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的水泥操場剛竣工，角落的雜草還未來得及清理，就臨近期末，河南省北部一座城郊接合部的農村學校校長曾琴顯得有點失落，“這學期，又有15名學生轉學離開。”隨著縣城的擴張，學生一直在往縣城走。
近年來，不少鄉村學校在困境中掙扎的新聞常見諸報端，一些農村的空心化、投入資金的窘迫、師資的流失、急劇變化的時代乃至更加複雜的師生關係，都帶來了諸多考驗。不過，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鄉村學校的突圍之路正在開啟。
“小偏破土舊”下，經費、理念落地難
在記者的調查中，曾琴所在學校的“小偏破土舊”並非孤例。地處四川中江縣鄉村裡的清涼中學，從縣上到此需要兩個多小時，若不是大門內依稀可見的小操場，很難分辨出這是所中學，校內除了幾棟新舊不一的教學樓，還有形似居民房的教師宿舍，更有菜地、古井等。整所學校雖然毫不起眼，在當地卻口碑極佳。
在53歲的數學教師向凱的印象中，上世紀90年代時，清涼中學幾乎全是瓦房，硬件設施嚴重不足。夏天裡，師生常常是滿頭大汗，手腳被蚊子叮得直髮癢。為此，校長張玉林開始動員各種力量，想辦法修建教學樓和學生宿舍等。
2003年，26名教師拿出了各自多年的積蓄，總共籌集了50餘萬元。“後來這筆錢，按照學生收繳的住校費逐年返還給了老師。”此外，張玉林還尋來了一些清涼校友募捐，終於把錢湊齊了，才蓋起了新樓房。
與自籌資金不同，校長曾琴所在的農村學校還因新修操場欠了債。“今年的年度經費早已花光，這個學期肯定不好過。”
曾琴口中的“年度經費”是指用於滿足教學活動正常進行和學校正常運轉的費用，隨著城鄉公用經費標準走向統一，農村學校公用經費持續增加。
由於學校公用經費未能按時下撥，要買教學器材的老師得自掏腰包，否則教學活動無法正常開展。眼看著學生即將到校，雲南省某縣農村教學點教師張凱還是自己掏錢墊上了。據張凱所在的中心學校校長劉玉坤透露：“教師墊資情況長期存在。公用經費一旦遲到，學校運行就會面臨卡殼的風險。”
同時，一些力量薄弱的鄉村中學還面臨著高考改革的嚴峻挑戰。湖南推進新高考改革的時間定於2018年秋季學期，綜合素質評價成為學生畢業和升學的重要參考。作為該省常德市石門縣一所農村高中教務處負責人，張毅認為，農村學校這方面的短板十分明顯。
張毅在上海“取經”時，有學校介紹了富有特色的職業生涯規劃課程，比如邀請擁有體面職業的學生家長到學校“授課”以及自編授課教材。聽到這些，張毅十分感慨，“倘若開課，我們的授課人選和教材都成難題。大多農村家長在外打工，會的東西有限，不可能像城市家長那樣‘現身說法’。”這種校本特色，也就打了折扣。
還有一次，上海一名中學校長談到自己學校在學生綜合素質培養方面作的探索——充分利用校友資源，大型企業或政府部門都可成為學生實踐“基地”。“這些先進理念很好，但在我們這裡落地難。”張毅說。
清涼中心校校長張玉林和他的“半齋”書房。
鄉村師生的“相愛相殺”
對於鄉村學校來說，更大的困難還來自“師資”。“省城學校挖市縣老師，市縣學校挖鄉下老師。”張毅表示，省裡新高考改革時間表確定後，為儲備教師資源，城裡實力豐厚的中學“挖人”的力度猛於從前。張毅坦言，最受傷的仍是處於末端的農村學校。
教師“數量”尚且捉襟見肘，遑論“總體質量”。在不少學校，教師在學科間轉崗很常見。“轉崗教師普遍存在知識體系不全面，實驗技能、解題能力相對薄弱等情況。”江蘇新沂市中小學教研室副主任劉永忠說。
“在一些鄉鎮學校，要招有專業背景的老師很難。畢竟對年輕人來說，鄉村中學的吸引力有限。”四川丹稜縣一鄉鎮中學教師周琴告訴記者，去年學校希望招兩名物理老師，結果只有兩人報名。由於參考人數必須在三人及以上才能開考，最終只能取消考試。
不僅有專業背景的老師不好招，一些有能力的年輕教師也待不長。“有些老師待了幾年就考到市上去了，一些能力強的新老師被教育部門看重，才到不久就被抽調了。”周琴說，這加速了鄉村教師隊伍的老齡化現象。以周琴所在的學校為例，教師的平均年齡達到了47歲。
這與樂山市某縣一所鄉村中學的情況類似。在學校從教30餘年的向雲感嘆，“學校近十年沒有來過新教師了，教師的平均年齡在50歲。”此外，老師平時在管理學生時常常遭遇尷尬。
“我們學校實行‘兩禁一整肅’，即禁止玩手機、禁止抽菸、整肅儀容儀表。對學生的管理比較嚴。但即使這樣，學生還是不好教，厭倦了讀書。”向雲對記者說，學生跟老師頂嘴是常有的事。
“現在的學生沒那麼好教了。”清涼中學教師張瑜認為，以前的學生讀書慾望更強，自主性也強。現在一些人受到的誘惑更大，目標不明確，對老師的依賴性很強。
除了學生外，部分農村家長也缺乏教育意識。“有些家長把孩子送到學校就不管了，孩子放了學就去麻將館找人。”向凱說，上述家長很少管孩子，“就算孩子成績差、讀不下去了也無所謂，反正能找到工作。”
此外，鄉村教師還要承擔許多部門派下來的工作。來自廣東省雷州市某鄉村學校的85後教師柯寧統計了一下上學期上交的工作文檔，達320多項內容。既要迎接各種檢查，又要承接縣城各個單位指派的任務，這讓許多教師疲憊不堪，職責範圍內的教學時間也被擠佔了。
