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飲食理論中，素有“五果為助”的說法，人們把果類看作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種輔助食品，廣泛用於宴飲、正餐和閒暇品嚼之間。
唐代的果品供應格外豐足，是因為唐代的果樹園藝技術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從城市郊區到農村，到處都佈滿了人工栽培的果樹。
正如孟浩然《田家作》詩云：“敝廬隔塵喧，惟先養恬素。卜鄰勞三徑，植果盈千樹。”大面積的果樹種植，反映了唐代果業繁榮的可喜景象。
許多官宦人家的山莊別墅也開始遍栽果木；哪怕是寺剎廟宇，亦往往帶有果園。總而言之，大抵可以利用的地面，唐人總會栽植果樹。
在唐代，果品是招待客人必備之物，尤其是貴客臨門，若不設糕餅果茶，則為不敬；到佛寺參謁，寺僧也會準備果盤，供香客食用；即便是君王召見近臣，有時也要擺上果盤，以示恩寵。
唐人會根據不同的地理條件，儘可能地多培育一些水果品種，從而使自家果園更加充實。如杜甫《豎子至》詩云：“楂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一句就提及楂、梨、梅、杏等四種水果。水果種植的品種增多，使得唐代水果消費有了充足的貨源。
杜甫畫像
在此種背景下，李直方對當時食用的水果進行了排名——“以綠李為首，楞梨為副，櫻桃為三，甘子為四，蒲桃為五。”李直方是唐宗室後裔，曾任大理寺少卿，他根據唐代長安的飲食風俗來進行排名，相對客觀。
李為首
李不僅滋味甘美，酸甜適口，而且有豐富的營養，因此被唐人李直方評為第一。
唐代史籍中常見綠李和苦李。洛陽嘉慶坊出的綠李最有名，而“嘉慶李”還被當作優良果種，移植於他鄉。
白居易在唐憲宗元和十四年任忠州刺史時，曾與萬州刺史楊歸厚饋贈胡餅，詩歌唱和；他在《和萬州楊使君四絕句》中，又記述了楊歸厚寄贈“嘉慶李”的事：
東都綠李萬州栽，君手封題我手開。
把得欲嘗先悵望，與渠同別故鄉來。
白居易感嘆自己像“嘉慶綠李”一樣，離別故土，從東都迢迢千里來到四川盆地。
白居易畫像
杜甫在成都時，也曾在果園坊覓取綠李果，其在《詣徐卿覓果栽》詩云：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
石筍街中卻歸去，果園坊裡為求來。
此詩是杜甫四十九歲在成都杜甫草堂所寫，他計劃在庭院裡栽種果樹，不問是桃樹、李樹或梅樹。
有關苦李，孫逖則說：“果林餘苦李，萍水覆甘蕉。”在夏末秋初，天氣漸涼之際，涼風整日吹著，果林中只剩下苦李樹，水上浮萍將甘蔗也遮住了。“晚蕭蕭”的蒼涼之景，浮現於眼前。
梨為副
梨鮮嫩多汁、清甜有味，是北方的大宗水果。
李頎在《送裴騰》中說：“香露團百草，紫梨分萬株。”農家種梨，動輒以萬株計算，足見其種植面積之廣大；岑參也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此詩雖是形容雪景，但也可知道唐人種梨經常大面積栽種，所以才有詩中之美景出現。
從隋唐至五代，梨的品種不斷改進，優良品種之梨，層出不窮。其中以紫梨為梨中佳品。
在唐代，紫梨是適應力最強、分佈區域最廣的一個品種，從中原到河西走廊、成都平原都有種植。紫梨體型碩大，甜脆多汁。
