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華盛世，安享太平，難出大師；紛亂年代，人人自危，卻百家爭鳴。動盪的魏晉時期亦是如此，從漢末的黃巾軍起義到魏晉之際司馬氏平天下，人們長期在戰亂中度日，也出現了竹林七賢這樣的時代文化符號，他們的魏晉風度成為了後世文人標榜的典範。

竹林七賢

對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誤讀

後世，作為竹林七賢之首的嵇康，成為了魏晉風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率直任誕、清俊通脫，似乎也變成了他的標籤，一直至今。人們通常由此認為他的行為方式及思想觀念是崇道棄儒，尤其是他那句經典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往往被人誤讀為對禮教的放棄或反對。

實則不然。"越名教而任自然"一句提出於嵇康歸隱初期，出自其《釋私論》一文。其中上下關聯的原文為"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 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尚; 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 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大概理解為：君子是不在乎是非，不違反道義的。通常氣靜神安又心胸豁達，不故作高尚，也不被慾望所囿，能夠清楚客觀的審視事物並可以通情達理，這樣就可以做到"越名教而任自然"了。

從上下文關聯語義來看，"越名教而任自然"似乎是能夠辨公私的條件之一，亦是要修煉成君子的條件之一，而非是反對禮教一說。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實則主要針對的是當時社會中虛偽的禮教，他們雖然崇尚自然，不能遵守世俗的禮法，但究其本心，其實是未必要真正廢棄名教"。

終其一生，未脫俗世

人們通常用任誕來形容竹林七賢，其中嵇康則為典型代表。"任誕"語出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任誕》一文，意思大概是，超越禮教、追求自由，脫離塵俗。縱觀嵇康的一生，是否真的是脫離塵世了，恐怕也並非如此。

嵇 康

觀其職業，為了生存，他也曾入仕，官拜中散大夫；論其政治立場，其直接與魏宗室結親，一直傾向皇室一邊；後期，對於司馬氏掌權的不滿、憤怒更是用文字的嘲諷和行動的不配合來表達自己的憤世嫉俗，為自己與這俗世又添了幾分糾葛。

司馬氏順我者才可苟活的黑暗統治，一次次擊碎了嵇康的問世理想。看似是追求自由灑脫的超逸生活與態度，實則與塵世的羈絆剪不斷、理還亂，他的內心對塵俗生活實則是認同的，不過被政治環境所囿。任誕的行為，實則是對司馬氏集團的嘲諷與反抗，問世理想破滅，無處紓解情緒的壓抑表現。似乎，一切正是相反，不過這樣看來，也才正常。

放縱背後，是對禮教的深深認同

嵇康的形象能夠如此高大上，很大程度上也與他的死有關係。其好友呂安被以不孝之罪誣陷，嵇康則為其據理力爭，不想這事竟成了導致其被處死的導火線。司馬氏在大力倡導披著政治外衣的"名教"時，本因嵇康的才華欲拉攏嵇康，卻被其嗤之以鼻，嚴詞拒絕，就此司馬氏與之結下了仇恨的樑子，並借其好友呂安之事，找個名頭，將其處死。這樣的嵇康，看似是不守禮法的，但是其實反對的是司馬氏披著政治外衣的禮教，究其本心，實則是對傳統禮教的執著與堅守。用自己的死來譏諷司馬氏所維護的"孝"的虛偽。臨行前，那曲《廣陵散》更是道盡了他的悲壯。

嵇康撫琴

在其臨終前，嵇康知道自己已時日無多，於是將十歲的兒子託付給山濤，曾言，"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從中，也可見得他的舐犢情深，這同樣是禮教烙印在他身上的真實體現。

生前，他還教導兒子要有忠烈的品格，其在《家誡》中道，"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 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 "。無須總是在小處謙卑，應該在大處謙讓；無須計較小的廉恥，應該保全大節。如遇到朝廷授官時讓出官職，面對大義時可以犧牲性命，就像孔文舉可替代兄長去死那樣，這才是忠臣烈士。如此的節操告誡，寫入家訓，不是將儒家禮教奉為圭臬是什麼？後來，其子嵇紹在八王之亂時，為保護晉惠帝被殺，也算是沒有辜負嵇康"忠烈"的教導了。

嵇康的《家誡》中也有這樣的教誨，"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有眾人，又不當獨在後，又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則當謙言辭謝，其素不豫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為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幾，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脩無玷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 "

大概就是告誡其子嵇紹立身清遠的行為準則。與當地官吏需親疏有度，謹言慎行，以防自己陷入兩難以及招人怨恨的境地；平時為人也應該多處高遠之地，謙和誠心地拒絕請求，若有心幫忙，也應暗中行事，以避免拉攏之事的煩擾。要堅守志向，重視名聲。這與儒家講究的禮儀道德，守名節，也是完美契合了。

經典的悖論與無奈的脫序，是文人的集體選擇

動盪、黑暗、混亂是魏晉之際的真實寫照。當世文人本應該"學而優則仕"，可惜入仕一展拳腳的理想一次次被殘酷的現實擊碎。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擊逐漸使得他們不堪承受其重。追求隱逸與經世的生存悖論一直存在於他們的思想心態裡，雙重壓力的折磨與炙烤，壓抑、焦慮、缺乏安全感的情緒始終無法得到釋放。重壓之下，換來了文人們經典的選擇，那就是脫離塵俗的煩擾，自由放縱地表達著自己的心態，實則是對現實羈絆無法放下的"防禦型欺騙"以及"自騙型防禦"。

於是，他們開始與社會現實和政治環境脫序，這是一種主動的宣告，就如嵇康曾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也是一種被動的無奈,如嵇康舍不下的那些塵俗羈絆。這種情形正如殷海光先生在《知識分子的責任》一書中探討知識分子紛紛失落的原因所形容的脫序人那般。對於現實強烈的不安與恐懼，造就了他表面上，看似追求逍遙自由，實則內心備受生存悖論的炙烤。

有人說，嵇康的此種文人風骨，造就了後世文人追求風骨的典範，如王羲之等人就有典型的嵇康情節。實際上，不過是，動盪年代，文人面對生存悖論的時候，一次次地集體選擇成為脫序人，一次次地為了防禦而自騙，自在的背後，是一顆恐慌不安的心。經不住亂世的炙烤，也難怪他們總在亂世慨嘆生不逢時，一步步走向失落。

都說是亂世出英傑，時勢造英雄。很多文人似乎在亂世，總差了那麼股被再造出來的勁兒......是風骨之說還是無法適應生存環境之說，還是一體多面的來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