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來自同一個家庭，來自同一個小村落，是一門五兄弟。20世紀上半葉，他們成為“一錢（錢玄同）、二週（周樹人、周作人）、三沈（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五馬（馬裕藻、馬衡、馬鑑、馬準、馬廉）”中的“五馬”，成為北京大學學博功深的著名教授，在人文學術領域各領風騷。“百千鴻儒遍天下”，但一戶“五馬”親兄弟和他們的成就，在北大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幾千年中國知識分子家族史中也是罕見的。
馬氏兄弟的父親
馬海曙
馬家兄弟來自浙江省寧波市，他們是浙江省鄞縣（今寧波市鄞州區）邱隘盛墊村馬海曙的5個兒子。盛墊村很小，佔地一平方公里，戶籍在冊人口僅600餘人。
馬氏族譜清晰地描畫了這個世家大族來龍去脈和興衰變遷。
鄞縣邱隘盛墊馬氏家族，乃是漢代伏波將軍馬援之後。北宋末年南渡避亂，至明代永樂年間，馬氏中一支子昌公入贅盛氏，遂定居於盛墊，成為該族始祖。馬氏一族門庭曾在第三代賢庵公顯赫，他官拜兵部尚書。但朝代更迭、世事滄桑，至19世紀中葉，馬氏望族已趨沒落。
這時，一位扭轉家族局面的關鍵性人物出道了，他就是馬海曙（1826—1895），族名有木。作為出身名門望族的子弟，馬海曙也曾循規蹈矩地走科舉之路，但幾次應試之後，他反感教條僵化的八股文，竟冒天下讀書人之大不韙，毅然投筆從商。這一轉折，功成名就，利祿雙收，還因此達成了年少時做官的夢想，成了寧波的一個知縣。
馬海曙不僅使家道復興，門庭重振，更重要的是，他培養出了一群傳承儒雅、而又富有民主主義色彩的馬氏後代，在中國人文學術領域各領風騷。
馬海曙有9個兒子：長子馬裕藩（1858—1929），字哲生，號攸珊，為側室吳氏太夫人所生。其餘8子均為續絃李氏（1860—1934，揚州人）所生，其中第三子、第八子早夭。有意思的是，在馬海曙的眾多兒子中，也只有馬裕藩繼續走傳統的科舉道路，官至甘肅省鎮原縣知縣，誥授奉直大夫，賞戴花翎，在忠君愛國的傳統仕途上，按部就班地走向人生終點。其餘兒子中，二子馬裕藻、四子馬衡、五子馬鑑、七子馬準、九子馬廉等兄弟5人，曾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等高校任教，有“五馬”之美稱。另外，還有六子馬權（1885—1926），成就相對略低，名聲不大。
馬氏五兄弟（左起：馬廉、馬鑑、馬裕藻、馬衡、馬準）
馬海曙因自己15歲當學徒，遂決心不讓自己的兒子重蹈覆轍，他專門延請杭州一位名叫葉瀚（1861—1936）的先生到家中設館（家庭教師），葉先生精通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又留學日本，傾心維新，贊同革命，於是他不僅為馬氏兄弟打下了良好的國學基礎，也把他們帶進了新的思想殿堂。
可惜，馬海曙沒有見到孩子的長大成人。1895年秋，馬海曙以70歲之年，病逝於寶山縣任上。隨後，馬家全家遷出縣衙，返回故鄉。那年，馬裕藻17歲，馬衡14歲，馬鑑12歲，馬權10歲，馬準8歲，而在母親懷中最小的是剛剛2歲的馬廉。
看到孤兒寡母蹣跚回寧波時，沒有誰會預料到，馬氏兄弟五人在不久的將來，在新文化運動波瀾壯闊的歷史關口，各自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文化角色，他們的名字將在中國文化教育史上熠熠生輝，亦為江南世家平添一段傳說。
文字學家、音韻學家馬裕藻
馬裕藻（1878—1945），字幼漁，他在馬氏兄弟中排行老二。受父親影響，他較早的接觸西學，並且促成兩位弟弟——馬衡、馬鑑就讀新式學校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
1905年，浙江公費選派100名學生留學日本，馬裕藻、陳徳馨夫婦雙雙入選，東渡日本。馬裕藻先後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東京帝國大學學習物理。其夫人陳徳馨則在日本女子大學學習博物。留學日本期間，馬裕藻曾師從章太炎，學習文字音韻學。