李遵作《進梨表》，將梨子從開花至結果，以及口感、味道都寫了出來——“紫花開處，擅美春林。縹蒂懸時，迥光秋景。離離玉潤，落落珠圓。甘不待嘗，脆難勝口。”
唐代梨子除紫梨外，還有紅梨、棠梨、張梨、山梨、赤梨等許多梨的品種。
紅梨因其皮顏色微紅而得名，在唐詩中亦多次出現。杜甫說：“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他推薦將紅梨經霜後食用，其味更佳。而李德裕雲：“醉憶剖紅梨，飯思食紫蕨。”可知紅梨可以解酒，所以醉後最想剖開紅梨吃。
李德裕雕像
棠梨，果小、味道酸澀，並不味美。人們常把它當作嫁接各種梨樹的砧木。有藥效，可用來潤肺止咳，清熱解毒。杜甫在《病橘》中說：“惜哉結實小，酸澀如棠梨。”他認為棠梨又酸又澀。
也因為棠梨之性，唐詩人經常借棠梨以諷喻。如白居易《寒食野望吟》：“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就是以棠梨花、映白楊樹描繪清明情景寒瑟悲慼。
唐人食梨，除生吃外，還喜歡蒸著吃。貫休詩云：“田家老翁無可作，晝甑蒸梨香漠漠。”彩繪的蒸籠蒸梨，香味四處散逸；這正是田家老翁的日常生活，平實而親切。
梨子還可釀酒，白居易的《杭州春望》，是他於穆宗長慶二年秋至長慶四年春任杭州刺史時所寫的。其中一句“青旗沽酒趁梨花”，說的就是：人們在青旗門前爭買美酒——“梨花春”。
梨還可入藥。王建說：“細問梨果植，遠求花葯根。”由此可知梨雖為唐人常食之水果，亦可作為藥用，實為一佳果。
櫻桃為三
櫻桃自春秋戰國時代即已載之於典籍，《禮記》雲：“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鄭玄注曰：“含桃，櫻桃也。”《呂氏春秋》也有相同的記載。從這些典籍可知櫻桃從秦漢以來，早為人們所喜食。
景龍四年，唐中宗曾與侍臣們召開了一次別開生面的櫻桃宴。對於此次盛會，許多詩人也寫詩讚之。王維說：“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闌。”便是敘述此次櫻桃會，以及皇上賜予大臣櫻桃之事，以彰顯君臣和樂之情景。
王維畫像
杜甫在長安任拾遺時，參加過宮廷的櫻桃宴。後來他在四川時，有人送來櫻桃請他嘗新，櫻桃相同而景物迥異，引起了他對自己身世飄零轉蓬的無限感慨。
杜甫在《野人送朱櫻》中，回憶了長安“櫻桃宴”的情景。作此詩時，杜甫住成都草堂，時年五十一歲。
詩的前半首對贈櫻著筆，寫西蜀櫻桃成熟時，當地鄉民送來滿竹簍櫻桃，都是現摘的鮮果，紅豔欲滴。
由於送來的櫻桃數量多，杜甫要重新整理、分裝以便保存。他小心翼翼地拿器皿來分裝，唯恐有所損傷。細看這紅果，碩大飽滿、勻圓，每一顆都屬上品。
詩後半從現實中跳脫而出，懷舊思今。回想數年前，在長安朝廷為官，皇上將進貢的櫻桃分贈眾臣。早朝完畢，將此珍貴貢品櫻桃捧回家，真是皇恩浩蕩。如今國亂方殷，皇上的生活不知如何？
杜甫雖然漂泊西南，流浪在外，卻能夠品嚐如此鮮果，真是感慨萬千。
又如白居易將吳地櫻桃之香味、特色介紹得細膩生動——“含桃最說出東吳，香色鮮穠氣味殊。”
杜牧畫像
杜牧對櫻桃之美味和形狀、香氣，讚不絕口——“新果真瓊液，未應宴紫蘭。圓疑竊龍頷，色已奪雞冠。”他將櫻桃之形色描繪得生動逼真，其色鮮紅奪雞冠，其漿液如瓊液，不僅味美，且可養身。
