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宇旭
吉林師範大學教授，歷史學博士後，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遼金史、環境史。近年來，發表論文40餘篇，出版專著1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博士後基金項目等8項。
內容提要：遼代大量農業人口遷入西遼河流域，他們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移民在草原上大規模開發農田，導致生態環境惡化，草場銳減，土地沙化，致使統治者不得不生態移民以減輕環境的壓力。
關鍵詞：農田開發；環境變遷；遼代；西遼河流域
西遼河流域是契丹族的搖籃，這裡水草豐美，資源豐富，歷代契丹人在此繁衍生息，過著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但這裡也是農牧交錯的生態敏感帶，當遼朝開疆拓土後，農耕人口大量湧入，農田開發、城市興建、能源消耗等生產生活活動，使這裡人地關係趨於緊張，導致了這裡生態環境惡化。關於這一問題韓茂莉、鄧輝、鄒逸麟、楊軍、張國慶等諸位學者從不同角度作了研究，為我們揭示了遼代特定區域內人類農業生產活動與環境的關係，筆者將在此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探討，深入梳理遼代西遼河流域農田開發與環境變遷的關係。
遼代西遼河流域主要包括西遼河干流及其支流流經的區域，即西拉木倫河、老哈河、教來河、新開河，同時其北面的烏爾吉木倫河，據學者研究考察，遼時有古河道流入新開河，故在遼代也屬西遼河水系。這些河流所流經的區域即為西遼河流域，面積約8.5萬平方公里。從行政區劃上看，遼代西遼河流域主要包括上京道的東南部和中京道的北部，特別是臨潢附近的州縣都在這一地區。這裡地處我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的東段，生態環境脆弱，歷來人地關係比較緊張。從氣候上看，西遼河流域地處中溫帶半乾旱氣候區，四季分明，春季乾燥多風，夏季溼潤多雨，80%的降雨都集中在短暫的夏季，即6—8月份，故夏季容易造成河流泛濫，河流含沙量較大，水土容易流失。降雨空間分佈不均，中部雨量最少，毗鄰科爾沁沙地西緣，土地容易沙化。植被主要是典型草原植被、喬木植被和草甸植被。西遼河流域作為契丹族的發祥地，這裡特定的地理環境和地表植被決定了契丹人以遊牧為主，在“春來草色一萬里，牡丹芍藥相映紅”的廣袤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過著遊牧生活。但隨著遼政權的建立，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及大量農業人口的遷入，使西遼河流域的草原上出現了大規模的農田，隨著農田規模的不斷擴大導致了一系列環境問題的出現。
一、西遼河流域的農田開發
契丹早期有小規模粗放型的農業生產。早在阿保機的祖父勻德實時就“喜稼穡……相地利以教民耕”。雖然當時契丹首領提倡農耕，但是從“教民耕”來看，契丹部民是不熟悉農耕的，直到太祖平諸弟之亂統治者還強調農業生產，“專意於農”。由此可知，此時的西遼河流域農田開發的規模不大，不會對環境造成干擾，此時期的西遼河流域依然是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生態景觀。
