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科技公司，會不斷蠶食傳統銀行的地盤；銀行業將進入生死存亡的寒冬時期，面對“四小兩大”的生死挑戰。
文丨浦永灝
《下一個十年，中國銀行業迎來寒冬期》上篇中，我們說到，在今後的十年裡銀行的息差會進一步的收窄，監管要求下的資本充足率會進一步提高，不良貸款的包袱會越來越重，銀行業會進入一個寒冬期。但是，商業銀行不是已經開拓了不少新的業務嗎？的確，現在銀行有其他的收入，比如證券買賣和承銷、託管、資管、私行等手續費和佣金等收入。
問題是這些收入是否足以化解息差收窄等不利因素了呢？另外這些非存貸業務的效益好嗎？我還是以工行為代表來看，在2009年工行的手續費佣金等其他收入佔營業總收入的20.6%，到了2019年仍然在21%左右。也就是說，經過了這麼10年的擴大其他業務努力，這一類非利息性的業務收入的比重，沒有明顯的提高。目前，中國四大銀行3/4的經營收入還是依賴於息差收入。當然中小銀行的其他收入比重提高很快，但是大多數是以不良率飆升為代價的。
中國的商業銀行一直有兩個夢想。第一個是打入投行業務領域。且不說工農中建交等都有自己的投行子公司從事境外投行業務，大部分中小股份制銀行也都有自己的投行業務部門。在金融行業裡投行業務常常被看作是“高大上”的“金融業務”。其實近年來西方銀行一直都在紛紛削減投行業務。因為投行業務需要的資本金（特別是債券承銷和交易）很多，隨著一級市場業務在金融危機後越來越不景氣，這樣投行業務所佔用資本金的使用效率也就很低。其次，投行是個靠天吃飯的行當，一級市場的業務與二級市場是否景氣息息相關，再加上投行的人員工資比非投行部門的工資要高好多，西方銀行的業績往往受投行業務的影響很大，多數年的虧損基本來自投行業務。所以，投行業務對西方銀行的總體估值是個累贅。西方銀行在金融危機後一直在收縮投行業務。
根據本報報道，去年全球最大的12家西方投資銀行（包括綜合銀行像摩根大通的投行部）的財報總結，它們在2019年的投行業務業績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差的一年，比2018還要跌4%。是什麼原因呢？是沒有控制好成本？還是市場不好呢？都不是：2019年全球股指上漲了近30%，巴克萊全球債券指數也漲了12.5%。另外這些投行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一直在裁員，去年進一步裁員了6%，凍薪減獎金比比皆是。我們看一下高盛，西方投行業界的領袖。近年來業績令人失望，今年初高盛新的集團管理班子決定，從以投行為主的業務模式進行全面轉型，擴大其資管業務並且打入普通商業銀行的業務，從事線上的中小企業貸款，信用卡等傳統銀行業務。是高盛腦子進水了？還是投行業務已經時過境遷了？
也許說中國的情況不同，中國投行業還很年輕，而應該大力發展投行業務？隨著中國股市常年來沒有明顯起色，IPO降速，CDR暫停，再加上債務違約打擊債市信心，這些因素都對投行業務產生了巨大的挑戰。根據萬得數據，2019年雖然A股也是一個大牛市，但國內一級市場上市和增發的融資規模金額比2016下降近60%，另外根據Dealogic的數據，2019年中國一級市場相關的各類投行業務收入總額比2016年下降了24%。目前投行、資管、經紀業務在國內的主力軍是券商，在一級市場業務萎縮，二階市場佣金下降，券商林立的惡性競爭的情況下，很難有商業銀行長足發展的餘地。至於境外（如香港）的投行業務早已是粥少僧多，要在外資投行林立的地盤上分一杯羹，那是大家要打得頭破血流（承銷費用一降再降）的事。至於資管業務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資管是不是每一家商業銀行的出路，還有待於經營的數據來說話。
