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萱
由東京審判結束算起，到現在已經快68年了。但這場審判，仍然影響著日本社會。
2015年2月26日，稻田朋美趕到BS朝日電視臺參加電視節目錄制。錄製過程中，她提到了東京審判，認為這場審判“法律上存在問題”。今年8月3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改組內閣，稻田朋美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二位女性防衛大臣，她對東京審判持批判態度，在南京大屠殺中殺人比賽、慰安婦等問題上也持否定立場，還曾參拜靖國神社。
安倍晉三本人也曾在國會表達過類似態度：“對於這一場大戰的總結，並不是日本人自己作出，應該說是聯合國一方的戰勝者們作出的定罪行為。”
日本政治人物的這些表態，不僅是對東京審判的反動，更進一步影響著日本國民的態度。但日本社會也存在另一種聲音，在與之對抗。一場觀念的對決，仍在持續。
甲級戰犯高調出獄
東京審判結束後，日本政府對各級戰犯的處理依照國內法進行，他們不但沒有投票、選舉權，其家族也不能享受國家的經濟補助。在公眾眼裡，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形象如過街老鼠一般，其後人也受到牽連，東條英機的家人不僅被扔石頭，在避難所領取救濟食物時，還多次遭到拒絕。
不過，情況很快發生轉變。1952年，日本與其他48個國家的代表齊聚美國舊金山，簽署了《對日和平條約》，這不但結束了盟軍在日本長達七年的佔領狀態，也恢復了日本在國際社會的正常地位。
條約生效後，日本政府便正式發表聲明：東京審判所判之刑不該受國內法之罰。在上海交通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翟新看來，這無異於架空了東京審判後對戰犯政治地位的限制，“從法的角度對所有戰犯的地位和名譽，作了實質性恢復”。
在日本自治廳給法務省的通知中，明確戰犯的選舉權與《舊金山和約》生效同時得以恢復。因此，選舉期間，東京關押戰犯的巢鴨監獄特地給戰犯安排了外出人員投票活動——這通常是選舉服務機構為因公出差人員舉辦的。
同一時期，日本還相繼修改實施了《戰傷病者、戰死者遺族等救護法》、《未歸還者報酬法》等法令，不僅乙、丙級戰犯在押期間能以未復員軍人的身份繼續領取工資，在押戰犯的家族或去世戰犯的遺族也能根據相關法律，領受各種規格的國家補助金。
政治地位的恢復，也給很多甲級戰犯迴歸政壇掃清道路。日本戰時的外務大臣、甲級戰犯重光葵，原本獲刑7年，但很快美國在戰略政策上出現轉變，1950年3月7日，盟軍的最高司令部頒佈了一份“戰犯假釋”指令，規定在刑期終了前，釋放所有日本國內在押戰犯。重光葵等甲級戰犯因此被釋放或減刑。
1951年重光葵出獄後，僅過兩個月就重回政界，先後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及改進黨總裁、自民黨副總裁。三年後，他的身份已變成鳩山一郎內閣的外務大臣。
1984年，“中歸聯”會員舉行抗議遊行，反對日本歪曲歷史事實的“教科書案件”
與重光葵相似，曾任東條英機內閣大藏大臣的甲級戰犯賀屋興宣——他是日本實施戰時統制經濟和對中國華北進行經濟侵略的主要政策推手——雖然被判無期徒刑，但他只服刑到1958年就獲釋。當年，賀屋便得到自民黨眾議員席位，而後入池田勇人內閣任法務大臣。
曾以甲級戰犯嫌疑人身份被逮捕，但最終未被判刑的岸信介（也是安倍晉三的外祖父），還曾兩度組閣，出任首相。
據帝京大學法學部教授日暮吉延2002年的統計：東京審判前被美國佔領當局作為主要戰爭犯罪嫌疑人逮捕、後又免予起訴的共有八十餘人，他們獲釋後，約有四分之一仍在日本社會各領域大顯身手。“其中任內閣總理（即首相）及副總理2人、內閣大臣4人、國會議員6人、政黨及政治團體負責人4人、駐外大使1人、大學校長1人、全國性非營利組織負責人4人、主要企業負責人4人。”
在翟新看來，無論日本保守的黨政精英集團還是社會的主流民意，並未對出獄的甲級戰犯、有戰犯背景的政客表現出強烈抵制態度。這一方面是人們認為就算戰犯曾經被判有罪，但如今“刑盡罪滅”，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希望能掀過充滿屈辱的“政治審判”這一頁。
“戰犯”消失了
1956年，日本戰犯高橋哲郎和其他1000多名戰犯一起，由中國天津塘沽港出發，坐船返回日本。這一程，他們走了四天。
二戰結束後，除了東京遠東軍事法庭外，對日審判還在中國、蘇聯、馬來西亞等國進行。高橋哲郎就是經由中國特別軍事法庭，獲得免予起訴的裁決的。他和同伴們登上“興安丸號”，返回日本。
回到日本第二天，這些戰犯就發表了一份《告日本國民書》，呼籲國民反省戰爭。第二年，他們還成立了以和平、反戰、日中友好為宗旨的“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下稱“中歸聯”）。但當時，無論是日本政府還是民眾，對他們的《告日本國民書》都反應冷淡。
