全部選舉政策的繼續。”這實在是精彩之論。曹操用人政策與中正制度通常被理解為截然對立的兩端，後者是對前者的背叛。而唐先生利用最基本的史料，就突破了成見，指出表面看似對立的兩端其實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有了這樣的認識，中正制度的出現就不再顯得那樣突如起來了。我想，歷史上很少有突如其來的事情，感覺上的突如其來大都是因為我們對此前的情況並不理解。尤為可貴的是，他得出這個結論，完全是出自對一般史料的敏銳分析，而並沒有新資料可以依靠。通常地，越是一般性的資料，越是容易被人們忽略，而高手卻往往能在這種地方展露風采，於一般之中看到不一般。
研究魏晉南北朝史，面臨的一個最大問題是資料少，所以任何人若想在這個領域取得大的成就，都必須具備兩種能力。首先是精緻處理材料的能力，要盡最大可能從有限的材料中榨取儘可能多的信息。其次，還得具備“小中見大”的能力。如果只是一味地“小”，那就沒有氣魄，也無法解決大問題。在這兩個方面，唐先生都是非常突出的。寫到這裡，我就想起了陳寅恪先生幾十年前的一段話。他曾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我覺得，陳先生的上述認識與他所處的時代有很大關係。當時甲骨文等新材料的發現給學界以很大震動，學者們特別重視、特別強調新材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對新材料的強調似乎也不可以過分。因為從道理上講，沒有挖出來的新材料總是有限的，總有窮盡時，若學術研究必須依傍新材料始能前行，那豈不是說學術研究也有窮盡時？比較而言，我倒覺得新問題更重要，有了新問題，就有了新眼光，於是舊材料就有了新意，就變成了新材料。其實陳先生自己的學術貢獻主要還是來自於對舊材料提出新解釋，而不是依靠新材料。在這方面，唐長孺先生也是如此。
唐先生的風格顯然是受到了陳寅恪先生的影響。他自己的詩也可以做證。1988年夏，中山大學首次召開紀念陳寅恪先生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唐先生因故未能參加，題詩三絕贈給大會。詩曰：
燕子翩翩王謝堂，穹廬天末見牛羊。
西涼舞伎龜茲樂，收入毫端說巨唐。
勝義微言若有神，尋常史蹟考文新。
先生自有如椽筆，肯與錢、王①作後塵？
掩卷心慚賞譽偏，講堂著籍恨無緣。
他年若撰淵源錄，教外何妨有別傳。
戊辰初夏中山大學召開紀念
寅恪先生學術大會敬賦三絕
後學唐長孺
【①唐先生原注：“錢竹汀、王西莊”。即錢大昕、王鳴盛兩位乾嘉大師。】
唐先生對陳寅恪先生尊重如此，而陳寅恪先生對唐先生也是十分尊敬。1955年，陳寅恪先生收到《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後，曾給唐先生去一信。信中說：
長孺先生左右：今日奉到
來示並大著。寅恪於時賢論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獨誦尊作，輒為心折。前數歲曾託令妹季雍女士及金君克木轉達欽服之意，想早塵清聽矣。寅恪壯不如人，老更健忘，復以閉門造車之學不希強合於當世，近數年來僅為諸生講釋唐詩，聊用此餬口。所研索者大抵為明清間人詩詞及地方誌乘之書，而舊時所授之課即尊著所論之範圍，其材料日益疏遠。故恐詳繹大著之後，亦止有歎賞而不能有所質疑承教也。舊作《從史實論切韻》一冊附呈，藉博一笑。專此復謝，敬頌
著祉
寅恪敬啟 九月十九日
上述書信往來還不是陳、唐的初次交往。早在49年以前，唐先生評教授職稱就是由陳先生審查通過的。據說當時唐先生的論著還未出版，提供審查的是《唐書兵志箋正》手稿。憑一冊未刊手稿，由一個人說了算。這在今天幾乎不可想象了。
唐先生最可貴的是，他雖然深受陳先生影響，也非常尊敬陳先生，但他並沒有對自己所崇拜的對象採取迷信的態度。相反，在《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一文中，他對陳先生的觀點提出了有力的反駁。他在研究領域的廣泛、眼光的敏銳、小中見大諸方面都像陳寅恪，但他得結論時要比陳先生更穩一些。他總是把話說得極有分寸，讓人難以反駁，所以和唐先生商榷的文章極難見到。閻步克先生曾不止一次和我說起研究者在學術上成熟的標誌。他認為分寸感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對此，我是深表贊同的。唐先生文字樸素，從不虛張聲勢。讀他的文章很舒服，彷彿冬日的夜晚，一個老人坐在火爐旁，手捧一杯熱茶，正向你娓娓道來。他非常謙虛，而且這謙虛一直持續到身後。他事先給自己的墓碑寫下了碑文。那碑文說：“生於吳，沒於楚，勤著述，終無補，……”
我與唐先生沒有見過面，只通過兩封信。第一次通信是在1987年。當時遵父親囑咐，我把自己發表的第一篇論文《魏西晉時代的九品中正制》寄給了他。他很快就給我回了信。信中還讓我代他轉達對週一良先生、田餘慶先生的問候。當時我很不用功，也缺乏責任心，常常是醉生夢死，大概是忘了轉達他的問候。第二次通信是在他去世那年。當時我正在寫一篇短文《南陽士與中州士》。文章已經有了初稿，但距離發表還要有段時間。我知道他的日子已經不多，不可能看到這篇文章了，所以就寫信給他，一是慰問，二是扼要介紹文章的主要內容。這時的他，因為雙目失明，早已不能自己閱讀了，我的信是由他的助手讀給他聽，回信也是由他口授，助手來寫，他只是簽了名字。在信中，他還為我的文章操心，提了很好的建議。我曾經想把這信附在文章後面，但又怕人說我拉大旗做虎皮，所以考慮再三，最後還是刪了。
唐先生的《論叢》及《論叢續編》、《拾遺》諸書，我都是在當學生時買的，因為看的次數太多了，破損嚴重，但我仍然不願意換新版的。20多年來，各個時期自己批註的文字都在上面，偶爾翻看，感慨頗多，總覺得這20多年裡，我一直在與他交談，即使在他去世以後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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