遼代西遼河流域真正大規模的農田開發肇始於太祖、太宗兩朝大規模農業人口的遷入。其實早在契丹建國前就有漢人或因流亡，或因被俘而進入西遼河流域。如唐朝末年，阿保機率40萬大軍“伐河東代北，攻下九郡，獲生口九萬五千”，又在中原“拔數州，盡徙其民以歸”，五代時期中原戰亂，“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這些進入遼境的漢人多被安置在西遼河流域契丹核心區從事農業生產。之後隨著遼朝的建立，契丹人攻宋朝，滅渤海，更多的自發式移民和強制性移民被大規模地遷入西遼河流域，在太祖、太宗時期出現了移民高潮。“太祖下扶余，遷其人於京西……分地耕種”，這裡的京西就是上京臨潢府之西。926年，阿保機滅渤海，隨後為了加強對渤海人的控制，將相當一部分人也遷到西遼河流域，“太祖破薊州，掠潞縣民，佈於京東，與渤海人雜處”，說明上京東部早有渤海人遷於此地。“太宗分兵伐渤海，遷於潢水之曲。”直到開泰八年(1019年)五月，“遷寧州渤海戶於遼、土二河之間”。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內，有大量農業人口遷入西遼河流域。具體數量鄒逸麟、韓茂莉、楊軍、張國慶等學者進行了研究，在其基礎上，筆者根據《遼史·地理志》州縣人口統計，遼代前期進入西遼河流域的農業人口不少於35萬。這些農業人口進入草原地區之後，契丹統治者建立了諸多州縣安置他們，讓他們過著定居的農耕生活。在契丹早期因灤河上游北岸“其地可植五穀”，耶律阿保機就在此建了漢城，安置大批中原漢民。後又建龍化州(今內蒙古昭烏達盟奈曼旗境)，安置“伐河東代北”時俘掠來的漢族百姓。《胡嶠陷北記》載：“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衛州在上京臨潢府附近。”此後又陸續建立了許多這樣的州、縣。
據史籍記載統計，遼朝在西遼河流域建立安置農業人口的州縣有40多個，這些州縣多數都集中在上京臨潢府周圍及中京道北部的契丹腹地。一是便於加強控制，二是因為上京臨潢府周圍“地沃宜耕種”，適合農業開發。神冊三年(918年)，阿保機建皇都，後改名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在上京周圍新增了一批州、縣。如定霸縣、臨潢縣、保和縣、宣化縣、興仁縣、易俗縣等都在臨潢府周圍，這些州縣安置了大量的農業人口，《遼史·地理志》載，定霸縣“本扶余府強師縣民，太祖下扶余，遷其人於京西，與漢人雜處，分地耕種”。臨潢縣“太祖天贊初南攻燕、薊，以所俘大戶散居潢水之北，縣臨潢水，故以名。地宜種植。戶三千五百……易俗縣，本遼東渤海之民，太平九年(1029年)，大延琳結構遼東夷叛，圍守經年，乃降，盡遷於京北，置縣居之。是年，又遷徙渤海叛人家屬置焉。戶一千”。聖宗時期老哈河流域的中京大定府建城，“實以漢戶”，其轄境內有十個州，居民多從事農業生產。毫無疑問，遼代西遼河流域的州縣地區就是農田開發的核心區。
遷入西遼河流域的農業人口，帶來了先進的農耕技術、生產工具以及先進的農業生產經驗，同時也帶來了適合北方旱地種植的作物品種。在西遼河流域出土的遼時的農具，如犁鏵、鐮、鋤、鎬、鍘刀、禾叉等，形制、功用與中原無異，說明此地的農耕技術已達到了中原的水平。另外，修渠灌溉、休耕輪作等農耕技術也都在這裡廣泛運用，這在文獻記載及考古發現中都有據可查。中原地區的牛耕技術在遼境普遍使用，契丹皇帝就曾經下詔“田園蕪廢者，則給牛、種以助之”。同時，遼朝歷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農業發展，遼太宗“詔徵諸道兵，仍戒敢憂傷禾稼者，以軍法論”；聖宗詔“禁芻牧傷禾稼”，“詔諸軍官毋非時畋獵妨農”;興宗詔令“禁扈從踐民田”。這些詔令為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先進的農耕技術，加之統治者的重視，使遼代西遼河流域的農田開發規模迅速擴大，草原上出現了成片農田，關於西遼河流域農田的規模，韓茂莉先生研究認為到遼中期以西拉木倫河流域為核心的上京地區，開墾耕地與撂荒地約5萬頃，以老哈河流域為核心的遼中京地區遼中期以後農田開墾面積達8萬頃，也就是說，西遼河流域的草原上到遼代中期已經開發了約13萬頃農田，佔整個西遼河流域面積的10%，可謂規模空前。