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是想方設法給後人留下些什麼。先秦埋進土裡的青銅，兩漢編纂成冊的經書，唐宋文章堆成不廢的江河。唯獨夾在大一統王朝縫隙裡的魏晉，談不上政通人和，卻留下了獨一無二的遺產：「風度」。
何謂「魏晉風度」？這個在魯迅1927年的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才被提出的概念，被美學大師宗白華認為是士人們「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風神瀟灑，不滯於物」。馮友蘭則認為，作為真正的風流，它包括了「玄心」、「洞見」、「妙賞」、「深情」四種必需的要素。
數十年後的李澤厚則為「魏晉風度」提供了一個相對飽滿的解釋：它包含兩個相互支撐的部分——「人的主題」與「文的自覺」，前者是「新內容」，而後者是「新形式」。二者結合在一起，便鑄造出了一群風度奇絕的魏晉士人。
「人的主題」
嵇康端坐在洛陽城東市的一塊開闊地裡，身後日影漸長。他問哥哥嵇喜要來一架琴。在三千名太學生面前，這位文壇精神領袖認認真真彈奏了一遍他再熟悉不過的《廣陵散》。一曲彈罷，他撫琴長嘆：
「《廣陵散》於今絕矣！」
東市同時也是個刑場。彈琴的人和聽琴的人都明白，曲終便是他的死。
△南京博物院藏 · 六朝墓《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嵇康部分
嵇康早就在精神世界裡面對過自己的死。在他早年寫給即將從軍入伍的哥哥嵇喜的詩中，嵇康說：「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身姿俊朗才華橫溢，卻跟躊躇滿志的兄長整天探討生命終結的話題。
這不是嵇康的特立獨行。漢末魏晉之際，從知識分子到布衣百姓，對生死哲學的強烈關注達到了空前的水平。曹操在《短歌行》中唱：「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被認為成文於漢末的《古詩十九首》中更是直言不諱：「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這些文字中流露出強烈的對生命的珍視與對死亡的哀傷。然而這種哀傷並不是畏懼，魏晉文人在生命燦爛時思索人終將逝去的必然結局，反倒令他們對死亡感到豁達。
他們之所以如此頻繁而普遍地考慮生死，是因為在魏晉一代，死亡不再是在未來才到來的預期，而是真真切切發生在他們眼前的現實。軍閥之間無休止的攻撻和屠戮，令平民遭受了沉重的苦難。身為軍閥的曹操在《蒿里行》中寫道：「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古詩十九首》道：「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
△94版電視劇《三國演義》曹操「橫槊賦詩」劇照
士人不僅目睹百姓的苦難，自己也面臨著死亡的威脅。隨著上層政治集團日益激烈的政治傾軋，一個又一個士人被捲入政治紛爭，也被捲入劊子手的刀下。前有曹操殺孔融，後有司馬刑嵇康。如果說孔融還算一個積極的反對者，嵇康明明只是一個消極的不合作者，也難逃政治清洗的厄運。
不同於先秦思想家如孟子「貴道義、賤生死」式的對生死的淡泊，魏晉士人對生死的正視更多地是不以其他某種訴求為目的的。固然有嵇康這樣為不與司馬氏同流合汙而甘願引頸就戮的英雄，但也有阮籍面對母親的衰亡時，繼續飲酒吃肉，飽餐一頓之後方大慟難抑的故事。就連曹丕這樣位高權重的貴公子，在友人王粲的葬禮上，也能對旁人說出「他生前喜歡聽驢叫，我們就一起學驢叫來送他最後一程吧」這樣顛覆禮教的話語。
魏晉士人們看待生死是十分純粹的。生與死，都是一樣的瀟灑。
然而僅僅是瀟灑便決然配不上「風度」的形容。所謂「人的主題」更深層次的內容在於，既不畏死，便不汲汲於生。
說回到嵇康和他的哥哥嵇喜。嵇氏兄弟都算是有才之人，而嵇康的才華又被公認遠在其兄長之上。但是兄弟二人的人生選擇卻截然不同：嵇喜舉秀才、入行伍，最終官至宗正；而嵇康則偏居洛陽城外，好為竹林之遊，屢拒朝廷徵召。
在寫給嵇喜的《四言贈兄秀才入軍詩》的最後一首中，嵇康這樣表明了自己的志向：「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短短十六個字，闡述了嵇康一生的人生信條：「越名教而任自然」。
這一信條也被認為是「竹林七賢」乃至整個魏晉士人們的行動綱領。比如竹林七賢中與嵇康齊名的阮籍，平素特立獨行，碰見不喜歡的人則翻白眼，碰見喜歡的人則轉為「青眼」，即露出黑眸正眼相看。阮籍母親去世後，嵇喜和嵇康先後去憑弔。嵇喜先至，阮籍並不理睬，以白眼相待，嵇喜只得悻悻而去；爾後嵇康抱琴而來，阮籍立即轉為青眼，與之共談甚歡。
△唐 · 孫位《高逸圖》阮籍部分
