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於新冠疫情在世界範圍內持續擴散，還剩四個多月就要開幕的2020東京奧運會還能不能如期舉辦，成了日本民眾，乃至全世界人揪心不已的問題。而就在剛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舉行電話會談，決定將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舉辦時間推遲至2021年。這也將成為現代奧運124年曆史上首次出現推遲舉辦奧運會。
東京奧運被迫延期對日本來說無疑是一場沉重打擊，不僅前期數百億美元的投入要打水漂，安倍政府所希望的用奧運提振日本經濟的設想也要付諸東流。日本SMBC日興證券公司曾估算，如果東京奧運會不能如期舉行，對日本造成的損失將達到7.8兆日元（約合773億美元），日本的國內GDP要降低1.4％。
不過，令人倍覺弔詭的是，這並非東京第一次面臨辦不成奧運的窘境，相同的事情還發生在八十年前的1940年，在投入巨資、籌備經年後，當時的東京放棄了已到手的第12屆夏季奧運會的主辦權，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一、一波三折的申奧之路
自從1896年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雅典舉辦以來，這場四年一度的盛會便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參與人數最多的綜合性體育賽事。能否成功舉辦奧運會，不僅反映了一個國家的體育水平，更彰顯著其國力和地位。
因此直至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歷屆奧運會的主辦城市全部來自歐美列強，法國和美國甚至都兩度舉辦了奧運會。西方國家對奧運會主辦權的長期壟斷，無疑與《奧林匹克憲章》中所強調的“公平競爭、互相理解、友誼團結”的精神相違背。
然而客觀地看，對當時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亞非拉國家來說，經濟的落後、社會的動盪與國力的孱弱，決定了它們根本沒有能力承辦奧運會，何況在列強的殖民統治依然根深蒂固之時，許多國家連最基本的獨立自主都無法實現，也就更遑論辦奧運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迎來了改寫上述歷史的契機。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通過銳意西化，經過短短三四十年便實現了國家跨越式的發展，不但擺脫了歐美的宰制，自己也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成為亞洲唯一一個躋身列強行列的國家，更是“國際聯盟”的常任理事國，作為“五大國”（美、英、法、日、意）之一在國際事務上掌握著重要話語權。
顯然，在日本人看來，日本完全有資格、也有能力承辦奧運會，尤其是日本人自視為有色人種的先進代表，假使能成功舉辦奧運，對於提升日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
於是在1929年，日本學生體育聯合會會長山本忠興便與到訪日本的國際田徑聯合會（IAAF）會長西格弗裡德·埃德斯特隆（Sigfried Edstrom，後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討論了由東京承辦奧運會的可行性，此次會談引起了東京市長永田秀次郎的極大興趣，之後他開始積極推動東京申辦奧運會。
