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贏家》,恰當的改編碰上了不恰當的主演


《大贏家》,恰當的改編碰上了不恰當的主演


在大東亞文化圈的範疇內尋找改編素材,是內地電影市場不可忽視的趨勢之一。這其中固然有商業目的的考量(以同等或更低成本換回更成熟的內容),社會發展上的時間差,則是這一趨勢得以形成的重要背景。

在這一基礎上,隨著影視工業的發展,限制創作者們的天花板就不再是原創力,而是本土化移植的能力——這與前者不在同一考量維度,但難度要相對低一些。


《大贏家》,恰當的改編碰上了不恰當的主演


就《大贏家》而言,其原始文本《永不結束的遊戲》出現在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前夜,“穩定中反日常”的母題有著一定的前瞻性和反思性,更有著明顯的時代特徵——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和經濟增長,並沒有真正為個體注入活力,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反對和消解了其獨特性。

類似的狀況在90年代後期至21世紀初的好萊塢也有過集中體現,從《美國麗人》《搏擊俱樂部》,到《黑客帝國》乃至《通緝令》,都在書寫不可逃離的瑣碎日常和無法滿足的精神欲求之間的矛盾關係。而在次貸危機之後,好萊塢電影則出現了曠日持久的,對社會資源再分配的階級訴求。

考慮到內地社會文化的特殊性,儘管已經出現了“詩和遠方”,對物質需求的追逐依然是進行時;這一群體特徵——“格子間電影 Cubicle Movie”(語自Now You See It)——對既有規則的反思,也遠沒有成為真正的思潮。

但從《戰狼2》的抗拆開場,到《大贏家》的劫案演習,或許某種群體無意識的先聲也在醞釀之中。

《大贏家》,恰當的改編碰上了不恰當的主演

【改編】

《大贏家》的改編是大致成功的:既沒有明顯的舶來痕跡(反例如《深夜食堂》),也沒有古怪的架空感(反例如《動物世界》)。主要的不適應點之一,在於局長和刑警隊長之間的關係,顯得有些企業化,離傳統印象中的警務上下級並不完全一致。

電影主要的諷刺對象是形式主義(畢竟這是官僚制的通病),但在新聞媒體的處理上就有點踩空了:無良媒體的概念雖然不會出現理解上的偏差(《肥龍過江》也剛剛用過),置於內地情景中卻並不那麼恰當。此處若改做公眾號自媒體,將電視新聞報道換成短視頻,似乎更加準確和得當一些。

這也是《大贏家》另一個問題的集中表現:主要精力都放在瞭如何本土化移植,但在基於此的二次創作上,則並不盡如人意:多個支線情節有頭無尾甚至無頭無尾(例如嚴謹妹妹),使得故事主旨並不清晰,也減弱了電影的整體表現,從有力度的社會諷刺喜劇,在多數時間裡更像是無目的的鬧劇。

但除此之外,《大贏家》對一干次要角色的描寫尚屬準確。同類喜劇電影的一個常見誤區,就是誤以為打著“小人物”的旗號,就可以將其標籤化功能化,反而喪失了煙火氣。殊不知這些標籤原本就應該是從言行舉止中提煉出來的概括性描述,而非是以此去再定義角色——當然,這與演員的表演也不無關係。

得益於電影製作團隊的成熟(於淼和李瀟的搭檔比《來電狂響》時要更有效;攝影高虎和兩位香港資深剪輯師,林安兒和麥子善更是功不可沒),所有的配角都有自己的高光時刻,並沒有出現顧此失彼的狀況。相對而言出彩一些的是孟鶴堂和代樂樂,但總體上還是非常平衡。

這裡的一個難點在於顧客組的設計(孕婦和祖孫),相對其他角色要更處於狀況外。《大贏家》並沒有處理得很好,前者尚有吵架的底子在,後者則幾乎完全定位失敗,在故事/事故中只有作用沒有位置,同時自身也沒有什麼矛盾得到了解決。

