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多大學排名，高校到底應該怎麼用？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大學排行榜在我國高教領域普遍流行開來。對此，本文作者認為，我們需要歷史地、一分為二地看待其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作用。

他認為，高校理性利用大學排行榜的關鍵在於“為我所用”，要將大學排行榜的排名取向改造為建設取向，著力開展高校內涵建設，促進高校內涵發展。

圖文無關

作者 | 張應強（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教授）

來源 | 《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

01

一分為二

看大學排行榜

大學排行榜盛行是競爭機制進入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的表現

1992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這標誌著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時代向市場經濟時代轉變。正是在這種整體性社會轉型背景下，大學排行榜開始在我國普遍流行開來，其具體表現主要有四大方面：

• 一是我國開始引入西方國家有關機構開發的大學排行榜；

• 二是國內的大學排名機構開始開發各式各樣的大學排行榜；

• 三是越來越多的組織和機構開始用大學排行榜來評價大學、認識大學；

• 四是越來越多的高校開始重視自己在大學排行榜上的表現，甚至產生了“對照排行榜搞建設”的現象。

大學排行榜在我國盛行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 其一是新公共管理理論和思想引入大學管理領域，強調大學辦學績效和外部問責，引發了激烈的大學發展競爭；

• 其二是國際高等教育質量評估的促進作用；

• 其三是我國客觀上形成了一個廣泛的大學排行榜需求市場：學生及其家長需要、政府部門需要、社會組織和機構需要、用人單位需要、高校辦學需要，特別是高校實施國際化發展戰略也需要大學排行榜。1998年我國開始實施“985工程”，直接催生了上海交通大學劉念才教授課題組開發的“世界一流大學學術排行榜（ARWU）”；

• 其四是大學排行榜具有其突出優勢——將模糊的大學發展水平和辦學質量以名次排行方式直接呈現出來，在使用上具有直觀性、簡便性。

大學排行榜在我國盛行，雖然產生了人所詬病的諸多消極效應，但歷史地看，其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積極作用也是不能抹殺的。

• 一是競爭機制開始進入我國高等教育治理領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我國高等教育長期以來實行的政府計劃性治理模式，為我國高等教育治理變革奠定了基礎。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國高校從面向政府辦學向面向市場和社會需要辦學轉變，增強了我國高等教育的社會適應性；

• 二是大學排行榜激發了我國高校的主體責任意識和發展競爭意識，強化了高校發展的內生動力，促使高校從“要我發展”向“我要發展”轉變。高校積極爭取辦學自主權，面向高等教育國際競爭爭創一流，高校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大大增強，整體上提升了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水平。

2019年，北京師範大學首次參加THE世界大學排名，就取得不錯成績。這也意味著不參加世界大學排名的我國一流大學正在變少。（來源：北京師範大學發展規劃處）

大學排行榜的“排”與“用”

大學排行榜的“排”是單一主體行為。主要是排名機構根據自己的大學評價和排名理念，運用科學計量學、文獻計量學等理論和方法，採用相應的評價和排名技術而對大學進行排名。

排名機構的主要任務是不斷優化排名體系，包括使排名思想和理念更加切合大學發展實際和發展趨勢，以及排名指標體系優化和計量方法優化等。一般說來，排名機構的具體排名活動是商業機密，除了排名機構所公佈的部分信息之外，我們往往難以瞭解其排名內部運作情況。

但大學排行榜的“用”則是多元主體行為，即大學排行榜的多元利益相關者對排行榜結果的使用。

因此，大學排行榜之“用”主要有兩大類——“排名者之用”與“使用者之用”。

“排名者之用”就是排名者通過大學排行榜來實現直接的和間接的商業利益。

大學排名是排名競爭時代排名經濟和媒介傳播經濟的必然產物，目前已經發展成為一種巨大的產業甚至產業鏈，有著巨大的商業和經濟利益。作為產業，大學排名要遵從投入與產出的規律。

排名機構開發和研製大學排名指標體系、建設或者購買排名數據庫、組織開展大學排名活動等，都需要大量的人、財、物投入，投入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商業利益並實現商業利益最大化。擴大大學排行榜的影響力，形成更多的用戶，是其獲得商業利益的基本途徑。因此，排名機構往往都非常重視開展大學排行榜的推廣活動。