儘管部分鄉村教師面臨上述考驗，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仍堅守崗位，無私奉獻。
在清涼中學工作了23年的張瑜認為，除了教書，自己沒啥其他本事，她帶著班集體年年拿到全縣前三的英語成績。至今，初中2005級的學生陳元香仍親切地稱張瑜“姐姐”。“她沒有母親，一直把我當成姐姐。讀衛校時，學校讓她留家庭電話，她就留我的。”
讀書時，陳元香就落下了一個病根——常常頭痛，一痛起來就發狂。“有次上課時犯病，我就讓我老公騎摩托車帶她看醫生，人家針藥兌好了，她就是不打，偏要等我到場才打。”張瑜認為，許多農村孩子很淳樸，升學後常回來看望老師，有心事也會煲電話粥向她傾訴，這正是這份職業最大的榮譽感。
還有人認為，比起城市孩子，鄉村學校的一些學生在自信方面欠缺一些，需要更好的呵護。清涼中學的數學老師王貝仍記得，在天漸涼入秋的時候，班上有個男孩依然穿著涼鞋。“我想去拿雙襪子給他穿，又怕傷他自尊，只能間接提醒他該換鞋了。”對於王貝來說，當教師是自己打小的夢想，希望未來能讓鄉村教師的夢想被更好地安放。
楊成莊鄉中學給學生進行體質健康標準測試。
在困境中突圍
隨著城鎮化的發展，一些地方的農村教育出現“空心化”。一些鄉村學校在拆與並之間艱難掙扎，使出渾身解數，最終實現完美逆襲，也有學校由於當地人口的銳減，生源驟降，難以為繼。但總的來看，隨著國家對控輟保學和農村學校建設的日益重視，不少鄉村中學也抓住機會設法突圍。他們的辦法是，改善軟硬環境，培育彰顯特色。
“農村學校處於中國教育鏈的最底層，對於‘新教師可能最多在這兒工作一年’的情況，我們也盡了最大的努力來改變。”為此，清涼中心校校長張玉林和班子成員利用各種捐贈資金和節省的公用經費，改善教師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在清涼中學內，所有辦公室均安裝了空調，教師寢室也配備了床和床墊、灶臺櫥櫃、寬帶網絡等，每個教室內也用上了先進的多媒體。
為了給學校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張玉林還嘗試用書法文化來裝點校園。後來，清涼中學的書法教育也成為德陽市的兩塊名片之一。“片區統一閱卷時，字寫得好的大多都是清涼的學生。”
讓張玉林欣慰的是，從2007年伊始到2016年，清涼中學連續十年取得了全縣第一的成績。直到現在，清涼中學的排名一直保持在全縣前五名。
對於天津市靜海區的楊成莊鄉中學來說，打好“翻身仗”更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就在三年前，楊成莊鄉中學不僅教學成績全區落後，學生的狀態也不佳；教師管不好學生，士氣不足；家長不信任學校，每年都有百餘名學生轉學。
當時接到調令後的校長張輝發現，近年來周邊不少村民因拆遷補償等原因，經濟條件迅速改善。恰逢此時，該區大力推行教育信息化的“三通兩平臺”建設，成績落後的楊成莊中學就成了其中的試驗對象。通過對教師進行手把手培訓、舉辦校園微課大賽，年輕教師用幾個月時間掌握了微課的製作方法，將其引入課堂。通過信息化技術，學生對知識的理解運用更深刻了，成績也有所提升。
鄉村學校也要有“本地特色”，一校一品。在浙江省開化縣，重點大學錄取連年掛零的華埠中學正嘗試根植本地文化，開展勵志教育。從2015年開始，學校經過反覆論證開啟“勵志教育”“立業課程”“靈動課堂”，通過營造環境，重塑學生的精神世界。
溪蔡中學校長黃放也在嘗試進行改革，如在制度上以獎代罰，增強職工工作積極性，“一年下來人均2000多元，全校發了十來萬元，這在當地鄉村中學裡是少有的。”
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優先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提出全面改善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健全學生資助制度、建好建強鄉村教師隊伍等一系列對鄉村學校的系統支持。如今，政策正不斷落地，鄉村中學的發展迎來新的契機。而佔據我國中小學校長數量絕大部分的鄉村校長，無疑是發展農村教育事業的中堅力量。甚至有觀點認為，“一個好校長就是一所好學校”。
“比如在清涼中學，張玉林的帶頭作用不可小覷。一旦這些有才幹、有膽識的老校長退下來了，學校又會怎樣呢？”有研究者認為，清涼學校面臨的這類問題，也是許多鄉村中學的難題。
“我這輩子就這樣了。未來沒有我，相信學校也能繼續好下去。”望著十多年前自己在校園裡種下的油麻藤，張玉林告訴記者。（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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