《大贏家》,恰當的改編碰上了不恰當的主演

【主演】

和之前出演的多數電影類似,《大贏家》的最大問題,還是出在了大鵬自己身上:一半是因為選角,一半是因為表演。

選角而言,本土化改編不得不去掉了嚴謹的警察身份,讓衝突僅僅留在了銀行內部。這失去了讓故事形成更大戲劇衝突的機會,同時也讓主人公的身份背景出現了不必要的複雜性——尤其是退伍老兵。都市喜劇出身的大鵬自帶“活泛”印象,“一根筋”的人設勉強搭得上線,但無論如何都不是出演這一角色的最佳人選。

這樣一個角色,更適合一個需要轉型的硬漢型演員,而非煙火氣息濃重的“文員”。而在更大的範圍內,吳京、張家輝或王寶強都曾經處在類似的階段;而在《硬漢》中出演過類似角色的劉燁,更應該是最佳人選。這幾匹駱駝即便瘦死,也完全扛得起這種玩票性質的喜劇電影。

儘管有著趙本山關門弟子的名號,“面癱臉”的大鵬卻並不像個傳統的喜劇表演者。他的冷幽默在《屌絲男士》這樣的段子集裡並不違和,因為它和《屌絲女士》一樣,是依靠其舉止言行的出其不意,與配戲演員的反應而形成笑點的,不需要主角自身有多麼誇張的肢體或表情。

換句話說,能把《屌絲男士》拍到第四季的大鵬並不缺少喜劇才能,但他不是喜劇的中心,段子才是。

而對於大多數喜劇電影來說,擁有一個能夠從頭carry到尾的喜劇明星,才能真正值得觀眾投入。

絕大多數演員的表演,大致都能歸納為以下幾個類型:我在做我;我在做戲;瞧,看不出我在做戲吧;瞧,我在做戲耶;我沒在做戲;千萬別讓人看出我在做戲。前三類往往更會討好觀眾,甚至是各大獎項的常客;後三類就讓人有點糟心了。

而放不開/不敢放的大鵬,經常在最後一類打轉轉。這對於一名普通演員來說或許是必經之路,但對於喜劇演員來說,是避之不得的死穴:在喜劇中,能放得下身段和誇張起來,是至關重要的。大鵬在海報上露出的大笑表情才是觀眾和喜劇所需要的,但在正片中他卻似乎羞於露出自己的這一面。

當搭戲的柳巖也比大鵬這個第一主角更有意思時,觀眾自然就會失去對他的興趣。

如果說他想和郭濤一樣,不想(只)做一個喜劇演員,這並不會構成什麼很大問題——《我不是潘金蓮》中的角色就是一例——但這對他的喜劇才能顯然是一種浪費,比起德雲社/“喜劇人”捧出的各路星星,他更有撐起內地喜劇大旗的底氣。

“小人物”並不是角色可以平淡無奇毫無起色的託詞:絕大多數的周星馳電影都是小人物,但你不會覺得這些形象缺乏特點。就大鵬而言,以他的外形和頭腦,完全可以參考7080年代的許冠文,學習如何在“不起眼”和“誇張”之間把握分寸。

《大贏家》,恰當的改編碰上了不恰當的主演

【總結】

《大贏家》遠不是一部失敗的改編電影,甚至不是一部失敗的喜劇。優秀的鏡頭、剪輯和本土化內容,極大地彌補了電影在故事情節上的缺憾(包括斯德哥爾摩綜合徵在內的多處情節轉折顯得非常無厘頭),以及主演大鵬在表演上的不足。

雖然不是什麼值得過多關注的話題之作,但《大贏家》基本對得起90多分鐘的時長;而大鵬自己,似乎有兩條路可以選,要麼向內磨練演技,儘早從喜劇圈脫身;要麼大方放棄無意義的剋制,補齊自己在外放型表演上的缺點,成為貨真價實的內地喜劇一哥,也不算辜負柳巖如利智“利美人”一樣,多年如一日的支持和力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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