畢業後，馬裕藻於1911年歸國，擔任浙江教育司視學。1913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北平召開國語讀音統一會，他與魯迅、許壽棠、朱希祖等一起，提出以審定字音時使用的符號作為“注音字母”。此方案1918年由北洋政府頒佈施行。《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在介紹會議所接受的提議時，把馬裕藻列為提議者的首位，可見他在籌劃上述提議中的重要作用。這是中國第一套漢字注音方案，在中國大陸一直使用了40多年，為漢字正音、傳播國語、幫助識字，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在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佈後，該方案才被拼音字母方案代替；而在臺灣省，該方案則一直沿用至今。
自1913年起，馬裕藻任北大教授、國學門導師，兢兢業業；1920年至1934年，任國文系主任長達14年，被認為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馬裕藻
他師承章太炎，對國學有精深的研究，學識淵博，且專於文字、音韻和訓詁學，先後講授國文預科、國學概要、中國古籍校讀法、文字學等課程，作過“戴東原對於古音學的貢獻”等精彩的學術報告。馬裕藻還任北大國學門委員會委員，以及《國學季刊》編委。
其間，馬裕藻遵循蔡元培進步的辦學思想，努力吸收革新精神和真才實學的學者（如魯迅等人）來國文系任教，為北大的教育改革作了切實的努力。
他一貫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使他不僅是一位文字學、音韻學的專家，更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和愛國學者。馬裕藻與魯迅過從甚密，《魯迅日記》提及馬裕藻及其家人的地方近200處。早年馬裕藻也曾與周作人交好，但他臥病在床時，聽聞周作人投敵叛國，就憤而拒不見之，可見民族氣節何其凜然，在其身上，我們看到處在國家傾危之際知識分子的良知。
馬裕藻的長女馬珏，曾是20世紀30年代北京大學最為知名的校花，甚至以美聞名北京學界。當時還流行一句話說，馬裕藻對北大的最大貢獻，就是為北大生了個漂亮的女兒。話雖然有些刻薄，但也道出了馬珏美貌的實情。1988年，馬珏在回憶馬裕藻時說：“父親一生別無所好，唯喜購書、讀書。我們家曾搬過兩次，每次覓房都有兩個要求：一是要有足夠的書房，至少要有三四間，室內四周都是大書架，還有大書桌。再一是離北大要近。父親除了上課以外，就是總在他的書房裡。他的藏書大多是用硃紅標點過的。讀書備課，這是他一生最大的樂趣。父親去世後，按照他的心意，藏書獻給了北大圖書館。”
馬裕藻的藏書於1946年作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的重要部分，共21000冊，以文史類書籍為多。
金石學大師、考古學家馬衡
馬衡（1881—1955），譜名馬裕茳，字叔平，號凡將齋主人，別號無咎，排行第四，“五馬”中名氣最大。
他與馬鑑最為親近，在清王朝的最末一次科舉取士中，雙雙考中秀才。受推崇西學的維新運動影響，又在寧波開放境地中成長的兄弟倆，沒去參加鄉試，而是進入了南洋公學，1901年畢業。
他早年的學歷並不顯赫，既沒上過名牌大學，也沒有留洋鍍金的經歷。但他聰穎慧達，加之家學淵源以及自身努力，在金石、經史方面早已卓然成家。
畢業後，馬衡與葉薇卿結婚，他的岳父是寧波幫中號稱“五金大王”的葉澄衷。身為商界巨擘的女婿，馬衡卻書生本質，他拋棄富豪生活，毅然北上從事高等教育。
1918年至1931年．馬衡歷任北京大學文學院國文系講師、史學系教授兼研究所國學門導師、考古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1934年起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他還擔任過西泠印社社長。
馬衡
隨著考古學傳入中國，並與歷史學、語言學、人類學分庭抗爭，金石學逐漸被納入考古學之中。馬衡畢生致力於金石學的研究，他在金石學上繼承了前人的理論成就，鑄就了金石學的最高峰。馬衡在北大教授金石學的笫四年，就出版了《中國金石學概要》，此後不斷更新充實，這本書也成為金石學最後、最重要的理論作品。於是，馬衡也被稱為最後的金石學大師。
