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倉天心說：“本質上，茶道是一種對‘殘缺’的崇拜，是在我們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為了成就某種可能的完美所進行的溫柔試探。”日本人對殘缺之美從來就有一種其他民族所沒有的情懷。西方思維講究完美，對什麼事情都要尋根究底，人有死亡，短暫的生命便是不完美的，於是閃米特人有了對天堂的構想。就算活著，塵世的事務也是不完美的，於是希臘人很早就思考著理想國。近代以來啟蒙主義興起，又催生了五花八門的烏托邦想象。後來，不只是康帕內拉這樣的哲人王了，建築領域的柯布西耶，心理學領域裡的斯金納，都有了各自的光明之城和桃源二村。也許對無常的看法是區分東西方思維的關鍵吧。總想要構造一個完美世界的“我”，與一個融入無常之流的“我”不同，前一個“我”，看待世界，甚至看待自己時，都會產生一種奇異的陌生感，後一個“我”不僅與他自己，與自然也是合一的。但東方之間，也有所區別，中國古人也被對無常和天命的想象力所支配。紅樓和水滸裡的眾多故事，早已布好線索，人物紛紛登場，只是為了演出一場悲歡離合的戲劇，所以在紅樓第五回合時，我們就對金陵十二釵的命運有所知悉，不管魯提轄有多頑劣，智真長老就是知道他會修成證果。命運無常無解，千利休的態度是冷靜持重的，一期一會，淡泊生死，但恭敬對待他人。東山魁夷更是說出，如果櫻花常開，我們的生命常在，兩相邂逅就不會動人情懷了。真是一種對無常的別緻看法呀，生命的短暫正是生命的美好之處，終將凋落的櫻花，才會在它飄零而下的瞬間引起人的憐惜。這樣看來，人佇立在無常之流中，以及最終被無常之流的攜走，也就是生命美學最核心的部分了。林妹妹卻只是哭，她是來還淚的，淚水從秋流到東，東流到夏，都是面對無解和無常的命運，為什麼一海之隔的東方民族會有這麼大的區別呢？既然談論的是茶道，我們就回到說茶吧。岡倉天心引用的是陸羽的《茶經》，我再說一遍大概也不為過。唐人飲用的茶是茶餅，宋人為茶末，明人為茶葉，茶具也分別經歷了青瓷、黑瓷、白瓷的演變。陸羽的煎茶手法，針對的就是製成餅狀的茶，要架起一個爐子，將水燒到三沸，一沸湧起魚目之珠，二沸起水晶之珠，三沸則水波騰躍，洶湧不止。茶餅用火烤暖，等到茶葉舒展柔嫩，就置於精美的紙張中細緻地磨碎。唐人還喜在一沸時摻入鹽末，越原始的飲茶之法，加入的調料也就越多，南北朝時，有放入香料、陳皮，甚至是生薑、蔥，黏黏糊糊熬成一鍋茶湯。以我們今天的品味，這樣的茶大概難以入口，茶的味道，即便是濃郁的紅茶，又怎麼敵得過辛辣嗆鼻的蔥姜之流呢？南北朝的飲茶之法幸好是失傳了，到了唐人，茶葉和煮茶之水才成了飲品的主角，這個時候我們也許才能夠說有了“茶藝”。《茶經》到底只是茶藝，重器具而非心神，一為源，二為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乃茶事中的準備活動，如此繁複，方為六之飲。陸羽品茗，蕩除昏寐而已，其功效與速溶咖啡無異。陸羽是茶聖，聖人不及仙人，茶仙盧仝在《七碗茶歌》中，每一碗茶喝下去，境界就有所不同，正如顧愷之所謂漸入佳境。“一碗潤喉”，是茶水的生理性功效，並不是什麼獨特作用；“二碗破孤悶”，境界已然有所不同，是由口入心；“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腹中盡是詩書，怎能不愁不悶？當泛舟五湖，揚帆四海，閱人間滄桑，感長河落日，若不能，當以茶澆愁。“四碗發輕汗， 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好茶，堪比杜康，勝於杜康，有此好茶，要杜康何用？“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人間果有此茶否？否，已在乎飲者之靈竅，而不在乎斯茶斯水，從有形進入無形，從可感之道進入無限之道，正是華夏人對技藝精粹的最終領悟，真正的茶道是心之技藝。“七碗吃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羽化登仙即在此刻，世人皆苦，何汲汲於長生哉？盧仝的茶道，如同李白的酒道。唐朝國土遼闊，民情開朗，茶事也不拘小節。宋人是很細緻的，以南國為魂的一朝，心靈世界和長安人畢竟很不一樣，唐人壓成一塊的茶餅，到了他們手裡就被一斧子劈開，之後細細地研磨成了粉狀，洪諮夔在 《作茶行》裡寫道：“瑤碧宮殿幾塵墮，蕊珠閣樓妝鉛翻”，是為研茶之細，必如仙宮中的塵埃，閨閣裡的脂粉。但用斧子劈開一事，又極具幽默，心思中有粗有細，收放自如。洪諮夔用“參到洗心玄妙旨”給整首詞收尾，我們可知，對於宋人，佳飲入腹，不在口，而在心，不在品，而在洗，不是在得到，而是在解脫。