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湖南少年歌》
在中國的近現代史中，有著獨特精神氣質的湖南人起到了決定歷史走向的作用，如果說是湖南人造就了現代中國，也並不為過。
▲他們都是湖南人！
單從軍事方面看，中央軍委在1989年和1994年正式確定的36名中國當代軍事家中（大將資格以上），湖南籍軍事家就有15位，佔41%。其中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3位開國元帥——彭德懷、賀龍、羅榮桓；6位開國大將——粟裕、黃克誠、陳賡、譚政、蕭勁光、許光達；在戰爭年代犧牲的有5位——段德昌、曾中生、蔡申熙、左權、黃公略。
在1614位開國將帥中，湖南籍有202位，3名元帥，6名大將，19名上將，45名中將，中將以下129名，總數居全國各省市之首。在抗戰時期中國最為精銳的遠征軍中，出身於湖南的軍官和士兵是骨幹力量，人數要佔到一半左右。
如再前推50到100年，就會發現奠定近代中國歷史基本格局的，仍以湖南人為最。“中興將相什九湖湘”，“湖南人材半國中”，湖南籍人士及其幕僚成為晚清政治、軍事舞臺的主角，位至總督者15人，巡撫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員多不勝數，還產生了一批卓越的工程師和科學家（李善蘭、徐壽、容閎等）。
晚清的“中興四大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湖南就有兩個（如果按“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說法，湖南人就要佔三個）。在之後的民國時期，湖南也盛產革命志士、文化名人和軍人——“黃埔三傑”蔣先雲、陳賡、賀衷寒，全部來自湖南；黃埔軍校一至五期共畢業7399名學員，其中有2189名湖南人，佔30％……。可以說，湖南人是改變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主要動力。
為什麼會是湖南人？簡單的講，近代的中國需要“霸蠻”的湖南人，或者是湖南人的“霸蠻”，才能闖出一條生路來。
歷史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交而成的洪流，所有的歷史現象都可以追溯本源，關於湖南人的故事，還得從湖南這個地方說起。
湖南，因大部分土地都在洞庭湖以南而得名，地處長江中游，北靠長江，東南西三面環山——西北有武陵山脈，西南有雪峰山脈，南部為五嶺山脈，東面在湘贛交界處有羅霄山脈，中北部地勢較低，屬丘陵型盆地。境內有湘江、資江、沅水和澧水四條大河，構成了湖南的主要水系，其中湘江是水量最大，經濟價值最高的河流，所以湖南的簡稱就是“湘”。
從地形圖上可以看出，整個湖南基本上是山水相交的地貌，僅有北部的一小片土地相對平坦。崎嶇的地勢不利於耕作和交通，會引發各種地質災害，潮熱多雨的氣候也容易使疫疾流行——老天爺並沒有給予湖南人優厚的自然條件，從一開始，居住在這個地方的人類就必須胼手胝足，篳路藍縷，在艱苦之中尋求生存之道。
要在上天造就的逆境中生存下去，就得有那麼一股堅韌不拔、不畏艱難，乃至蔑視死亡的品性才行。上古時期的“湖南人”基本都是悍勇尚武、不懼兇險的苗裔，春秋戰國時期的“湖南人”甚至還以自己是“蠻夷”為榮，《史記•楚世家》中記載：“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老子就是蠻夷，就打你了，咋滴？那個周什麼天子聽好了，要是不老實，你就給我小心點……
在中國進入文明時代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擁有獨特文化的湖南實際上處於與中原文明分庭抗禮的狀態。戰國時期的楚國一度是面積最大、也是唯一有資格和秦國爭奪天下的國家。就算被秦國所滅，也留下了令秦國君臣恐懼的讖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後來一讖成真，秦國果然為楚所滅。兩百多年後的東漢，伏波將軍馬援領軍攻打“五溪蠻”和“武陵蠻”，均告失敗，可見那時“湖南人”的強蠻，中央政府的精兵強將也莫能奈何。