第二，中國銀行業的另一個夢想是在全球佈局。有一定規模的中資銀行都曾積極地擴展過國際業務，都自有投行子公司，從事境外投行業務。商業銀行業內要數中銀的境外業務歷史最悠久，在海外的經營歷史已經有九十年了，不可謂不長，經驗不可謂不豐富。中銀的境外網點主要分佈在美國、日本、英國、歐洲、新加坡等成熟市場。境外業務在二十年前曾號稱是中銀的“半壁江山”。但是在四大銀行中，中銀的經營效率長期低於工行和建行，也低於農行。不是中銀的管理人員比其他三大行的管理人員素質差，而是中銀境外的業務拖累了總體的經營業績。中銀的境外業務缺乏規模效益和競爭優勢，中銀的主要客戶是當地的華人和中資企業的境外業務，而跨國企業在中國的業務基本上被花旗和匯豐等外資銀行壟斷了。近年來中銀還受累於境外資產淨息差低所造成的不利影響。除美國外，中行境外主營業務區域的淨息差都遠低於內地，造成其境外資產經營效率遠低於內地業務的情況。當然，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強國，在全球的重要城市應該有自己的銀行，為中國企業走向世界鋪好路，境外布點在國家層面具有戰略意義，不能單純以盈利為指標。不過這些境外業務拖累了中銀的總體業績在行業裡幾乎是公開的秘密。不明白的是其他幾家大銀行明知如此，也還要積極地進行全球業務布點和擴張。一塊本來就不大的蛋糕，一個人吃尚且不太夠，現在還要多幾個人一起出去吃，這是什麼邏輯呢？對，一位行長告訴我，“我們銀行的企業客戶要到海外去擴展，我們當然也要出去要為自己的客戶服務啊。”對啊，有道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我的問題是這個“肥水”到底有多肥呢？商業銀行決定到海外布各種網點時所作的各種業務計劃假定：當地經濟發展潛力，監管和勞工環境，人員配備，在當地銀行服務量的增長，需要幾年達到盈虧平衡幾年開始盈利等等，總行有沒有每隔五年或者十年作徹底考評呢？而是長期大大低於預期，是否應該作相應的調整呢？如果所在海外網點的業務增長和盈利情況在十年、十五年後仍然沒有當年做計劃時那麼樂觀，另外，這個企業客戶的海外業務是否可以讓給兄弟行呢？四大銀行在海外非核心城市的業務是否可以相互協作而避免過度重複低效呢？
我建議中國的商業銀行應該吸取一下西方銀行的教訓。西方老牌銀行在全球佈局已經過百年了，但近年來它們都在收縮其國際業務。比如說，匯豐銀行剛剛宣佈最新的業務調整：決定關掉在美國的30%的營業網點，而將用於投行的資本在歐洲減少35%，在美國減持45%。德意志銀行去年決定關掉在美國的全球股票業務。在二級市場的經紀業務方面，美國的一批經紀如TD Ameritrade, E*TRADE, Charles Schwab 已經實行網上交易零佣金了。以私人銀行業務著稱的瑞士信貸在2015年就決定退出美國的私人銀行業務。眾所周知，印尼是一個富有人口年輕優勢和增長潛力的新興市場國家，而渣打銀行又素以新興市場業務為經營特色。但是去年底渣打銀行還是決定把盈利效率較差的印尼Permata銀行中的44.6%合資股份，全部賣給了泰國盤古銀行，一舉收回13億美元。一部分用於補充資本金，把一級資本充足率提高到14%，另一部分準備用於回購自身的股票。野村證券是日本最大投行，多年來雄心勃勃，一直要走出日本，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結果是境外的投行業務長期燒錢，一直靠國內的券商業務補貼。連家門口的亞洲（日本外）投行業務連續虧損了十年後到這一個財年才有可能盈利（今年第一季度的業績尚未計算在內）。美國美洲銀行近年來業績良好，其消費金融方面的淨資產回報率達到25%，經營的成功要素之一可以說是得益於它的“勇於不為”的策略 - 近年來它從國際市場上收縮，集中精力做好美國本土業務。比如2012年美洲銀行就把人人看好的私人銀行業務（美國以外的部分）業務賣給了瑞士寶盛銀行。現在美洲銀行最新戰略決策之一就是集中精力做好本土的消費金融業務，力爭在美國本土的市佔額翻倍。