從資料記載看，此時期的農業開發頗具成效。遼代前期氣候適宜，加之因為灤河以北西拉木倫河以南之間的區域，土地肥沃，適宜農耕，宜種五穀，特別是老哈河流域的中京城附近是遼境的重要農業開發區，農業生產尤盛。蘇頌使遼時在老哈河流域見到“耕耘甚廣”“田疇高下如棋佈”的農耕盛況。馬人望在天祚帝時被遷置中京任度支使，“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到10世紀末，遼境已經是“編戶數十萬，耕墾千餘里”。這一農業盛況自然也包括西遼河流域的農業成就。西遼河流域農業的興盛促進了遼王朝的經濟發展，但是大規模的農田開發勢必會對這裡脆弱的生態環境產生一定的擾動，一旦破壞了生態平衡，環境的惡化將是不可逆轉的，事實證明確實如此。
二、農田開發引發的環境變遷
西遼河流域作為生態敏感地帶，地表植被脆弱，氣候乾旱少雨，一經擾動，如不注意修復，環境就會迅速惡化。遼代在此地進行大規模的農田開發，確實引發了一系列環境問題。
(一)農田開發與土地沙化
遼代前期，西遼河流域溫暖溼潤，生態環境良好，雖然“契丹家住雲沙中”但是從“春來草色一萬里”來看，這裡的“沙”是被植被固定覆蓋著的，沒有形成流動的沙丘，也沒有出現大面積沙化現象。老哈河下游的白馬澱在遼代中期以前還是契丹皇帝的冬捺缽地，“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磧，木多榆柳。其地饒沙，冬月稍暖，牙帳多於此坐冬”。雖然這裡“四望皆沙磧”“其地饒沙”，但因“木多榆柳”，有植被覆蓋，所以環境宜人，野生資源豐富，皇帝經常來此行獵。
隨著大規模農業人口的遷入，土地開發、城鎮建設，加之環境自身由暖溼轉為乾冷等因素，西遼河流域土地迅速沙化，尤其是30多萬農業人口開墾的十幾萬頃的耕地，使西遼河流域的很多地區草原變農田，人工植被取代了天然植被，從而加劇了環境惡化。眾所周知，農作物防風固沙的能力很弱，況且北方氣候條件和地理環境決定這裡一年四季作物覆蓋土地的時間非常短，僅僅三四個月，其餘大部分時間地表是裸露在外的，而且因為西遼河流域土壤層比較薄，為了利用地利，人們採取休耕輪作的耕種方式，一片農田可能兩三年輪耕一次，那麼休耕期間的土地整年無植被覆蓋，致使裸露在外的地表迅速沙化，在風力作用下出現揚沙天氣，尤其是遼朝中期以後氣候轉為乾冷，更加劇了西遼河流域的土地沙化進程，沙地物質受氣候波動影響很大，隨著降水量減少，氣候變幹，不僅沙地範圍會擴大，原來已經被植被固定的沙丘也會出現活化現象，所以遼代中期以後西遼河流域土地沙化加劇，科爾沁沙地面積不斷擴大，沙塵天氣頻發。1067年，陳襄使遼，記述了科爾沁沙地西部的西拉木倫河上游的沙漠景觀，他在赴上京臨潢府的途中，“經沙垞六十里，宿會星館。九日至鹹熙氈帳，十日過黃河(今西拉木倫河)”。途經了60裡的沙垞，可見沙地面積之大。1089年，蘇轍使遼記錄了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交匯處的木葉山一帶的沙漠，“遼土直沙漠……茲山亦沙阜”。1091年，彭汝礪使遼，也記載了西遼河流域的沙漠，此地“南障古北口，北控大沙陀……大小沙陁深沒膝，車不留蹤馬無跡”。由此可知，遼中期以後從老哈河到西拉木倫河之間土地沙化現象不斷出現，給宋朝使臣留下了深刻印象，所有途經此地的宋人都記載了沙漠地貌，表明西遼河流域沙化程度很嚴重了。西遼河流域沙地面積的擴大，導致大風揚沙天氣頻發，甚至作物種植後“虞吹沙所壅”，嚴重影響了農牧業生產。另外，遼朝中期以後契丹統治者將主要捺缽地由西遼河流域轉向了松嫩平原，也說明此地的生態環境已經惡化，各種資源已經不能滿足皇帝捺缽的需要了，這是西遼河流域土地沙化的一個間接證明。
(二)農田開發與草場退化