如果就這麼發展下去，包括湖南在內的南方各省，說不定就變成南方的匈奴了。但中原文明與北方遊牧民族的衝突最終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深刻影響了湖南——從西晉滅亡後的五胡亂華，到安史之亂和宋室南渡，為了躲避戰亂而大批南下中原漢人在一千年的時間裡陸續湧入，將中原文化“夾帶”到了湖南，通過與原住民的融合，最終以非戰爭的方式將湖南“漢化”了。
不過，“漢化”只能說是給湖南輸入了一些“忠孝節義”之類的價值觀，而實際生活層面上的品性卻沒什麼變化，湖南人性格倔強、尚武好勇的特徵一直保留了下來。在司馬遷的記述中，衡山、長沙等地“俗剽輕，易發怒”，《隋書》也以“勁悍決烈”來概括湖南民風，南宋詞人李曾伯曾在長沙做官，對當地人民的評價是“民最喜訟，號難治”，民國時期的地理學家白眉初在《中華民國省區全志》中總結各省人的民性，“……廣東激烈，雲南質樸，至於湖南則多剛正”。
這一方面是由於湖南遠離王朝的統治中心，禮教束縛相對弱，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不這樣不行——地理氣候，山川江河，可是不會大變的，要是不“霸蠻”和“實用”一點，咋能活的下去呢？經常用來形容湖南人的
“吃得苦，耐得煩，霸得蠻，不怕死”，就是一方水土和上千年曆史共同雕刻出來的“湖南性格”。
所以，今天的湖南人是中原漢人與苗人在歷史上融合形成的，是既有中原之禮與智，又有苗民之蠻與勇的獨特人群。不過，執拗的性格可能更加適於做學問而非做官，在盛行“官本位”的古代中國，湖南更多的是出大學問家而非大官，比如唐代書法家歐陽詢、懷素，宋代的周敦頤和明代的王夫之，始於北宋、聞名天下的嶽麓書院經歷千年，至今仍然在運行（湖南大學的一部分）。
到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19世紀後半葉，屬於湖南人的時代終於來了。
當是時也，外有列強入侵，割地賠款，內有重重矛盾，尖銳複雜。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太平天國和第二次鴉片戰爭，這一內一外，在時間上重疊的兩場戰爭不僅要了咸豐皇帝的命，也幾乎要了清王朝的命。那時的中國，同時面臨著民族獨立、國家體制和社會變革，以及救亡圖存的任務，任何一個向前走的動作，都得顧及三方面，但又容不得慢慢來，這就需要有魄力、有擔當，有韌勁的人站出來，而湖南人的“霸蠻”性格，正是符合時代要求的氣質。
所謂“霸蠻”，並不是外在的兇狠，而是內裡的執著與堅守。湖南地處長江之濱，英法列強逆流而上，在中國內陸劃分勢力範圍的行為，使湖南人得以較早的接觸到先進事物和新思想。蔡元培曾在《論湖南的人才》中寫道：“湖南人性質沉毅，守舊固然守得很兇，趨新也趨得很急，湖南人敢負責任。”天生的闖勁，加上外來的刺激和影響，湖南人率先踏出了變革的步伐，引領風氣之先——我們所熟知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就出自魏源（湖南邵陽人）。再後來的曾國藩和左宗棠，以及他們所創制的湘軍，就更是近代湖南人的典型代表。
這兩位具有代表性的湖南人，都是時運相激的人物。從歷史記載看，被後世捧上神壇的曾國藩，天賦其實不佳，甚至可以說是很笨，讀書做事全靠湖南人那種倔勁硬啃。當太平天國洶洶而來時，曾國藩正在家鄉為母親守孝，面對時局變異，曾國藩迅速做出決策，要以一己之力，編練武裝，消滅太平天國。
為什麼他要選擇“扶清”呢？
要知道當時也有不少士紳由於對清廷的失望，以及對新王朝的投機心理，加入了太平軍，就連後來促成幼童留美的容閎，也一度投過太平天國。但曾國藩不這麼想，他看出太平天國是一個更加野蠻落後的勢力，相比之下清朝可能還有進步的空間——知道該支持誰反對誰，這是識大局。
清朝的八旗和綠營皆腐弱不堪用，要“扶清滅洪”，就不能只會讀書、做學問和混官場，必須出來做事，當務之急是建立新式武裝——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這是有決斷。