2015年3月10日，日本京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出席東京大轟炸70週年紀念活動
此時，二戰已經結束11年，東京審判也過去8年了。日本國內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戰犯”這個稱呼已經從主流政治語態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為中性的“戰爭服刑人員”。
東京審判結束後，日本社會很快就將這個問題拋諸腦後。據《朝日新聞》的數據資料，1945年至1984年間，該報提到“東京審判”或“遠東軍事法庭”的文章共1270篇，但大部分是1949年前發表的（共有1138篇），1949年全年只有12篇。19世紀50年代，因為盟軍佔領狀態結束、日本戰犯相繼出獄等事件，文章數量增加到61篇，但隨後的六十、七十年代，都只有各16篇而已。
“對東京審判的普遍不感興趣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學者、聯合國大學研究人員二村円香認為，“人們的關注點已經轉移到國家進一步發展上面。”由於盟軍的佔領狀態，日本民眾對戰敗和東京審判的態度頗為微妙，他們對東京審判的態度“是一個接受、漠視、嘲諷和沮喪的複雜混合體，每個人都懷有千差萬別的情緒”。
駐日本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也覺察到了類似的情況：“日本人從一開始就接受了，而且繼續順從地接受，即使是不情願的。”
對軍事將領的審判，還使很多日本人產生了這樣的印象：這場戰爭是由領導人和日本軍事集團不顧後果而發動的，日本人自己也是受害者。二村円香分析道，“這樣做的結果是加強了日本人民作為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的自我定位。”尤其是天皇沒有接受審判，“對日本人理解戰爭責任，發出模糊不清的信息”。
二戰結束後，將裕仁天皇列為日本軍國主義頭號戰犯的意見一直很強烈，戰爭結束前，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超過70%的民意要求絞死或嚴懲裕仁。但以麥克阿瑟為首的美國戰略家認為，如果天皇被起訴，日本社會將承受強烈衝擊，甚至有分裂、動亂、“赤化”的危險。最終，日本天皇逃過審判，並在麥克阿瑟主導下，通過《人間宣言》，由神變為人。
日本社會欣然擁抱了這一系列變化。遠東軍事法庭裁決書宣佈當天，日本民眾從《朝日新聞》上讀到了這樣的呼籲：“我們需要記住的是，這個審判要求把被告培育的軍國主義的舊日本完全埋葬。這個審判還規定，我們這個民族未來應該建設一個和平的國家。”
另一種聲音日漸式微
闊別10多年後，高橋哲郎回到了宮崎縣老家。“當時父母和親戚都在等我。”高橋說。返鄉一個月後，他回到了戰前工作的貿易公司，從事國內業營銷、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東京審判中，甲級戰犯以及甲級戰犯嫌疑人大都身居高位，有些甚至是財閥，他們掌握的社會資源遠多於底層士兵。”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學者龔志偉接受本刊採訪時說，甲級戰犯被控罪名、被判刑罰相對更嚴厲，但乙、丙級戰犯出獄後的生存境況卻並不一定比他們好。
高橋還算幸運，很多常年關押在海外的乙、丙級戰犯，能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非常困難。尤其是“冷戰”開始，在蘇聯和中國有改造經歷的戰犯，常被懷疑為“存有異心的日本人”。
松本千代男，現居千葉縣，戰敗回國後，經熟人介紹，參加了一家大型鋼鐵公司的就業考試。他通過了考試卻沒有獲得錄用，公司沒有說明任何理由。
由於擔心從中國歸來的這段經歷會被人問及，他當了一陣子不需要出示履歷書的臨時工，之後進了親戚經營的藥品批發公司。但是，每次調轉工作，當地警察都會問他：“聽說你曾在中國逗留過？”
這些被視為異類的戰犯歸國者陸續加入了“中歸聯”。據1959年日本政府公佈的調查結果，當年日本家庭平均收入為3.2萬日元，而“中歸聯”會員在1960年的平均收入才為2.4萬日元，顯然，他們的生活處於社會的中下水平。
也正是這些生活中屢屢受挫的戰犯，卻有著比其他人更強烈的自省意識。作為“中歸聯”的1014名成員之一，高橋始終沒有放下對戰爭的悔意。幾十年中，高橋與其他成員一起在日本各地演講，揭露731部隊實驗、無人區作戰、強徵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日軍曾犯下的罪行。