2018年中美的貿易紛爭展開，已經波及到了科技、製造、教育、媒體、金融等各個領域。可以說全球化的大趨勢已經逆轉了。而最近的冠狀肺炎必將加速全球化的倒退和供應鏈向本土化的重組，東西方陣營逐漸形成各自為戰的勢態。隨著中西方對峙越來越嚴重，各國的監管越來越收緊，監管成了限制對方的手段之一。比如說，去年招商銀行、交通銀行、上海浦發銀行同時被美國的司法機關起訴了，最後結果估計大概率事件是罰款，最壞的可能是吊銷美國的營業牌照。
中國的商業銀行似乎尚未感到需要調整原先的國際化佈局的迫切性，還沒有認識到銀行的國際業務成敗，與中國經濟的國際化進程相關，更與各自在國際市場上的投入，特別是自己在他國市場有沒有的競爭優勢相關。現在隨著各種的地緣政治和監管方面的風險開始越來越大，類似於匯豐和華為之間尷尬事件完全有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家海外中資銀行身上。所謂的全球佈局，在我看除了紐約、倫敦、香港等少數幾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國際金融中心，以及幾個以華人為主的城市（如溫哥華）或國家（新加坡）以外，其他的大部分海外網點就像“雞肋”一樣 — 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在今後的十年裡，隨著西方的負利率環境進一步惡化，全球化的逆轉，海外業務必將成為中國商業銀行越來越重的包袱。也許，一個更核心的問題應該由中央政府考慮的是：中國經濟的國際化重任，到底需要多少家自己的銀行分佈在全球各地呢？這些銀行在海外運作的損失或者低效益該由誰來負擔呢？網絡覆蓋全球並已經積極參與了中國經濟建設多年的外資銀行像匯豐銀行和花旗銀行等可不可以幫助承擔部分的偏僻網點的業務呢？
最後來討論銀行的現代化。公平的說，中國的銀行業也在加快移動化、數字化，依託自己強大的資金實力，進行技術強攻和戰略轉型。如建設銀行“TOP+”和無人銀行網點等新一代金融科技戰略，工商銀行也在雄安設立了銀行業內首家金融科技公司，興業銀行的“API BANK”戰略，以及招商銀行憑藉“招商銀行”和“掌上生活”兩個APP，開放功能接口實施開放式的戰略等等，都是一些積極的進取。在我看，銀行的數字化是否成功的衡量標準，在於這些新產品和新服務是否符合客戶的需要，用途是否更廣泛以及對客戶是否更具粘性，最後銀行用戶數量是否多了，業務成本是否降低了等等，總之銀行經營的效率是否提高了。據我看，目前中國銀行業所做的大部分業務的移動化和數字化，只是把線下的業務搬到線上或手機上而已，還只是停留在傳統銀行的思維空間裡所作的服務方式的數字化，出現了大家湊熱鬧的情況，同方向盲動並形成羊群效應，使資源流向同一個領域，如零售信貸、金融科技、資產管理、私人銀行等等。這樣做不僅沒有深化各自的戰略定位，反而形成了相互踩踏，資源浪費，求量不求利，無法長期持續。四大銀行的經營利潤率在2011-2013年之後逐年地下降了。光單純靠這些數字化戰略能否挽救商業銀行的命運至少到現在還是一個大問號。
其實，對銀行業真正威脅，在我看，還不是銀行業內的佼佼者如招商銀行等。當然招行開放的步子比較快，內部的管理和薪酬機制比較靈活，所以招行的經營效率比較高，有較強的生命力。但說到底招商銀行與傳統銀行還是同一類的企業，還不足以威脅到其他銀行的性命。對銀行業真正威脅，也還不主要來自於一大批新湧現的小型金融科技公司。大多數小型新金融科技公司要麼是資本不足支撐不了與銀行的長期競爭，要麼是在獲客上很難得到廣大客戶的信任，或者所研發的新金融科技不足以構成威脅銀行的生死。它們如果有了幾項真的有用的技術，最終結局通常是被吞併了。而對銀行業將會造成真正生命威脅的是一批大型科技公司，它們綜合技術實力強，資本雄厚，用戶基礎廣泛而牢固，也沒有像商業銀行那樣有歷史遺留的不良貸款的拖累，最關鍵的是這些科技公司可以通過掌握個人和中小企業的數據，用數字科技來降低金融服務的成本，提供精準的服務，填補中小企業融資難的缺口，提升個人用戶的回報和體驗。目前美國有科技巨人亞馬遜、谷歌、臉書、蘋果等，歐洲也出現了一批號稱“挑戰銀行”的金融科技公司，中國有騰訊、阿里、百度、京東、美團等都已經在不同的程度攻入了金融領域。