編練武裝這事不好乾，沒有國家財政支持，就得自己籌款、募兵、購械、操練、領軍，從衣食住行到作戰技巧，事無鉅細全要一力承擔，還得應對朝廷猜忌和同僚掣肘，時時要隨機應變，但曾國藩仍然不辭辛苦地辦到了——這是“耐得煩”。
以保衛家鄉，拯救文化為號召，以血親、鄉鄰為紐帶，解決了湘軍“為什麼打仗”的思想問題——這是接地氣的智慧。
作戰不求機巧，只求有把握的勝利，“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扎硬寨，打死仗”——這是“吃得苦，不怕死”。
曾國藩在創建湘軍過程中吸收了很多西式操典、裝備和戰法——這是不守舊。
▲引得春風度玉關
湖湘子弟滿天山
“左公柳”是小學生都知道的故事
由此可見，舉辦團練這種事，還就得有湖南人的脾性才行。曾國藩最終憑藉湘軍消滅了太平天國，這支私軍雖然並非列強那樣職業化的先進軍隊，但也大大優於八旗和綠營，是當時中國最有戰鬥力的武裝力量，是曾國藩這個湖南人在那個時代獨自闖出的一條新路。湘軍的歷史功績還不止於此，在曾國藩之後，左宗棠又率領湘軍收復了新疆——沒這兩個湖南人，中國西北也許真會缺少一大塊領土，這後果不敢想象……。曾國藩和湘軍挽救了大清，接下來幹什麼呢？曾國藩之後的湖南人，先是搞洋務運動，再搞君主立憲，實在不行，就搞革命！
曾國藩首先規劃了江南製造總局，左宗棠在出任陝甘總督期間也創立了蘭州製造局，如果說是湖南人開啟了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進程也並不為過。另外，還有約兩萬湘軍被派遣到臺灣，在簽訂《馬關條約》後投身反日鬥爭。曾國藩、左宗棠和湘軍，是湖南人在近代全面崛起的標誌，之後的很多維新志士、革命者、文化名人，將帥都出自湖南，有些乾脆就是直接來自湘軍。
有了曾左二位的榜樣，更多的湖南人才接踵而來，不斷投身於變革大潮之中——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黃興、宋教仁、蔡鍔，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蔡和森、何叔衡、齊白石、賀綠汀（《游擊隊歌》作者）、沈從文、田漢……，遍及軍政科教各方面。每當需要創新求變之時，必定是湖南人衝鋒在前。同盟會的創會元老79人，來自湖南的有20人，佔1/4，其中黃興、宋教仁、陳天華是主將。同盟會成立的頭兩年有會員979人，湖南158人，佔16%，是入會人數最多的省份——“湖南人流血不流淚……廣東人革命，浙江人出錢，湖南人流血。”
▲孫中山發給湖南起義軍的獎牌
“湖南人流血”並不誇張，武昌起義大家都很熟悉了，而在此之前，發生在1906年的萍瀏醴大起義可謂是武昌起義的預演。1906年，同盟會派遣成員劉道一（湖南衡山人）、蔡紹南（湖南萍鄉人）和龔春臺（湖南瀏陽人）籌劃起義，12月4日，起義爆發，龔春臺併發布檄文，歷數清王朝十大罪惡，打出“中華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的旗號，人數多達三萬，清政府調動了鎮壓太平天國之後最大規模的部隊，交戰二十餘次才將起義撲滅。劉道一被捕遇害，是同盟會會員中為革命犧牲的第一個烈士。
我們都知道武昌起義的直接誘因是保路運動，而保路運動最早其實發端於湖南，然後蔓延到四川，為武昌起義創造了條件。在武昌起義後的1911年10月22日，同盟會湖南分會策動長沙新軍發動起義，成立了中華民國軍政府湖南都督府和參議院，是全國第一個響應武昌起義的壯舉，終結了清朝在湖南的統治。袁世凱稱帝后，蔡鍔（湖南邵陽人）在雲南舉兵護國，以劣勢兵力大敗北洋軍，擊碎了袁世凱的皇帝夢，是“修文演武又能手，護國倒袁一偉人”。