1931年10月28日，東京市議會全票通過《關於申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建議》，計劃對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進行改擴建，作為可以容納10萬人的奧運會主會場。與此同時，永田聯絡時任國際聯盟副秘書長的資深外交官杉村陽太郎，由其組織包括國內體育從業人員以及具備海外留學背景的市議會議員在內的申奧團隊。在翌年於洛杉磯召開的國際奧委會全會上，日本正式提出申請，東京隨即被接納為1940年第12屆夏季奧運會的候選城市。
然而東京的“申奧之路”並不如預想般那樣一帆風順。在洛杉磯大會及之後提出申請的共有14座城市，分別為：日本東京、芬蘭赫爾辛基、意大利羅馬、西班牙巴塞羅那、匈牙利布達佩斯、埃及亞歷山大、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巴西里約熱內盧、愛爾蘭都柏林、加拿大多倫多、瑞士洛桑、希臘雅典、英國倫敦、加拿大蒙特利爾，可謂競爭激烈。經過幾輪投票，最後的競爭在東京、赫爾辛基和羅馬三座城市間展開，國際奧委會預備在1935年的奧斯陸大會上公佈結果。
當時歐美國家對於由日本承辦奧運會顧慮重重。一方面，1931年爆發的“九一八”事變和之後日本的退出國聯，令其國際形象大跌；另一方面，西方人士認為東京作為主辦城市有諸多缺陷，譬如其夏季高溫多雨，且距離遙遠，歐美運動員前往比賽徒然增加往來開銷。
為了能打消外界疑慮，東京市表態他們願意額外拿出100萬日元作為運動員的住宿和旅行補貼，同時日本外交官也開始了私底下的疏通打點。自1934年12月起，時任國際奧委會委員的副島道正與曾擔任過駐意大使的杉村陽太郎一起多次與墨索里尼協商，得到了後者關於羅馬退出競爭的許諾。
但事有不湊巧，由於1944年是國際奧委會成立50週年，奧委會決定將其總部所在地的瑞士洛桑提前宣佈為第13屆夏季奧運會的主辦城市。當意大利發現若是其不申辦1940年的奧運，那麼下一屆也一樣沒有機會時，就立即“反了水”，重新表態要參與1940年奧運主辦權的爭奪。意大利的“臨陣倒戈”，不僅讓奧委會的最終投票被迫延後一年，至1936年的柏林大會上再作決定，更讓日本人大丟臉面，以至於日本國內民眾的反意情緒陡然增高。
不過，1935年10月，墨索里尼發動了對埃塞俄比亞的戰爭，此時意大利對於舉辦奧運會已然是沒有什麼興趣了，局勢再度向有利於日本的方向搖擺。1936年3月19日，國際奧委會主席亨利·德·巴耶-拉圖爾（Henri de Baillet-Latour）搭乘客輪“秩父丸”抵達東京，並於27日謁見了昭和天皇，儘管此時的東京剛剛經歷了“二二六”事變的巨大騷亂，但拉圖爾的感覺卻十分良好，他在東京一直逗留到4月9日。
7月31日，國際奧委會在柏林阿德隆酒店舉行最終投票，日本“柔道之父”、德高望重的嘉納治五郎代表日本申奧委員會陳述道：“日本的確很遙遠，但如果因為這個原因而無法舉辦奧運會，那日本將來是否也不必再參加歐洲的奧運會了呢？”
結果，東京以36票對27票擊敗了赫爾辛基，成為首座舉辦奧運會的亞洲城市，東京奧運會的舉辦時間被確定為1940年9月21日至10月6日。
二、穩步推進的籌備工作
申奧成功後的1936年12月，在文部省牽頭下，東京奧運會組委會迅速成立，由原貴族院議長德川家達公爵擔任委員長。
隨著奧運籌備工作的全面鋪開，比賽場館的選址和建設成了頭等大事，可在這一問題上卻出了不小的波折。前面提到，在東京最初的申奧計劃裡，主會場本欲使用改建後的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但這個方案卻遭到管轄明治神宮的內務省神社局堅決反對，奧組委不得不放棄了在交通便利的東京市中心建設場館的打算。
主會場的替代選址被定在了駒澤高爾夫球場（今東京世田谷區駒澤奧林匹克公園），當時這裡還是荒郊野外，四周都是農田，不過好處是場地足夠大。除了主會場外，包括芝浦自行車競技場、神宮外苑游泳館、戶田漕艇場在內的一批專項賽事場館也開始緊鑼密鼓的施工。
為迎接即將到來的奧運會，東京在市政建設和配套服務的完善上同樣下了功夫，譬如興建橫濱周邊道路，建造酒店，開展城市清潔與美化，設計紀念品，對工作人員進行英語培訓等等，日本放送協會（NHK）甚至專門購入廣播器材，以便實現賽況在東京與大阪、名古屋等城市間的即時轉播。據統計，日本政府為籌備奧運共撥付款項達50萬日元。