如果參考一下美國在金融業和科技行業之間的戰況，2011年美國最大的三家本土銀行（摩根大通，美洲銀行，富國銀行）在美國本土房貸款業務的加總市場份額接近50%，到了去年已經被擠壓到了20%左右。而一家線上房貸款公司Quicken Loans 已經在2017年底超過了富國銀行，一躍成為了美國最大的房貸款提供商了。還有一家美國中級銀行，已經看到了銀行自身基因方面的先天缺陷，提出來要跳出銀行業的傳統思維模式，直接把自己變成一家科技公司，其金融業務方式，如營業部的佈置，信用卡的市場推廣，甚至包括董事會成員背景的構成，都已經跳出了銀行業的傳統思維，而是從一家科技公司的角度來思考和佈局自己的業務了。另外，摩根斯坦利近年來做的一系列鉅額併購，也是為了改變自身的基因，為迎接新時代的劇烈競爭打下基礎。
如果按傳統角度來分析銀行業與科技公司的力量對比：看雙方的天時，地利，人和。商業銀行只佔地利 – 大型國企資源的壟斷以及政府的保護，科技公司則佔了天時（科技改革大潮，技術優勢，低成本，資金雄厚）與人和（廣泛的個人客戶特別是年輕客戶和中小企業以及科技人才）兩樣。從2011年央行向27家第三方支付公司發放支付牌照開始，正式標誌著科技公司進入金融業務的戰場。不到十年功夫，商業銀行已經輸了第一戰役：移動支付。最近冠狀病毒橫行的時候，像螞蟻金服旗下網商銀行等，利用自身資金以及企業用戶資質數據的優勢，為自己的中小企業積極提供免息低息貸款，名正言順地進入了銀行的主流業務。
在今後的十年裡，我預測這些大型科技公司，會不斷蠶食傳統銀行的地盤，乘著民企的跑路潮，大銀行自顧不暇，中小銀行損失慘重的情況下，一大批經營不良的中小銀行會先後被擠出局，最後大型科技公司會與商業銀行中的第一梯隊（四大，交行，招行，興業，浦發行，民生銀行，中信銀行等）二分天下。在2030年起的十年中，大型科技公司會與第一梯隊銀行進入“華山論劍”一決勝負。也許政府可以通過行政壁壘來限制科技公司進入金融領域？這樣做的後果必將是商業銀行的效率長期落後，猶如溫室中的花朵，無法適應未來的各種競爭。我認為政府在保證金融市場穩定和有序的前提下，會逐步開發金融領域，一方面讓大型科技公司穩步進入金融行業，另一方面讓它們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接受監管，符合規範。
四大銀行是共和國的“長子”，一貫享受著政府的各種保護，包括對國企資源的壟斷，國家的“免費午餐（如當年國家出資幫助四大銀行剝離了大量的壞賬）”。不過這種政府的保護是有代價的，也會需要承擔一些“國民義務”，比如工行出資30億元救錦州銀行，股價應聲下跌5%。可惜，由於受到體制的約束和行政的管制，如僵硬的薪酬人才機制等等，大銀行也很難有特別大的作為。從二十年前曾經顯赫一時的電訊行業或者十年前的石化行業身上，我看到了大銀行們與科技公司競爭後的結局。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商業銀行在後面的十、或二十年將進入生死存亡的寒冬時期，將面對四小兩大的生死挑戰。四小：投行業務和境外經營的累贅，不良貸款的沉重包袱，監管收緊資本充足率被迫提高；兩大：息差的不斷下降，盈利空間越來越小；以及科技公司的競爭和蠶食。著名投資家巴菲特素以長期投資出名，他的投資哲學是與所投公司同進退。他執掌伯克希爾哈撒韋基金素來以銀行股為主要倉位。今年2月14日公佈了2019年持倉的變動：減持了一批銀行股，其中富國銀行減持比例達14.6%，高盛減持比例達34.6%。是不是他老人家也開始看到了今後十年裡西方銀行業將進入寒冬期呢？總之，商業銀行現在唯有用脫胎換骨、鳳凰涅槃的決心才能應付這場生死決鬥。留給中國商業銀行準備應戰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作者浦永灝為伯瑞財富合夥人，原瑞士銀行亞太區首席投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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