“使用者之用”就是指包括高校在內的眾多使用者根據自身目的和需要而對大學排行榜的選擇性使用。

• 對作為使用者之一的高校而言，理想情況是將大學排行榜用於高校自身的建設和發展，如發現高校建設和發展中的差距和問題，採取有效措施實施改進等。但高校如果不能正確使用大學排行榜，大學排行榜就會對高校發展產生諸多負面影響。

• 對作為使用者的其他使用主體而言，一般情況是根據自身需要選擇性地使用大學排行結果。如學生及其家長利用大學排行榜來選擇就讀學校，用人單位根據大學排行榜來錄用員工等，政府部門參考大學排行榜來衡量高校建設和發展績效等。

可以看出，大學排行榜的“兩種用”之間往往存在著衝突——“排名者之用”並不完全是為了“使用者之用”，衝突的實質是“兩種用”所持優先性原則的不同。

排名者將大學排行榜的商業利益優先具有自身合理性。因為大學排名不是公益性事業，而是學術服務性產業，排名機構只要遵守社會責任倫理和商業競爭規則，其通過大學排名來追求商業利益是無可厚非的。我們也不能要求排名機構在主觀上考慮大學排行榜對高校建設和發展的指導性作用。

認識到大學排名是學術服務性產業，會使我們對大學排行榜的批評更加理性，也可能使我們更加理性地利用大學排行榜來開展大學內涵建設。

（網絡圖片）

大學排行榜的“裹挾”效應是如何產生的

現在高校普遍感到自己的辦學活動和辦學過程為大學排行榜所裹挾，產生了一種無力感和無助感。這種“裹挾效應”是如何產生的？

現代社會已經進入媒介時代，我們生活在由媒介所營造的世界之中，媒介世界成為人的“真實”生活世界。在媒介時代，大學排行榜藉助媒介傳播產生了廣泛的媒介傳播效應——大學排行榜的所有利益相關者（高校、社會機構、用人單位、政府部門、學生及其家長等）都產生了“媒介迷思”，並且各利益相關者的媒介迷思相互激勵，形成了具有更強能量的媒介迷思場域。

身處這種媒介迷思場域中的高校，不僅自身產生了媒介迷思，而且為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媒介迷思所左右，因而產生了為大學排行榜所裹挾的感覺。

媒介迷思“指的是由媒介所營造的一種文化假象，以及媒介文化帶給我們的似是而非卻又根深蒂固的儀式、思想、觀念和想象”。媒介迷思是不夠真實的，真實事件在迷思的建構過程中已經被改變。

THE、QS、US News等有影響力的大學排行榜和Elsevier、Clarivate Analytics等學術信息公司都是專業化、制度化、成熟的媒介機構，擁有的媒介資源與渠道多，其媒介權利可以得到充分行使，甚至強化為媒介權力，擁有強大的媒介能量，其營造媒介迷思的能力也更強，從而對包括高校在內的各利益相關者正確使用大學排行榜造成了不利影響。

大學排行榜的“裹挾效應”導致高校對排行榜“既愛又恨”的矛盾態度

• 高校對排行榜之“愛”主要表現為高校可以用直觀的排行名次來反映過去模糊的發展成就和發展差距，並以提升排行名次作為發展目標；

• 高校對排行榜之“恨”主要表現為大學排行榜在其他關鍵利益相關者的接受和認同下，給高校帶來巨大的排名競爭壓力。因為非專業性的排行榜受體對大學排行榜的使用，會影響大學社會聲譽、影響人才流動、影響生源、影響學生就業、影響政府投入和對大學的績效評價。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包信和曾向科技日報記者表示：假如我不做校長，只負責自己的課題組，我可以不關心排名而獨善其身，但現在這麼大的一所學校，我要完全不關心排名，也不大現實。（圖片來源：浙江工業大學）

02

理性運用大學排行榜

促進高校內涵建設

理性運用大學排行榜來促進高校內涵建設的關鍵是“為我所用”。

大學排行榜的排名取向是不可改變的，是不以高校的意志為轉移的。高校所需做和所能做的，就是理性看待排名結果，善用排名結果，將大學排行榜的排名取向改造為院校自身的建設取向

正確認識大學排行榜與高校實際發展水平的關係

大學排行榜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高校的實際發展水平，這是大學排行榜得以盛行的基礎。但高校的實際發展水平並不一定能由排行榜完全表現出來，因為大學排行榜只是對高校實際發展水平的選擇性指標呈現。