然而，此時的東京市民們誰都不會料想到，這場期盼中的五環盛會很快便將像斑斕的泡沫消逝在風中。
三、半路夭折的東京奧運
實際上打從一開始，日本申辦奧運的動機就並不單純。進入1930年代後，日本遭受了經濟危機的巨大打擊，國內百業蕭條、社會動盪，政黨內閣無法抑制陸軍的“暴走”，在少壯派軍人於1931年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像是被架上一臺隆隆作響的戰爭機器，再也下不來了。
“九一八”事變打破了列強過去在遠東的均勢，更加劇了日本與英、美的矛盾。在宣佈退出國聯後，日本非但不再被視為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反而成了世界和平的破壞者，日益陷入到隔絕與孤立的境地。在如此局面下，舉辦奧運會與其說是為了展現國力，更重要的則是能夠藉此重拾日本的國際形象，擺出重新“融入世界”的姿態。
另外不得不提到，舉辦奧運會的1940年這一年份本身就承載著非比尋常的涵義。按照《日本書紀》的說法，傳說中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是在公元前660年（辛酉年）於大和橿原宮即位的，所以1940年是“紀元2600年”。現在的人都知道所謂神武天皇即位年份只不過是比照漢代讖緯“辛酉革命”編造出來的，沒有任何歷史依據，可對於當時的日本民眾來說，“萬世一系”的天皇作為現人神，以及“皇國”日本的認識都是不容許有絲毫質疑的。
於是1940年（昭和15年）註定要成為宣揚“八紘一宇”之皇威於海外的時刻。如果不出意外，日本在這一年將是“三喜臨門”，不僅是東京夏季奧運會，北海道城市札幌還獲得了同一年舉行的第5屆冬季奧運會的主辦權，而1940年世界博覽會也將以“紀元2600年紀念日本萬國博覽會”的名頭開幕，上述三大國際活動被日本政府統稱為“紀元2600年紀念行事”，受到全國上下的矚目。
然而戰爭的硝煙終於還是遮蔽了皇祖的光輝。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很快中日間的衝突演變為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戰火燃遍了半個中國。日本儘管投入了一百多萬人的兵力，可在短時間內迫使中國投降的目標卻始終無法達到。至1938年春，日軍兵臨武漢，大陸戰事沒有絲毫即將結束的跡象。
驟然降臨的戰爭使東京奧運的籌備遭遇極大干擾。對於軍部來說，前線的軍情要比後方搞什麼無關痛癢的奧運會緊急得多，政府不應當把大筆資金，特別是鋼鐵等寶貴的戰略物資浪費在籌辦奧運會上。以陸軍大臣杉山元為代表，軍隊內部關於東京停辦奧運會的呼聲甚囂塵上，陸軍高層甚至表態他們不會在部隊中選派奧運選手，以此作為杯葛手段。
在軍部的巨大壓力下，東京的籌備工作步履維艱，各項場館的建設走走停停，《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上曾經十分火熱的奧運宣傳版面也開始不斷縮減，以至於1938年3月，身為眾議院議員和政友會成員的河野一郎在預算會議上高調質疑，東京還有無可能舉辦奧運會？
而在國外，日本的侵華戰爭，尤其是日軍在中國首都南京燒殺搶掠、犯下的滔天罪行，令國際社會大為側目。奧運會本應是一場弘揚人類和平的盛會，在《奧林匹克憲章》中規定，奧運會舉辦期間，必須實現“神聖休戰”，而日本現在的所作所為與上述規定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認為日本已經喪失了舉辦奧運會的道義基礎，他們要求國際奧委會取消東京的主辦權。
在1938年於開羅召開的國際奧委會全體會議上，亨利·德·巴耶-拉圖爾收到了來自中、英、美等國共150多封信函，強烈要求取消東京的主辦資格。考慮到停辦1940年奧運的負面影響以及順利完成“紀元2600年紀念行事”的重大意義，日本奧委會和東京奧組委自然不願輕言放棄，他們頂住反對聲浪，向國際奧委會力保東京如期舉辦奧運會不存在任何問題。