在民國時期，湖南人依然佔據著軍政領域的主角，扮演著推動歷史前進的角色。黃埔軍校前五期中，湖南籍學員佔三分之一，僅在黃埔一期的635名畢業生中，就有湖南籍學員197人，其中湖南籍共產黨員佔黃埔一期共產黨員的半數以上，其中有陳賡、左權、宋時輪、段德昌、黃公略等後來的名將。在國民黨一方，湖南籍的著名將領有賀衷寒、陳明仁、黃傑、霍揆彰、鄭洞國、宋希濂等人，12名一級上將中，有兩位湖南將領——唐生智和程潛。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最早的女兵，基本上也是來自於湖南，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宣佈招收女學員後，僅長沙一地就上千人報名，錄取比例為100:1，其中錄取了曾憲植（曾國荃的玄孫女）、謝冰瑩、胡筠、黃靜汶、陶恆馥、彭援華等數十人，多數來自湖南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後來她們有的參加了北伐，有的參加了南昌起義，有的成為文武雙全的女游擊隊長。不過這也不奇怪，因為“霸蠻”二字，在湖南也是可以用來形容妹陀的！
湖南妹陀都如此了得，湖南伢子就更有血性了。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湖南成為主戰場，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與日寇進行的22次大會戰中，有6次發生在湖南境內——三次長沙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和湘西會戰，侵華日軍將35%的兵力用於湖南戰場，國軍正面戰場總兵力四分之一也集中在湖南抵抗。戰鬥之慘烈、傷亡之重大、影響之廣泛，都是其他省份和戰役難以比擬的。
常德保衛戰被譽為“東方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國軍隊以一師的兵力，浴血奮戰16晝夜，殲敵5000餘人，守軍8000多官兵僅剩500餘人。“陣亡第一將”彭士量是湖南瀏陽人，犧牲前拼力高呼：“大丈夫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盡孝，死何憾焉！”
▲衡陽保衛戰後收斂的部分
中國軍人骸骨
其中有相當比例的湖湘子弟
1944年的衡陽保衛戰中，守城官兵抗擊著數倍於己日軍，以傷亡15000餘人的代價，殲敵2萬餘人，殺傷近6萬餘人，堅守孤城47天，創造了抗戰期間城市堅守時間最長的奇蹟，也是日軍傷亡高於中國軍隊的罕見戰例。日軍中將師團長佐久間為人，中將旅團長志摩源吉，少將聯隊長和爾基隆、大橋彥四郎，均被擊斃于衡陽。正因戰績顯著，犧牲壯烈，衡陽在1946年被國民政府命名為全國唯一的“抗戰紀念城”。
▲因“焦土抗戰”的失誤
長沙發生“文夕大火”
人民付出了慘重代價
八年抗戰中，湖南每年供應軍糧1000 萬石、軍布 300 萬匹、軍棉7萬擔；以3000萬的人口基數，輸送了210萬兵員，平均每15人中就有1人參軍，比例居全國之首。東南沿海內遷的工廠約有三分之一落戶湖南，湖南境內豐富的有色金屬（鎢、鉍、銻、釩等）和非金屬礦藏（石墨、重晶石等）成為重要的軍事工業原料和出口換匯的戰略物資。這些在古代世界不大能用上的資源，以及發源於湖南人的現代工業，最終成了中國抵抗日寇的重要支柱。
▲遠征軍中的湖南人要佔一半左右
是當之無愧的主力
廖耀湘、鄭洞國、霍揆章、
陳明仁、闕漢騫、黃傑等
將領亦佔據主要指揮崗位
為支援抗日前線，湖南人民修通了全省的主要公路幹線，完成了粵漢、湘黔、湘桂鐵路在湖南的接軌，相繼建成了衡陽、芷江機場，這些空軍基地的存在，持續給予日軍重大殺傷，令日軍如鯁在喉。在正面戰場的國軍中，少將以上軍官在抗戰中共犧牲115人，其中湖南籍將領佔三分之一。湖南人民亦為抗戰犧牲累累，全省共傷亡262萬多人，其中死亡92萬餘人，重傷170餘萬人，毀房94萬多棟，毀糧4000多萬擔，損失耕牛64萬多頭，犧牲人數約佔全國的十分之一，大大超過各省平均數，也應了楊度在《湖南少年歌》中的那句話——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八年烽火起盧溝，受降之日落芷江。日本宣佈投降後，受降地最初選在江西玉山，但鑑於國民政府許多高層人士的異議，以及中國戰區的美軍參謀長魏德邁的建議，蔣介石臨時將受降地點改在湖南芷江，這是對抗戰期間付出重大犧牲，做出重大貢獻的湖南的一種肯定。
▲楊昌濟將湖湘文化傳承給了毛澤東