無論哪一種大學排行榜，其指標體系設計都是結構化的，即把作為整體的高校發展水平分解為一級指標、二級指標等結構性測量指標，同時還要考慮測量指標的可獲得性、可操作性、可量化性。在這個過程中，測量指標對高校實際發展水平進行了選擇性“裁剪”，但卻難以實現對高校實際發展水平的“還原”。

考查大學排行榜指標體系的科學性，除了對其排行理念和思想進行考查之外，重要的是考查各級指標之間的相關性

測量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問題一直是大學排行榜所面臨的最突出問題，人們對大學排行榜批評最多的也是針對其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問題。

比較分析軟科的學科排名與教育部學位中心的第四輪學科評估結果發現，兩者雖有完全不同的學科評估排名指標體系，但兩者的學科排名結果卻至少有85%以上是相同的。軟科的學科排名指標體系的特點是科研主導、狀態數據、客觀評價、指標量少、操作簡單；學位中心的學科評估指標體系的主要特點是重視科研、注重教學和人才培養、兼顧過程性指標和主觀評價、指標量大、操作複雜。

兩個具有不同排名指標體系的排行榜產生了總體上大致相同的排名結果，這反映出

另外，同一所高校在不同的大學排行榜上的名次差異很大，這也反映了排名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只是相對的。這就是說，不可能有一個能夠完全反映高校實際發展水平的大學排行榜，也不可能有一個能讓所有高校都心服口服的大學排行榜。

其根本原因在於：1. 高校的實際發展水平是整體性的、非結構化的，而大學排名則是在將整體性的高校發展水平分解為結構化指標後的數量化呈現；2. 高校的建設和發展是過程性的，而大學排名則不看過程性指標只看狀態性結果指標。

我們注意到，我國部分大學最近幾年來在某些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學排行榜上表現“搶眼”，名次迅速提升。

這的確反映了我國“雙一流”建設的成效和部分大學的建設發展成就，但也要看到有些大學排行榜所做的指標體系調整和修正是有利於我國大學的。我國是大學排行榜的最大用戶，不排除某些排行機構出於營銷策略考慮而有針對性地進行指標體系調整。一般說來，在一個總體上具有相對穩定指標體系的大學排行榜中，如果同一所高校在相鄰和相近年度的名次出現格局性變化，那這個大學排行榜的科學性是值得懷疑的。

因此，對高校發展實際水平而言，大學排行榜只具有有限的指示性意義：

在幾大典型排行榜上表現都好或較好的高校，一定是發展水平比較高的高校；而表現均不佳的高校，一定是發展水平不高的高校。對絕大多數高校來說，其在某一具體的大學排行榜上的名次與其實際發展水平之間並沒有必然關係。

因此，高校與其心心念念於排行名次，對照排行指標體系搞建設，不如理性看待大學排行榜，紮紮實實開展內涵建設，實現內涵發展。

一流大學2018、2019年QS世界大學排名變動及報道情況

對於自己在大學排名裡面的表現，高校是報喜不報憂？（來源：“裡瑟琦智庫”微信公眾號）

正確認識和利用大學排行榜的建設性功能

大學排行榜是大學排行機構根據某種排行理念，利用排名技術和手段而產生的一種客觀“人為事物”，其功能是客觀的、多元的。

• 所謂客觀的，就是說其功能是“與生俱來”的，它不因我們的主觀好惡而存在或者消失；

• 所謂多元的，就是說其功能是一個“功能組合”“功能體系”。如大學排行榜具有排名競爭功能——通過排名促進大學競爭；激勵功能——通過排名對高校發展實施正向激勵；導向性功能——通過排名指標體系實現對院校的發展引導；診斷功能——通過排名指標和名次來診斷高校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比較功能——通過排名指標和名次與競爭對手進行比較，特別是與同型同層次院校進行比較；監測和預警功能——通過排名指標和名次來監測學校發展狀態，進行學校發展預警，等等。

正確認識和利用大學排行榜的功能，實質上就是對其客觀的多元功能的一種主觀選擇。就理性地開展大學內涵建設而言，高校所需要做的，就是選擇大學排行榜的具有建設性的功能。

如適當淡化大學排行榜的排名競爭功能，重點利用其診斷功能、比較功能、監測和預警功能。特別要重視發揮大學排行榜對學校建設和發展的監測作用，通過大學排行榜來看各項具體排行指標的動態演變情況，從而找出問題、分析原因、實施改進。