甘子為四
“甘子”即是柑橘。唐代，柑橘的需求量非常大，甚至連皇宮內也開始種起柑橘。
《酉陽雜俎》中有“近日於宮內種甘子數株”的記載。數株“甘子”竟能結實一百五十顆，而且與江南、四川地區所獻“無異”，足以證明當時柑橘之種植技術已經有相當的水準。
唐代詠橘的詩，更是層出不窮。如“手種黃柑二百株，春來新葉遍城隅。”
柳宗元到柳州後，一上任就“手種黃柑二百株”。春天來的時候，黃柑新發的嫩葉，開遍了城中各個角落。
柳宗元種黃柑不是為了增值財富，只因喜愛之心。當柑橘花開的時候，柑林裡一片白霧霧的，花香在很遠的地方都能聞到。他不管花開花落，所結的柑橘也任人摘取；他只盼結了柑橘後，可以先嚐嘗。
這正是柳宗元真實生活的寫照。
柳宗元雕像
柑橘雖然好吃，但不易保存。在唐代，為了適應長途運輸的需要，柑橘的包裝與保鮮是急需解決的問題。當時流行的做法，主要是用紙或布將柑橘包裹起來。
《大唐新語》中還有一個關於“運輸柑橘”的笑話。
益州每年進貢的柑子，都是用紙包裹的。有一位官員認為將貢物用紙裹不夠恭敬，於是改用細布。柑子運走後，他又擔心柑子損壞，忐忑不安。
不久，正好有一位名叫甘子布的御使出使益州，驛騎提前報告：“有御使甘子布至。”一聽“甘子布”，這位官員誤以為是朝廷派人追查用布裹柑子之事，急忙前去迎候，並反覆解釋自己用布裹是為表示敬重。
御使莫名其妙，良久之後才瞭解事情的原委，眾人鬨堂大笑。
蒲桃為五
桃，花可觀賞，果實多汁，在中國栽培歷史悠久。唐人對桃甚為喜愛，白居易有《種桃歌》：
食桃種其核，一年核生芽。
二年長枝葉，三年桃有花。
憶昨五六歲，灼灼盛芬華。
桃不僅可以食用，還可有多種用途。
首先“避邪”。由《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載“使巫以桃茢先祓殯。”可知中國很早以來就以桃木驅邪。
其次“象徵長壽”。民間習俗以壽桃為祝壽佳品。《神異經》記載：“東方有樹……名曰桃……和核羹食之，令人益壽。”此即後世將桃賦予長壽之意的淵源。
再次“觀賞”。桃花開放在陽春三月，紅白爭豔，美麗芬芳。以桃花觀賞為主題，唐人常以詩表之。如韓愈：“百葉雙桃晚更紅，窺窗映竹見玲瓏。”
韓愈雕像
又如崔護的《題都城南莊》。此詩膾炙人口，有兩個場景，“尋春遇豔”與“重尋不遇”。
桃花依舊，人面不見。雖然場景相同，卻物是人非，令人不勝唏噓。
別忘了——荔枝
荔枝，因杜牧的千古名句而聞名天下。
事實上，漢代時荔枝就是名貴的水果。漢武帝收集許多奇花異草，修建“上林苑”，還特別為荔枝修建了一個“扶荔宮”，意圖將南方之荔枝，引種於北方。
楊貴妃劇照
唐代時，由於楊貴妃喜食荔枝，不僅使荔枝聞名於天下，而果農栽種荔枝更形普遍。嶺南生產之荔枝，由於天氣炎熱，故其味甘酸甜，為唐人所愛；每當荔枝大熟豐收之際，嶺南居民都能一飽口福。
也因如此，唐皇室才會千里迢迢將嶺南之荔枝快馬加鞭運送至北方宮殿。
張九齡在《荔枝賦》中說：“百果之中，無一可比。”凡是涉足南境的唐人，無不對嶺南荔枝投以崇羨驚賞的目光。
較之其他果品，荔枝最大的特點，是保鮮要求特別高，在北方極為罕見，所以李直方將這種稀罕的水果品第為“寄居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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