宋代的茶筅是很重要的道具，以整塊的竹莖製成，將竹莖的一頭削而為絲，再分成內（下）外（上）兩穗，上穗的末端向裡抈成蓬鬆的傘形，每根竹絲都如同一節倒鉤著的花蕊，下穗在內側結束為一段髮髻，名曰泡切。有了茶筅才能進行代點茶中的“擊拂”，“擊拂”一事對手指力道的運用很是講究，要“繞指旋腕，上下透徹”、“漸貴輕勻，同環旋復”，每個人對擊拂的掌握程度不一，就逐漸演變出了“鬥茶”。到這裡，茶就不僅是個人的飲品，也是某種人生儀式。對茶的熱衷自然離不開生活的安逸，日後淪為階下之囚的宋徽宗在《大觀茶論》中倒是看得很明白：“非惶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大觀茶論》成書於大觀元年，那時的徽宗二十五歲，正是人生愜意的好年紀，離靖康之難還有二十年。在雅緻的茶道中談到徽宗的死，是極煞風景的行為，這位擅長詩詞書畫的皇帝，前半生擁有太多人間美事，後半生偏要以淚償還。希羅多德在《歷史》中記載，呂底亞國王克羅伊斯詢問雅典人梭倫，誰是最幸福的人。梭倫回答了兩個，皆為逝者。克羅伊斯不悅，問梭倫為何不提及他本人呢？他是呂底亞的國王，享有人間最多的財富和權勢，難道他克羅伊斯不是最幸福的人嗎？梭倫答道，死亡未來之前，人事皆無定論。日後，克羅伊斯國破家亡才在危難之際想起梭倫的言論。徽宗為金所擄，囚困八載，死後不得完屍，金人將其製做燈油。帝王的不幸會成百上千倍地加諸在百姓身上，以茶道而論的文字已不忍提及。“時或遑遽，人懷勞悴，則向所謂常須而日用，猶且汲汲營求，惟恐不獲，飲茶何暇議哉！”二十五的趙佶好像冥冥中早有預感。靖康之難不過是整片洪水的前鋒，等真正的洪峰過後，明朝的學者註釋茶筅二字時，已經陷入了完全的迷茫，這是遠離他們日常生活的器具，只徒然留下了不能辨明真義的字符。到了明代，才有我們今天的散茶，不做繁瑣的加工，熱水沖泡即可。失去的不只是器具而已，還是對茶道的理解。茶道二字，最早出現在唐朝，道是華夏特有的形而上學，道無處不在，按照莊子的說法，無論事物高下貴賤，都蘊藏著“道”這一萬事萬物的本源，但“道”同時又跟“道理”、“道德”、“道路”組合在一起，這是告訴我們，儘管“道”變化萬千，不拘器格，但它同樣要遵循一定的規則，這樣事物才能在變化之中做到有序，人在灑脫之中卻不會放縱。茶與道的結合，自然是飲者在心性上的解脫，在程序上則加上了各種講究的儀式。茶道作為一種人生哲學，從偉大的唐朝開始，在繁榮的宋代達到頂峰，洪水過後，喝茶又突然降低成了生活中的飲食行為，用來漱口養生，和人生哲學再無關係。畢竟，對於洪水的遺民來說，精深奧妙的哲學成了逃難時的累贅。日本的茶事，一開始也是執著於器具的，平蜘蛛釜是最有名氣的茶具之一，乃陰謀家松永久秀的珍藏，信長公勢大之後，想用一座城池換取這隻茶釜而不得。日後信長攻打貴山城，命松永久秀以釜換命，竟遭到了這位腹黑陰謀家的拒絕。即便在日本的馬基雅維利者眼中，茶釜的價值仍然是高於生命的。這種絕不願意交出心中至愛之物的決心，雖有武士的尊嚴在裡面，但也能看出茶事對彼時的日本已經是相當重要了。中國的茶道離不開陸羽，日本的茶道離不開千利休，出身商人家庭的千利休放棄了器具的執著，將飲茶提高到了人生美學的層次。大概是在信長公的身邊受到薰陶吧，與雅字無緣的猴子秀吉，居然也喜歡上了茶道，如何洗滌掉尾張泥土的氣息，對於已經位居關白的秀吉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於是茶就成了天然的洗滌劑。讓千利休來指導自己的茶道吧，這樣秀吉的修養就會和源氏的後裔們沒有區別了。所以有了“北野大茶會”這樣的盛況，據說，飲者不分貴賤，茶具也是如此，即便連茶葉都喝不起的窮人，用其他本不能入茶的東西代替即可，於是盛況空前絕後。不知道多少人是來瞻仰秀吉的黃金茶屋的，但千利休只是用心品茶，在草屋還是茅廬都沒有關係，藉助了千利休之後，秀吉終於還是對追求茶道厭倦了。千利休被秀吉賜死，在最後一次茶會中，他吟唱道：“永恆之間，吾之嘉賓，刺殺佛祖，開汝之路。”這是櫻花美學的絕唱了，以美為生的人自然不在意生命的長短，而在乎最期之時的寧靜與尊嚴。將無常的生命之流轉化為殘缺之美，甚至是對殘缺之美的崇拜，的確是非常別緻的觀念。但無常與無常之間的分野，也讓一海相隔的民族不能採取一致的態度，明人不識茶筅，神風過後，東瀛卻完好保存了唐宋時的茶道，日本就像一個東亞文化的蓄水池，涓涓細流貯存其中，層次分明兼兼容幷蓄。今日越發流行的抹茶，看似是東瀛產物西渡到了中國，根源實則來自華夏。每次巨大的災難都使我們的民族文化出現斷層，人事無常雖可淡然以對，但若面對舉國浩劫又怎能輕易談出“美學”二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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