理性地開展高校內涵建設

在大學排行榜所營造的具有強大能量的媒介迷思場域中，高校要理性地認識大學排行榜、理性地開展內涵建設是有相當難度的。

這既需要大學排行榜的關鍵利益相關者（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媒體機構、用人單位等）共同理性地認識大學排行榜，為高校開展內涵建設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更需要高校主動作為，理性地開展內涵建設。

首先要認識到高校內涵建設的漸進性和階段性。

目前，“雙一流”建設作為我國高等教育趕超型現代化模式的現實表現，引發了高校普遍的發展焦慮情緒。保持適度焦慮有利於高校建設和發展，但過度焦慮則會忽視大學建設和發展的漸進性和階段性，從而失去發展定力，產生急躁冒進思想和行為。

早在1998年，教育部發布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就指出：“國際上一流大學都是經過長期的建設形成的。一流大學建設要有政府的支持、資金的投入，但更重要的是學校領導、教師、學生長年累月辛勤奮鬥的結果。……因此，辦成一流的大學，需要有一定的歷史過程，要經過社會實踐的考驗。對此，既要有雄心壯志，又必須腳踏實地。”

在“雙一流”建設背景下，大學內涵建設既需要高校有爭創一流的雄心壯志，也需要高校實事求是地確立長遠發展目標，把握髮展節奏，尊重發展規律，腳踏實地地開展大學內涵建設

其次，要正確認識高校建設和發展中的“黑馬現象”。

一般說來，在大學穩態發展秩序出現“黑馬現象”的可能性是比較小的。從大學發展的國際競爭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高等教育發展已經進入穩態發展時期，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格局和秩序已經形成。

在國際競爭從二戰時的意識形態之爭轉變為科技實力和高等教育實力的競爭之後，包括高等教育強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在積極努力發展高等教育。我們的確需要加快高等教育強國建設步伐，著力推進“雙一流”建設，但我們不能想象別人沒有發展，只有我國高校在發展。

因此，我們需要理性地審視“彎道超車論”“變軌發展論”等發展主張，需要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是否處於從“跟跑”“並跑”階段過渡到“領跑”階段做出理性的判斷。

從高校發展的國內競爭來看，目前我國也已經形成了高校發展的基本秩序和格局（高校發展實力的等級體系），要想突破和改變這個格局是非常困難的。

這與我國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情況大不相同。在那個時期，我國高校的發展秩序和格局正在形成之中，一些高校可能因某種因素的作用而把握了發展先機和機遇而成為“黑馬”。

在高校發展競爭進入常態秩序之後，雖然不能完全排除少數高校通過創新發展而脫穎而出，但在我國高等教育類市場化治理模式下，除非獲得國家的特殊性政策支持，絕大多數高校要想在激烈的發展競爭中成為“黑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再次，要正確看待大學的創新發展和跨越式發展現象。

在高等教育穩態發展時期，高校要實現趕超，創新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非常重要。英國華威大學的迅速崛起是一個典型案例，美國創業型大學的興起並取得成功主要得益於其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創新。

但是，大學的創新發展是遵循大學建設發展基本規律之下的創新發展，它並不是對大學發展基本規律的突破，而是對大學發展基本規律的新認識和新發現後的創新發展。

如前所述，發展的漸進性和階段性是大學發展的基本規律之一。從總體上來說，大學是一個保守性機構，是公共性的文化教育機構，雖然大學要有與時俱進的精神，但傳承歷史文化、延續人類文明是其根本使命。

因此，大學的發展總是處在保持大學傳統和回應社會現實需要所形成的張力之中。無論對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而言，還是就某一具體的大學而言，其成熟的標誌就是具有厚重的大學精神和深厚的歷史積澱，浮躁、喧鬧、虛華與其格格不入。

大學的成長和發展總是處在從傳統到現在並直指未來所構成的歷史鏈條中，處在某個具體的發展階段上，其中的一些關鍵性發展階段是無法跨越的。從這種意義上來講，趕超型高等教育現代化所採取的策略應該是縮短經歷某一階段的時間，而不是跨越某一歷史階段。

本文作者張應強教授資料圖（來源：《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報》）

本文轉自“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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