要說對現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湖南人，自然非毛澤東莫屬。毛澤東從小就受深湖湘文化的薰陶，他的父親毛貽昌就曾經是一名湘軍，他的老師楊昌濟是一個典型的湖南知識分子，非常推崇曾國藩和王夫之，極大的影響了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在毛澤東的許多治軍施政的舉措中，都不難發現曾國藩或者是湘軍的影子——蔡鍔編有一本《曾胡治兵語錄》，毛澤東認真研讀過這本軍事理論書，汲取了愛民、愛兵、重視思想政治工作等精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很難讓人不聯想想到曾國藩的《愛民歌》。
當然，毛澤東並沒有停留在“獨服曾文正”的階段，而是以湖南人的“霸蠻”之氣繼續開拓新路，最終打敗國民黨，把蔣介石趕到了臺灣島。其實，毛澤東所面臨的困難和環境，大致與曾國藩草創湘軍時類似，都要白手起家，都要面對強敵，還有己方的掣肘甚至是暗箭，沒點湖南人那種不信邪的蠻勁，還真是堅持不下來。有趣的是，他的對手蔣介石也非常崇拜曾國藩，不僅盡心模仿，還廣為宣傳，最終仍然失敗了——手握一把好牌還能打輸，大概就因為他不是湖南人吧……
▲朱鎔基的怒目和強硬
令腐敗分子膽寒心懼
新中國建立以後，除了朝鮮戰爭以外，少有大戰，尤其改革開放後，經濟建設成為主流，剛硬的湖南人似乎不再吃香。不過，每當有硬骨頭要啃的時候，還是需要湖南人出來扛事。1998年，出任國務院總理的湖南長沙人朱鎔基，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了這樣一番話：“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做出這種彷彿抬棺上陣一般的表態，是因為當時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必須要硬碰硬，而且沒多少迴旋餘地。
這同樣是一個高難度的活，還不能思前想後猶豫不決。與當年的曾國藩一樣，朱鎔基幾乎以一已之力，推動了中國金融改革、分稅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和國家機關精簡，還主持查處了原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貪汙案及遠華集團走私案等大案——
“反腐敗要先打老虎後打狼，對老虎絕不能姑息養奸，準備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無非是個同歸於盡，卻換來國家的長久穩定發展和老百姓對我們事業的信心。”
這就是湖南人，中國的斯巴達，中國的普魯士！
日本為什麼在湖南投降？
當我們回首那段讓中國人民付出慘痛代價的戰爭的時候，視線一定要在湖南停留一下，並要為湖南鼓與呼，在那個中華民族奮起抗爭的時代，正如湖南人楊度在其《湖南少年歌》中說：“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抗日戰爭中日雙方打到湖南就相持不下了。抗戰相持階段，湖南是抗戰的前哨陣地，是戰鬥最多、最慘烈的主戰場之一。在此期間，侵華日軍總兵力的35%夾擊湖南，國民黨正面戰場總兵力的四分之一集中在湖南抵抗。中日雙方在湖南先後展開了四次長沙會戰、常德會戰、衡陽會戰、湘西會戰等大規模的絞殺戰。鳳凰衛視曾經有一個節目討論這個問題說，不管中國其他省份是否會淪亡，湖南一定不會淪亡，因為湖南人絕不會投降！中日投入20萬人以上的大規模會戰超過20次，中國鮮有勝績，但是湖南境內就有6次大會戰，中國四勝一平一負。經歷戰事之多，戰績之盛，為全國各省區所僅見。囂張氣焰的日寇在湖南的萬千血性軍民面前，撞得頭破血流，敲響了日寇走向失敗的喪鐘！“長沙會戰歷史資料圖片