草原上大規模農田的出現，也就意味著牧場面積相應縮小，在牲畜數量不變的情況下，單位面積的載畜量會過高，過度放牧無疑會導致草原生態系統的退化。這在遼代史籍記載中已見端倪，《遼史·耶律引吉傳》載:“大康元年，乙辛請賜牧地，引吉奏曰:‘今牧地褊陿，畜不蕃息，豈可分賜臣下。’帝乃止。”這說明遼道宗時期，遼境草場已經嚴重不足，並且導致“畜不蕃息”現象的出現。韓茂莉先生認為遼代慶州(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蘇木)、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林東鎮)所設群牧司的馬群規模已超過600萬匹，存在明顯的超載、過牧現象。這也使統治者不得不採取應對措施以緩解草場壓力，其中之一就是將大量馬匹遷入燕雲地區，史籍記載:“常選南征馬數萬匹，牧於雄、霸、清、滄間，以備燕、雲緩急。”雖然資料顯示軍馬南下是為了軍備需要，但也不排除是為了緩解契丹腹地草場壓力而採取的一種措施。
眾所周知，水草是畜牧經濟的命脈，尤其是水對畜牧經濟來說比牧草還重要，而大規模的農田開發，不可避免地出現草原與農田爭水的現象，從而使草場因缺水而退化。遼代為了灌溉農田，人們在草原上修築了眾多水渠或簡易河壩，這些水利工程截流了一部分小河流，而放牧範圍是由水源決定的，截流後原來放牧的草場因為缺水而無法放牧，而原本滋潤流經區域植被的水源斷流，導致流域內植被特別是牧草因缺水而長勢不好，也嚴重影響了畜牧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會導致某些野生動物因為喝不到水而死亡或被迫遷徙，從而破壞生態平衡，引發區域環境惡化等連鎖反應。
(三)農田開發與生態移民
遼代西遼河流域的過墾、過牧以及環境本身轉向乾冷等原因，使這一地區生態系統嚴重退化，造成了人地關係異常緊張。對此，遼政府只能通過生態移民來緩解環境壓力。關於這一問題韓茂莉、楊軍等諸位學者作過研究，筆者在此基礎上加以梳理論證。
終遼一代，西遼河流域的農業人口進行過兩次大規模遷徙，雖然史籍沒有明確記載人口遷徙是為了緩解環境的壓力，但是經過梳理分析可知，遼朝中期一部分農業人口由上京臨潢府周圍遷徙到中京大定府，即從西拉木倫河流域遷入老哈河流域，而且此次遷徙的農業人口大約有10萬人。如此規模的人口遷徙，有的學者認為是為了加強對中京地區奚人的控制，筆者認為除此之外，應該還有環境的因素，如果只是為了加強對奚人的控制，為什麼不遷徙戰鬥力很強的契丹人，而只遷出不善於騎馬射箭的農業人口呢，很顯然是西拉木倫河流域的生態環境已經不適合農耕，所以不得不遷出大量農業人口以緩解環境壓力。事實上也是如此，西拉木倫河流域比老哈河流域生態更脆弱，地處科爾沁沙地的腹心地帶，遼初這裡湧入了大批農業人口，環境壓力劇增，隨著農田開發，土地沙化加劇，導致土地不適合種植，而當時老哈河流域因為農業人口壓力較小，生態環境相對來說會好些，適合農田開發，所以遼統治者將10萬人口遷入此地繼續從事農業生產，但10萬農業人口湧入此地也會不可避免地造成老哈河流域的環境壓力，長此以往勢必會導致環境的惡化，之後人們不得不又重新尋找生存空間。所以到了金代，又一次生態移民開始了，即大量農業人口從老哈河流域移到大淩河流域，農業人口的不斷南遷，說明西遼河流域環境不斷惡化，統治者不得不用生態移民的辦法來緩解環境壓力。另外，遼代在西遼河流域的科爾沁沙地上建立的州城，到金代也幾乎全被廢除，這是西遼河流域環境惡化的力證。
當然，導致遼代西遼河流域環境惡化的因素還有很多，如環境自身的變化、人類的城鎮建設、伐薪燒炭等等，但是農田開發是導致西遼河流域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是毋庸置疑的。
【注】文章原載於《北方文物》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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