在收到日方的保證後，國際奧委會也猶疑觀望起來，沒有在開羅大會上作出進一步動作，不過為以防不測，奧委會執委會在秘密會議上決定，由芬蘭赫爾辛基和挪威奧斯陸作為1940年夏季和冬季奧運會的候補城市。
就在東京奧組委以為他們挺過了國際反對這一關時，形勢卻急轉直下。1938年5月4日，曾為東京申奧付出巨大心血的嘉納治五郎在參加完開羅大會返回橫濱的途中，於“氷川丸”輪船中溘然長逝，享年77歲。嘉納治五郎在日本國內享有崇高威望，他的病逝給本已危在旦夕的東京奧運會以沉重一擊。
此時的近衛文磨內閣再也無法抵擋國內外的壓力，於6月23日召開內閣會議，聲明對除了軍事用途以外的其他類型的物資使用實施限制，這次會議雖然沒有明確表態停辦奧運，但無疑已經給東京奧運會畫下了休止符。7月15日，新成立的平沼騏一郎內閣正式宣佈，東京放棄1940年奧運會的主辦權。從1930年形成申奧動議直到1938年7月，東京在奧運會上已投入資金總計90萬日元（相當於如今幣值23億4千萬日元），而這一切卻都化為了“黃粱一夢”。
四、綿延不衰的“奧運夢”
東京退出後，國際奧委會決定由赫爾辛基接替作為1940年夏季奧運會的主辦城市，會期則調整為7月20日至8月4日。
然而當時的世界形勢已經是山雨欲來，歐洲戰雲密佈，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閃擊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後，芬蘭與蘇聯又爆發了蘇芬戰爭。在戰火席捲歐陸的當口，舉辦奧運會顯得不合時宜。1940年1月，芬蘭通知國際奧委會放棄主辦權。此後，由於戰爭的原因，1940與1944年的奧運會全部停辦。
東京放棄奧運主辦權後，之前的各項籌備工作草草收尾，戶田漕艇場、芝浦自行車競技場等場館都在縮小規模後完成施工。1940年東京主辦了遠東運動會作為奧運會的替代活動，但參加的國家除了日本外只有區區五個，甚至包括了偽“滿洲國”、汪偽“國民政府”這樣的傀儡政權。
曾經為爭奪1940年奧運會主辦權相互競爭的三座城市：東京、赫爾辛基和羅馬，直到戰後才都一遂心願，赫爾辛基主辦了1952年的夏季奧運會，羅馬主辦了1960年的夏季奧運會，而東京則是1964年。
戰後的日本從一片廢墟中再度站立起來，實現了經濟騰飛，自1955年起，東京重新嘗試申奧，並最終於1959年成功擊敗布魯塞爾、維也納和底特律，爭取到了1964年第18屆夏季奧運會的主辦權。在時隔24年後，東京又一次成為首個舉辦奧運會的亞洲城市。
為保障奧運會圓滿成功，日本政府耗費30億美金的巨資展開交通和基礎設施建設，世界首條高速鐵路東海道新幹線、首都高速路和東京地下鐵陸續建成，不僅讓東京的城市面貌煥然一新，且極大推動了日本國內的經濟景氣。直至今日，1964年東京奧運會依然被視為體育賽事和城市發展“雙贏”的絕佳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奧運會的主會場被選在了1940年劃設的駒澤，而曾經對1940年東京奧運牢騷滿腹的河野一郎，此時卻作為自民黨的頭面人物，擔任建設大臣兼奧運會擔當大臣，一肩挑起了奧運會籌備工作的重任。可見，日本人執著的“奧運夢”在二十四載後是怎樣的經久不衰。
時間又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今天的日本不得不再次為奧運會做出抉擇，歷史彷彿在和東京開著不大不小的玩笑，似乎每當五環來到這座城市的時候都充滿了意想不到的曲折。我們只有期盼著日本民眾乃至全世界人都能繼續咬緊牙關，戰勝疫情，一同迎接這場久違的“東京奧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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