湖湘文化中有著強烈的地域特色。楚國雖然是一個包含今天湖南在內的更大的地域，但是從春秋戰國開始，湖南是楚文化重要的發源地，其民風彪悍，崇文尚武。早期的流寓諸賢促進了湖湘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其中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屈原。屈原原本是湖北秭歸人，被流放到湖南後，他在汨羅江投河自殺。他是中國古代浪漫主義詩歌的奠基者，他在《離騷》、《九章》、《九歌》等詩中抒發的熾熱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和對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為此九死不悔的精神，深深的影響著此後湖湘文化，以至於成為了湖湘文化中胸懷天下的先天基因。《史記·項羽本紀》有記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越是在強敵面前，湖湘文化中以命相搏、奮起抗爭的意識越是得到極大喚醒。“長沙會戰歷史資料圖片
唐宋以後，不斷有文人騷客流放湖南，宋朝范仲淹《岳陽樓記》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賦予了湖湘文化中“天下”情懷，湖湘文化逐漸興盛。宋朝以後，理學起於湖湘，傳於道統，勝於朝堂。明清以降，至近百年來，湖南人才爆發，湖湘文化和湖南人逐漸成為了中國歷史舞臺上的重要角色，相對於其它地域和區域，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日軍對衡陽進行大規模轟炸
這個影響涉及面不僅是中國的政治發展進程，還包括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他們中的代表人物大家耳熟能詳，個別人物甚至婦孺皆知，比如陶澍、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胡林翼、彭玉麟、魏源、王闓運、譚嗣同、黃興、楊度、齊白石、譚延闓、蔡鍔、宋教仁、陳天華、沈從文、丁玲、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粟裕等。二十三歲結婚時，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寫對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衡陽會戰中日軍投入毒氣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並開始大肆搜捕和屠殺維新派人物。譚嗣同當時拒絕了別人請他逃走的勸告，決心一死。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毛澤東面對強敵一聲斷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更是豪邁宣言：“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這就是湖湘文化的特有基因，這種胸懷天下、捨我其誰、勇於犧牲、不信邪不怕惡的氣概讓人血脈噴張！“日本國內報紙報道衡陽攻陷
湖南人堅韌的 “犟”勁和血性在抗日戰爭這樣的歷史時期再一次展露無疑，在中國大地上殘酷殺戮、瘋狂肆虐的日寇，在湖南真正遇到了剋星和對手。那時的國軍雖也有川軍等其它地方的部隊，但是戰場在湖南，湖南的老百姓積極支援抗戰，戰場損失的兵員許多是就地徵召的，數十萬湖湘子弟補入第九戰區部隊，包括第74軍、第4軍這樣的鐵血精銳，隨時保證了部隊的持久戰鬥力。“日軍芷江投降歷史照片，掛白旗通場
1944年3月5日，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嶽上將在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發言中指出：“湖南省戰時對國家貢獻居全國之冠！”，這番話令與會者全體起立，掌聲經久不息！日軍也有類似評價，1944年10月，日軍終於佔領長沙後，第6方面軍參謀長宮崎週一中將對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說：“湖南人自尊心強，富於尚武風尚。”人稱“中國通”的岡村寧次點頭稱是，他數次參與在湖南境內的會戰，對此有更深的感受。中國正面戰場經歷長沙會戰、常德會戰後，日本如強弩之末，再也沒有能力和信心組織起強有力的攻勢作戰。相反，中國軍隊越戰越勇，中日正面戰場中方的反攻戰即湘西會戰也稱雪峰山戰役，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的最後一次會戰。雙方參戰總兵力28萬餘人，戰線長達200餘公里。湘西會戰中國軍隊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殲敵3萬餘人。“日軍芷江投降歷史照片