對這些日本老兵來說，時間是他們最大的敵人。2002年，“中歸聯”活著的僅剩100多人，其中最年輕的也已年逾80，很多人目前已臥床不起。2002年最後一任會長富永正三去世，“中歸聯”不得不面臨解散的命運。
如今，95歲的高橋哲郎是少數幾位思維仍清楚，能回憶過去戰犯經歷的日本人之一。讓他欣慰的是，“撫順奇蹟繼承會”又將“中歸聯”的傳統沿襲下來。據媒體報道，2002年“繼承會”成立時，規模約百人，尚在世的“中歸聯”成員擔任“繼承會”顧問。隊伍參差不齊，會員年齡最大的90多歲、最小的18歲。
在日本明治學院大學準教授、歷史學者張宏波看來，“中歸聯”這樣的組織在右翼抬頭的日本社會影響力日漸微弱。“右翼政府執政時，左翼的研究就不太受歡迎。”他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說，很多“中歸聯”老兵“回憶戰爭”的行為甚至得不到子女們的支持。“子女不常常回家看望他們。所有相關的演講、集會、接受採訪或調研，也都得不到兒女的任何支持。”
他們的行動亦舉步維艱。日本右翼勢力將他們作為對手或爭取對象，時常阻撓。一些日本媒體甚至認為，這些曾經在中國關押的軍人已經被洗腦。其成員還曾被政府要求，交代他們在中國的言行。
在備受歧視的境況下，很多人不得不合夥租房，靠打短工維持生計，同時也勉力維持自己對戰爭的記憶。
深深的裂痕
1983年，由小林正樹執導的紀錄片《東京審判》在日本上映。小林說，之所以要做這樣一部影片，是為了“在一個歷史背景下檢視東京審判對日本人的重要意義……以便思考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但上映後的結果，卻令他大為吃驚。
“那18個被告（指甲級戰犯，編者注）值得讚揚”;“東京審判是一個政治審判”;“東京審判充滿了種族主義”等評論向小林湧來。日本國際法學者大沼保昭認為，對影片的這種反應，是過去三十五年裡，日本民眾對東京審判壓抑感情的大爆發。
社會的討論也引起了學界的反應。一系列關於這場審判的研討會在日本召開，現場的氛圍充滿火藥味。1983年5月在東京召開的“東京戰罪國際審判研討會”上，現場情緒激盪，以致會議主席不得不一再強調，與會者不要採取“民族主義立場互相對抗”。1996年舉辦的另一場“思考東京審判”的研討會上，激烈程度更加嚴重，甚至不時有人站起來大喊大叫。會議的組織者、歷史學家五十嵐武士感慨道，東京審判在日本人的理解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這種裂痕，隨著日本右翼勢力的崛起愈加明顯。他們利用遠東軍事法庭帕爾法官認為戰犯無罪的異議意見書，試圖否定東京審判，在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歷史問題上，也極力迴避，甚至塗抹。自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參拜供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始，一再引起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的強烈反對，也令日本社會爭論不已。
安倍晉三上臺後，日本官方對東京審判的質疑態度更加明顯。龔志偉觀察到，最近兩年作為首相的安倍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否認“戰犯有罪”。2015年，他甚至罕見地出席了“東京大轟炸70週年”紀念活動，這被外界解讀為，試圖用這種方式強化日本戰爭受害者的角色。
東京審判不僅從法律上為日本的侵略行為做出了定性，同時它也在塑造著日本人的歷史觀。“東京審判繼續與人們如何看待戰爭的特性緊密相連，這個問題至今還被人們激動地辯論”，二村円香分析道，即便到現在，日本社會還在討論戰爭的定性、戰爭的責任問題，在這種局面下，“大多數人一直採取一種既不完全否認，也不完全接受東京審判”的態度。
樂觀而言，包括“中歸聯”和“繼承會”在內的日本左翼與右翼，在東京審判問題上的爭論，反而給大多數模稜兩可的民眾直面這個問題的機會——這原本應該是東京審判前後就進行的。二村円香也由此認為，“也許，時間的推移不但沒有阻止，反而推動了日本社會近年來開始正視這個問題。”
參考資料：二村円香：《對東京審判的日本社會態度：當代視角》，
墨爾本國際研討會發言稿整理，2008年;
小熊英二：《生還的男人： 一個日本兵的戰爭和戰後》，巖波書店，2009年出版;
《超越勝者之正義——東京戰罪審判再檢討》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
感謝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的資料支持。感謝杜雪雅提供翻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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