這些名聲煊赫的知識分子對名教的鄙棄是出了名的。然而比這種鄙棄更出名的可能是他們今天聽起來頗為荒誕的一些行為。劉伶嗜酒，醉則裸身居於屋中。訪客見之大驚，劉伶則說：「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褲衣，諸君為何入我褲中？」阮籍則喜歡駕車外出，任意而行，及至途窮無路，面天地而大哭。
餘秋雨曾這樣評價阮籍的哭：「那是一種宏大的哭，具有整體象徵意義的哭。……這種苦又是與一般意義上的悲傷不同，他一次次地重複尋找這種哭的機會，一次次尋找走不通的路。他追求這種體驗，而且是一種隱秘的、純個人的體驗。」
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種被動與主動相交雜的生存姿態。統治者以「名教」之名行黑暗之實，逼得他們只能以荒誕來抵禦。司馬昭曾有意拉攏阮籍，故想與之結成兒女親家，派使者上門求親。阮籍豈不知司馬昭之心，便日日豪飲，大醉六十天，根本不給使者機會。因而，以「任自然」的行為方式處世，也成為他們反抗權貴的武器。
除了對自己人格的完整與純潔的珍視，「任自然」的生存綱領也讓他們無比注重生命的體驗。
魯迅的眼光是銳利的。他說：「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藥與酒，是魏晉士人用以體驗生命的東西。藥指的是「五石散」，服後令人渾身發熱，於是寬衣簡服，於是遊夢登仙；酒也是濁酒，飲後令人醉倒花間，於是彈琴長嘯，於是棄俗傲世。
藥與酒解放著他們被現實苦苦壓抑著的內心。他們聚會、出遊、賦詩、長歌，錚錚然有先秦之風。他們一邊好美貌，塗脂搽粉，一邊又不洗澡，以互相捉蝨為樂。
他們從內外兩個方面豐富著自己的生命。晉人崇尚清談，這個為後人長期詬病、認為「清談誤國」的行為，在最開始時是作為一種哲學討論的形式出現的。政治不能談，錢財不屑談，便去談文藝，便去談哲思。老莊哲學在魏晉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以至專門生出一門叫「魏晉玄學」的學問：王弼注《老子》，郭象注《莊子》，崇尚「齊物我」的老莊哲學令這些苦悶的知識分子得以在思想中完成「逍遙遊」。
對山水的熱愛則是外在的「逍遙遊」。竹林時期的賢士們開拓出自然之趣，而東晉以降，士人們對山水的熱愛日趨狂熱。前有王徽之雪夜訪戴、興盡而返的傳奇，後有謝靈運登山開道、開闢山水詩這一流派的創舉。
△明 · 周文靖《雪夜訪戴圖》
但是，這些魏晉名士自然到有些荒誕的行為，並不代表他們對現實的黑暗就是漠視的。李澤厚精闢地指出了這一點：「表面看來似乎是如此頹廢、悲觀、消極的感嘆中，深藏著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的欲求和留戀。」嵇康和阮籍不斷地在他們的詩文中刻畫著他們對社會理想的描繪，而稍晚一些的陶淵明，更是以一篇《桃花源記》塑造了古典中國最令人心馳神往的世界。
在必要的時候，出仕也仍然成為他們的一種選擇。東晉的謝安以東山再起聞名於史，本已隱退閒居故里的他，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領命向前，指揮了決定著華夏文明未來的淝水之戰。與那些名帥不同，他身上仍然保留著濃重的名士之氣。在晉軍與數倍於己的前秦軍隊交戰之時，他甚至在帳中鎮定自若地下棋，直至捷報傳來，他才緩緩說道：「小兒輩大破賊。」
竹林七賢中的山濤同樣選擇了出仕。在聽聞他應召為官之後，嵇康寫下了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然而，當嵇康被司馬昭殺害之際，他讓孩子前去投奔的，不是他的哥哥嵇喜，也不是一起鍛鐵的好友向秀，而是他早已宣佈「絕交」的山濤。山濤忠實地履行了朋友的使命，嵇康的孩子被健康、優秀地撫養成才。
山濤和嵇康都明白，出仕並不必然代表著與黑暗同流合汙。不是名利，不是禮俗，只有健全完整的人格，才是他們用以衡量品評人生的至高準繩。這便是他們「人的主題」。
「文的自覺」
用來承載這一沉重而嚴肅的主題的，是浸透了他們心血的文字。
古典中國是一個文學極度燦爛的國度，而文學真正被認為是一種飽含價值的學問，其肇始即在魏晉。身為「三曹」之一的曹丕，在他著名的、也是中國最早的文藝批評專著《典論》中寫道：「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文章無窮。這一呼應著後世「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的論斷，散發著魏晉生死觀的氣息。「人的主題」與「文的自覺」，從建安文學開始就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