戰役以日本軍隊戰敗而結束。湘西會戰的勝利標誌著中國抗日正面戰場由防禦轉入反攻階段。這裡固然有國際形勢有利於中國的抗戰和當時美蘇支持的力度加大的背景，但是在湖南戰場上中國軍民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浴血奮戰更是激起了中華民族戰勝日寇的信心和勇氣。日本第一個投降書正是在湘西會戰的湖南芷江機場洽降和草簽的。70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回首那段讓中國人民付出慘痛代價的戰爭的時候，視線一定要在湖南停留一下，並要為湖南鼓與呼，在那個中華民族奮起抗爭的時代，正如湖南人楊度在其《湖南少年歌》中說：
“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蠻、不怕死、耐得煩的秉性，使湖南在中國抗戰歷史上再一次證明了其在中華民族面臨危亡時的剛強與血性、堅韌與擔當！這就是為什麼抗日戰爭
相持在湖南，
反攻在湖南，
勝利在湖南！
追問與反思
惟楚有才，然如今，世道太平，曾國藩的後人們，似無大施拳腳之地。一個典型的例證是，近10年來全國黨政軍系統中，正部級以上的湖南籍幹部日漸稀有。
從近代歷史上看，湖南人的才，大都用於開疆拓土、保家衛國。但在戰爭結束後，社會建設的主力軍，依然是蘇浙人、安徽人、山西人。
最明顯的例證，莫過於左宗棠。當年，左宗棠與安徽人李鴻章水火不容，雖在防務建設上，左宗棠觀點鮮明，前瞻性勝於李鴻章，但在至關重要的經濟和政治較量中，左宗棠全面敗於李鴻章。繼承了左氏遺風的湖南官員在晚清官場上也一度式微。
湖南人，人稱“南方人中的北方人”，其特點是“持其理以自傲”，灑脫而不注重細節，長於開疆拓土，短於細緻建設。
簡而言之，湖南人，長於拓荒、短於發展。
看今天的湖南，的確以服務業、娛樂業、餐飲業著稱，但其服務水平、服務態度和南方沿海城市相比，依然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市場經濟時代，湖南人似乎總是在商業競爭上缺了點什麼。精細化的運營管理、高瞻遠矚的眼光和具有服務精神的人才培養，在湖南似乎並不受到重視，嚴重製約了此地的發展前途。
而更為直觀的問題是，出湖才能讓楚材表現出彩，但現如今，又有誰願意“出湖”呢？
曾經，湖南人也扎堆出去謀發展，這一部分人多數會去廣東。但廣東沒有辣椒吃，生活節奏和湖南比也還是太快了。從一些調查的結果看來，相當一部分湖南人在廣東工作後感到世事艱難，又回到閒適安逸的長沙，過起了舒服的小日子。
當然，很多願意外出打拼者也只會選擇去長沙。
因為長沙，有著一線城市中幾乎最低的房價，可以以一碗粉開啟每一個美好的早晨；到下午，大街小巷的棋牌室熱鬧非凡，晚上還有數不盡的夜市、酒吧等待光顧。
不僅如此，湖南各985高校每年的研究生招生計劃，也開始加大對湖南籍學生的回招傾斜力度。而回來的學生，不少是出於對故土的思念，亦或是湖南相對寬鬆的成長環境，而這一點是北上廣深無法提供給他們的。
那還出什麼湖呢？
如今，每一個到訪嶽麓書院的遊客，都會聽到導遊一遍又一遍地在書院大門的牌匾下，重複這千古不變的名句——“惟楚有才，於斯為盛”。
但“惟楚有才”不是念出來的，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湖湘精英勇敢地邁出這片土地，像曾國藩那樣、像毛澤東那樣。
可是什麼時候，國家和民族才需要湖南人“出湖”呢？
閱讀更多 湘資沅澧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