馬衡繼承了清代乾嘉學派的考據傳統，又吸收現代考古學之長，注重考察文物出土地點，主動進行田野調查和發掘，他甫任北大國學門考古研究室主任，就主張“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發掘”，以打開“更精確、更復雜的地下二十四史”。
1923年，北大成立“古物調查會”，馬衡擔任會長，計劃“從調查人手，等經費稍有寬裕，即行組織發掘團，以近代科學的方法來發掘古蹟”。他對青銅器研究、老姆臺遺址發掘和“居延漢簡”的發現作出了重要貢獻，並取證實物，附以圖像，據此寫成《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其研究文物製作制度的方法影響後代學者甚深。馬衡被譽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者和奠基人之一。
作為金石學大家，馬衡很早就關注石鼓文的問題。1923年，馬衡發表了《石鼓為秦刻石考》，揭開了“石鼓文”研究的帷幕。馬衡力證石鼓文為秦國刻石，為學界視為共識，成了石鼓文研究的基本方向。馬衡的著作在學術界“一石激起千層浪”，馬敘倫、郭沫若、唐蘭、童書業等學術大家都參與到“石鼓文”的研究討論之中，甚至在《申報·文史週刊》和《中央日報·文物週刊》上多次論戰，“石鼓”研究成為一時顯學。
最值得一書的是，馬衡為保護中華民族珍貴文化遺產立下的功績。軍閥孫殿英的東陵盜寶案，馬衡是最早揭發者之一，他還親自去東陵考證破壞情況，而此舉差點給他帶來生命危險。
1931年，日本侵華，故宮博物院文物南遷。數千箱國寶在戰火烽煙中，輾轉東西南北，歷盡艱難險阻，到抗戰勝利竟傳奇般地完璧歸趙。身為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可謂盡職盡責，功不可沒。不僅如此，1955年馬衡逝世，立遺囑將自己畢生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金石拓本等珍貴文物全都捐贈給了故宮博物院。
教育家、圖書館學家馬鑑
馬鑑（1883—1959），字季明，排行第五，曾就讀南洋公學。
1915年，馬鑑續絃，迎娶寧波同鄉、滬上金融鉅子鄭松卿之女鄭心如。次年，任教於北平協和醫學院，計服務9年。按照學校慣例，可以獲得贊助出國進修。1925年，馬鑑審時度勢，毅然決定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攻讀碩士學位。這位42歲的“高齡”留學生，已是7個孩子的父親，小兒子馬臨才一週歲。
1926年，馬鑑獲得碩士學位後回國，即在燕京大學執教，任國文系教授、系主任，前後達10年之久。1937年至1941年，他任香港大學文學院教授。1942年至1945年，任成都燕京大學國文系教授、國文系主任，並於1944年至1945年任文學院院長。1946年至1951年，他擔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
馬鑑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馬鑑課講得好，受學生的愛戴。學生徐兆鋪回憶道：“他講得很有系統，將事情的背景，人物傳略，地方的情形有條不紊的講出來，引證各書中有關的段節，還告訴我們一些參考書籍。”
馬鑑的師德也有口皆碑，有學生曾這樣評價：“季明師為人溫文忠厚，講書及談話時都是那麼謙和，有彬彬君子之風；處事認真負責，對學生選課及學業上的種種問題，都悉心扶助，指導有方。我沒有聽說同學們對他有什麼不滿或怨言。看他坦然地周旋於本系數十位同事之中，情誼和洽，融曳一堂，就知道他具有深厚的修養，善於處人處事。”
馬鑑一生教書，深知辦好大學教育圖書館至關重要，對書籍愛之若命。他曾任燕京大學圖書館委員會主席，對圖書館的建設付諸了很大心血。多方爭取經費，有計劃的選購圖書，包括善本古籍。由於海外留學的背景，在圖書編目上，他力主廢棄舊有的編目系統，但又不同意完全照搬西方的方法，一直在思考適合現代中國圖書館的編目體系。馬鑑的“老學齋” 個人藏書也頗豐。蔡元培曾為馬鑑書寫對聯（系黃庭堅名句）：“萬卷藏書宜子弟，十年種木長風煙”，這既是對馬鑑藏書真實的寫照，也是對馬鑑教書育人的嘉許和勉勵。