曹丕的自覺不僅在理論層面。他本人也是一名優秀的文學家，其詩《燕歌行》更被認為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完整七言詩。然而，相較於他在創作實踐上的成就，他在組織實踐上的成就可能是影響更為深遠的那個。他四處招募文人，將他們聚集在鄴城，由此形成了中國歷史上或許是第一個自覺的文學共同體——鄴下文人集團。他們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建安七子」，其中就包括了被曹操殺頭的孔融和被曹丕哭葬的王粲。
△唐 · 閻立本《歷代帝王圖 · 魏文帝曹丕》
「三曹」和「建安七子」凝聚著建安文學的精華。他們的文風清新俊朗、有疏風傲骨，後世又稱之「建安風骨」。魯迅對這一文學現象的評價可謂切中肯綮：「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
如果說建安文學是第一個自覺的文學共同體，那麼竹林七賢就可謂是第一個自覺的文人共同體。文學與文人，一字之差，其義殊遠。建安七子並不具有如此鮮明的個性風格，他們集中在鄴下，也是出於純粹文學的理由。但是竹林七賢則不同，他們貫徹著「人的主題」，首先是一個完整的、豐富的知識分子，因著這種完整和豐富他們相互交往，這之後才誕生出他們光輝璀璨的文學來。
嵇康的兩封《絕交書》可謂是這一共同體的象徵。《與山巨源絕交書》言辭懇切，「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那是在對竹林七賢擁有共同志趣的懷念；《與呂長悌絕交書》則充滿憤怒與譏諷，那是嵇康痛斥迷姦弟媳、誣告胞弟的呂巽不具有「文人」的風骨。
阮籍則破天荒地創作了多達八十二首的組詩《詠懷》。用組詩對人生進行概括、對生命進行反思，是他作為一名古典知識分子的尊嚴和成就。
竹林七賢之後，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便快速興盛起來。單是文學批評這一子類，便誕生出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等經典的著作。而更為重要的著作則出現在南朝的劉宋，王室貴胄劉義慶組織編纂了一部影響極為深遠的筆記小說集，那就是《世說新語》。
△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 · 南宋紹興八年刻本《世說新語》
這部記載了漢末及魏晉名士言行軼事的志人小說，為後世提供了大量關於魏晉士人的素材，也讓這些「魏晉風度」得以流傳至今。反過來說，《世說新語》本身的出世，同樣也飽受著魏晉遺風的影響。魯迅評價它「記言則玄遠冷雋，記行則高簡瑰奇」，這正是建安文學以及正始文學的性格，與華採奢靡的南朝文風迥異。
文學的興盛還反映在題材甚至體裁的創新。李澤厚言：「從玄言詩到山水詩，則是在創作題材上反映這種自覺。」玄言詩討論魏晉玄學，山水詩則記錄了士人們遊歷山川的目睹與心得。這正是魏晉士人們的自覺：他們向外發現自然，向內發現深情，這種發現並非是偶然所得，他們真摯的記錄體現著志趣與追求。
原本作為文學附屬品的書法，也在此時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號稱「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集序》，正是創作於東晉年間。而一旦我們審視文章本身的內容，它繼承先驅的風骨和思索的特徵表顯現出來：它的創作背景正是「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這是文人共同體自覺地進行集體文學創作；「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這是「人的主題」在南國名郡的再度奏響。
△唐 · 馮承素《蘭亭集序》雙鉤摹本
這便是魏晉，這便是「魏晉風度」。
隋唐之後，多有看輕這種風流者，認為他們空口清談，對朝政紊亂和生靈塗炭不加匡扶，而是「裝瘋賣傻」，妄圖躲進竹林裡以求內心的安穩，最終導致五胡亂華、南朝偏安一隅的局面。批評者認為，他們既沒有取得什麼真正載入史冊的成就，也沒有踐行一個士人真正應承擔的責任。這種批評在宋明理學興起後顯得尤為激烈。
然而繼承魏晉遺風者卻比批評者在歷史上更光輝燦爛些。最大的偶像當屬古典中國文學的巔峰李白。這個推崇「蓬萊文章建安骨」的謫仙人，同樣地熱愛藥與酒，同樣地「一生好入名山遊」。他沿著王徽之與謝靈運的故跡，生生踩出一條「浙東唐詩之路」；他「一口吐出半個盛唐」，卻也仍像阮籍一般，「出門向東哭，向西哭」。
至於封建綱常牢牢禁錮著人們的近代，也有像魯迅這樣的人跳出來，舉著一篇《魏晉風度》的文章，希望鞭策起麻木渾沌的中國。宗白華們、朱光潛們、馮友蘭們，高聲讚美著這中國歷史上最熱愛「美」的時代。
「魏晉風度」和魏晉本身的苦難，是一出彼此無奈的悲劇。但是嵇康、阮籍和更多留下過短暫而驚豔的一筆的名字，值得被歷史更加公平地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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