1936年，馬鑑南下香港，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中文系主任，努力擴大民族文化在這片殖民地的影響，使香港的文化風氣發生了積極的變化。馬鑑為人敦中溫厚，在中文學院的改革中，他並沒有一蹴而就地將原有的文學教學方式剔除，而是引導學生向新式文學研究的方法靠攏，這樣既照顧了前清遺老的臉面，又成功實現了學術的範式轉移。
馬鑑的溫良恭謙不是無原則的。馬氏家族，向來明大義重氣節。九一八事變爆發，馬鑑與其他著名教授一起，組織成立“燕京大學中國教職員抗日救國會”，宣誓“以人格擔保，不買日貨”。兩次捐款定製鋼盔，親自挑選鋼盔樣式，捐給前線。1942年香港淪陷時，有人受日軍司令官指使，企圖拉攏馬鑑。他不僅自己巧妙脫身，回到大陸，而且還鼓勵、幫助學生們回國投入抗日和繼續學業。後來，兒子馬豫在香港參加了“兩航起義”，他堅決表示支持兒子回到祖國。
抗日戰爭勝利後，馬鑑又返回香港，直至1951年，年近70歲才從港大退休。協和近十年，燕京十餘年，港大整十年，馬鑑在三個學校種下的小樹，都長成了參天大樹，這也算是對馬鑑先生最樸素的讚譽吧！
語言學家、民俗學家馬準
馬準（1887—1943）號本立、繩甫，他一度出家為僧，自稱太玄。他文章署名常用太玄，因此，馬太玄的名字反而見得更多些。
馬準絕非一個熱衷名利之人，甚至一度出家，生平都沒有留下多少可資參考的記述，只知道他1943年去世，年僅57歲，可能未婚，無子女記載。然而，馬準的學術成績如同浩野繁星，未舉目時，四野無光，舉目一望，卻星耀生輝。
雖然馬準和他的兄弟那樣，學術發展之地在北京，但是他何時到北京，已經無法確認。據稱，他初來北京，曾在故宮旁的京師圖書館工作了6年；1913年後，出任北京大學教授，教授文字學和目錄學。
在章太炎追悼會合影，右起分別為馬準、錢玄同、周作人、許壽裳、馬裕藻、朱希祖、沈兼士、朱鏡宙
馬準在音韻學上有非常傑出的貢獻，1972年香港實用書局出版了由羅常培、容肇祖、丁山、董作賓、馬太玄、陳鈍6人有關切韻論文的專書《切韻研究論文集》，馬準得以與羅常培、容肇祖等音韻學泰斗並稱，可見其文章含金量之高。
1927年，馬準應顧頡剛邀請，前往廣州中山大學，負責圖書館工作。如今，中大校史也稱讚他為中山大學圖書館的發展作出了極大貢獻。同時，他也撰寫了不少文章，發表在《中山大學語歷研究所週刊》、《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週刊》上，如《黃宗羲生平及其著作》、《萬斯同之生平及其著述》、《關於姚文田〈說文考異〉稿本》、《本館藏書志敘》。根據中大的校史資料，馬準還與羅常培、丁山，共同負責語言學叢書的編輯工作，可見他在語言學上的造詣早為大家公認。
馬準最突出的學術成就，乃是民間風俗的研究。中國現代民俗學發端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1928年，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民俗研究隨著民間文學的蒐集整理，在全國較大規模地開展。馬準與錢南揚、顧頡剛、馮貞群、謝雲聲、劉萬章等一批專家學者，就為此深入實地，採集“梁祝”資料，考察“梁祝”古蹟。
馬準在寧波生活多年，對寧波西門外的梁祝廟很是熟悉，因此對梁祝廟和墓進行了調査，並對寧波的梁祝傳說進行了系統規範的收集整理。以錢南揚、馬準等為首的一批學者，對“梁祝”等民間傳說進行了深入的查證、考察與研究後，進行了對照研究，最終得出“從浙江向北，而江蘇安徽，而山東，而河北，折而向西，到甘肅”的故事流佈結論，關鍵性地提出了梁祝故事發生於浙江寧波的說法，促成了“梁祝”文化最終花落寧波。
馬準自己清心寡慾，斷然沒有爭名奪利之心，但是這個結果，想必他也會對自己付出的桑梓之情，感到一絲欣慰。
小說戲曲家、收藏家
馬廉
馬廉（1893—1935），字隅卿，是馬氏九兄弟中最末的一位。馬廉少年時代血氣方剛，喜歡閱讀明末忠臣義士的遺著，這也鑄就了他疾惡如仇、愛憎分明的性格。與其他4位馬氏兄弟的溫和中庸相比，他經常做出一些讓幾位兄長有些揪心的舉動。譬如北伐接近成功，張作霖的軍隊還沒有全部退出北京時，馬廉“親自跑出西直門外”去看北伐軍；而且他還冒險在北京城中首先舞起青天白日旗。
早年受王國維和魯迅的影響，馬廉孜孜不倦地蒐集整理、潛心研究古典小說、戲曲、彈詞、鼓詞、寶卷、俚曲等作品，成為著名的小說戲曲研究專家。主要著作有《中國小說史》、《錄鬼簿新校注》、《曲錄補正》、《不登大雅文庫書目》、《鄞居訪書錄》、《千晉齋專錄》、《勞久筆記》、《隅卿雜抄》等。
馬廉又是著名的戲曲收藏家，一生搶救了大量珍稀版本的戲曲古籍。1932年回故鄉寧波養病時，他曾與鄭振鐸、趙萬里一起，訪得天一閣散出的明抄本《錄鬼簿》，三人立即影抄出一部副本。第二年，他又在當地購得一包殘書，其中有舊藏天一閣的明嘉靖刻本《六十家小說》中的《雨窗集》、《欹枕集》，馬廉將此兩冊書交由書局影印出版，從而使十二篇宋元話本得以傳世。
1929年元旦攝於周作人“苦雨齋”。前排左起張鳳舉、俞平伯、馬廉、馬豫、馬鑑、錢玄同；後排左起沈尹默、徐
但馬廉在北平學術界和文化界是以掌管孔德學校而聞名。
孔德學校在當時不是一所普通的學校，它承擔著新文化運動的使命，也是新文化運動的根據地和大本營，創辦孔德學校實際是把學校作為新文化運動實驗基地。馬廉曾任北平孔德學校總務長，主管學校日常工作；同時，馬廉還任北平師範大學、北京大學教授。1926年8月繼魯迅先生之後，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課。
孔德學校的“孔德大圖書館”更是不同凡響，在當時各中學中是最特殊的。因為它最初是為籌辦孔德學院準備的，藏書規模和水平都是大學的標準。圖書館由馬廉擔任館長。作為北京大學知名教授的馬廉，專管一箇中學圖書館，因此孔德書館收藏了大量珍貴文獻，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魯迅住在北京時，常到孔德學校找馬廉，去孔德圖書館査閱文獻。
馬廉的個人藏書也讓人歎為觀止。他的“不登大雅之堂”藏書室，不僅藏書豐富，而且多孤本。
1935年2月19日，在北京大學講臺上，馬廉因腦溢血而英年早逝，孔德圖書館則由此一直封閉。
他去世後，所擁有的928種、5386冊藏書，經專家整理後，於1937年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購藏。“馬氏藏書”作為善本特藏，北京大學圖書館闢專室保存，受到國內外學者的珍視。
1952年，經北京市政府會議決定，孔德藏書共計6萬餘冊（其中有為數不少的珍善孤本），全部轉撥給首都圖書館收藏，成為首都圖書館藏書的一大特色。
2003年，北京大學圖書館整理出版了24冊《不登大雅文庫珍本戲曲叢刊》，要看完這些劇本，沒有三年五載的功夫，可能觀其一斑尚不可得。由此可見，“馬氏藏書”的珍貴和豐富。
後輩傳承文化脈絡
傳統中國社會是以血緣為紐帶，以家族為基本單位的。上至公卿將相，下到工商百業，所謂“世家”者屢見不鮮。而學術界的成名昆仲，則頗有一番玩味，其間文化的漸染，學問的砥礪，相信是學術得以“世家”的原因。學問傳世、道藝相襲的家庭很多，但像鄞縣（寧波）馬氏兄弟五人，從事學術研究內容之多，在不同程度上對人文學科不同領域影響之大，在中國學術史上並不多見。人生短暫，當年的“五馬”都已作古。值得欣慰的是，從馬氏的後輩子孫中，我們仍看到了文化脈絡的顯明傳承。
馬衡的兒子馬彥祥（1907—1988），乃是中國著名戲劇導演、戲劇理論家。早在1930年就主編《戲劇》雙月刊，1932年主編《戲劇電影週刊》，後與田漢等籌組中國舞臺協會，與曹禺等創辦半職業劇團中國戲劇學會。1934年任齊魯大學副教授、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教授；先後導演過《雷雨》、《日出》、《漢宮秋》、《武則天》、《逼上梁山》等劇。1949年以後，他歷任文化部戲曲改進局副局長、藝術局副局長、中國劇協副主席等職，領導並主持了《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和中國《戲曲劇志》的編纂工作。
馬鑑有兩個兒子繼承了教育事業，馬蒙是香港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馬臨（1924—2017）則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其中，馬臨無疑是印象最深的一位。他關心家鄉的教育事業，早在包玉剛籌建寧波大學時，以其對高等教育的遠見卓識，他多次向包玉剛及寧波有關部門獻計獻策。後來，馬臨又代表邵逸夫，多次親臨寧波大學落實捐資項目，建成了邵逸夫圖書館、逸夫教學樓、逸夫職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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