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朝鮮半島在明朝就已經建立起了友好的外交關係。這一友好關係的形成主要是得益於兩國的地理位置相近，漢字的傳入以及廣泛使用使得朝鮮半島與中國有著相同的漢字文化圈。
這為朝鮮使臣在明朝的文學交流提供了良好而重要的基礎，因此在相似的文化底蘊以及相似的文學形式和思想上逐漸形成了富有特色外交方式。雙方在文學上的交流也增加了兩國的友誼，在為之後推動和解決兩國在政治方面的問題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漢字傳入朝鮮半島，形成獨特的“漢字文化圈”，為政治往來埋下伏筆
漢字傳入朝鮮半島的時間在歷史中並沒有留下很清晰的記載，但是從中國保留下來的古老文獻中，時間大概可以追溯到殷商時期。
之後便作為主要的文字在朝鮮被廣泛推廣和使用，這不僅使得漢字書寫在朝鮮半島流傳，而且漢字所負載的中國文化也在被其吸收並在此基礎上結合朝鮮文化繼續得以發展，從而在朝鮮半島慢慢形成了以漢字為主要文字的“漢字文化圈”。
- 朝鮮統治者對於漢字文化的深度認同
“漢字”作為這個文化圈的主要文化載體，為朝鮮使臣提供了與中國交流的必要基礎，其所蘊含的文化也促進了兩國人民之間的文化認同感，深受朝鮮統治者的喜愛和尊崇，為之後在朝鮮境內推廣中華文化和儒學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基礎，這也表明兩國的相互交流是在有著相似文化背景下進行的。
漢字在傳入朝鮮半島後，並不是直接利用，而是結合著當地的文化特色形成了其獨特的使用方式，這也大概經歷了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一是直接使用漢字的時期，在這個時期，朝鮮是保留了漢字原有的含義，而去除其在中國的發音，利用朝鮮的音韻將漢字加以使用。
- 朝鮮官員對於漢字文化的推崇傳播
在這個基礎上，儘管兩國的發音，語音音調各不同，但是在統治者官方的推行下，朝鮮的大部分文人和高級官員都可以熟練的使用漢字並正確把握其意味，獨立創作出文學作品，以此達到與明朝文人交流的目的。
從而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充當著兩國之間解決政治問題的有效角色。二是隨著漢字的發展，之後又形成了“吏讀”階段——是將朝鮮語用漢字的發音來標註讀音，這是一種漢字與朝鮮本土語言相結合的混合文字，由此發展階段也可以看出朝鮮和中國始終終都處在“漢字文化圈”中。
但因為吏讀的難度較大，推廣起來也極具困難，為了簡便其發音便形成第三個發展階段——與《訓民正音》並行的時期，但是根據記載：
“在儒教傳統社會里，諺文只利用在婦女之間往來的書信或歌詞中而已。”
這也表明諺文並沒有在朝鮮境內得到很好的發展與廣泛的應用。
朝鮮半島漢字的傳入與運用，使得朝鮮逐漸步入“漢字文化圈”，為之後與中國的政治交流提供了基礎。
明朝時期各方面條件助力，中國與朝鮮半島的使臣藉助漢字文化圈，以程朱理學作為思想基礎，密切同朝鮮交好，展示大國威嚴
- 漢字作為官方交流媒介，影響力大
漢字在朝鮮半島歷代中都是扮演著官方文字所存在和被推行使用的，而被現在所使用的韓文是之後的在1948年政府成立以後才逐漸形成與發展的。所以在歷代朝鮮的史書文集，統治機構內部的書信來往都是通過漢字來交流，甚至連當時的教育也是以推行漢字的使用為重。
這充分表明了中國的漢字以及其所承載的中國文化與思想價值觀是被當時的朝鮮統治者和社會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階級所喜愛和追捧的。也正如史書記載：
“他們崇尚中國文化，以掌握漢字，閱讀漢文典籍，寫漢文文章為讀書人的正統。”
- 資本主義萌芽下，發達的對外貿易
在明朝時期，因為經過了唐宋元三個朝代的經濟基礎，所以那時的中國社會經濟發達，各種技術發明等也是在世界上佔有重要的位置，甚至在一些地方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在這些優越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明朝還繼承了前三個朝代對外開放的優良傳統，積極設立相應的管理機構，制定合時宜的對外交流的規章制度，並出臺政策積極鼓勵民間百姓與國外的商人友好“互市”，這一些系列的制度政策大大促進了當時明朝與國外的經濟交流，推動了前期對外貿易的發展。
對於明朝時期外交，統治者是本著宣傳中國大國的文化政策的目的與國外開展交流與發展，在當時程朱理學盛行的朝代，對外交流的宣傳中自然也少不了對此思想的介紹和宣傳。
鄭和的六次下西洋為中國打通了與世界各國往來的海上之路，這也為宣揚程朱理學鋪墊了道路。於是在此期間，中國與朝鮮半島的交流更加密切，兩國從單純的經濟貿易往來互動，逐漸上升到文化政治層面——明朝前往朝鮮的使臣會帶有大量的儒學經典在朝鮮各階級中流傳閱讀，擴大了儒學咋東北亞地區的影響，滿足了朝鮮半島的各階級的文化需求並獲得了朝鮮統治者的認同。
之後在朝鮮也發展出了與中國朱子學相結合的獨具特色的朝鮮朱子學，且將其作為朝鮮的主要統治思想。這一做法也是基於兩國有著相同的漢字，而保證了在文學思想的交流中的溝通，進一步促進了朝鮮對於中國文化價值的認同感。
隨著文學交流的深入，中國與朝鮮半島形成了“詩賦外交”這一獨特的外交方式，增進了友誼也促進了其政治方面的交流，漢字也被賦予高層次的文化傳播意義
朝鮮半島使用漢字時也具有自己的特色，他們保留了漢字本身所富有的含義，在發音上卻是去除了中國的發音音韻，將其漢字的發音加上朝鮮的音讀方式，這樣便足以確保朝鮮的文人志士與中國文人書信文學之間的交流並無阻礙。隨著兩國之間文學思想交流的進一步發展，逐漸形成了以“詩詞歌賦”為主要方式的“詩賦外交”。
在《朝鮮王朝實錄》中的記載表明，對於兩國詩賦外交的記載是以最初通過做詩二十四篇而解開了現在所稱為的“表箋事件”的誤會，從而打消了朝鮮統治者的疑慮，增加了兩國之間的信任，進一步鞏固了兩國的友誼。詩賦外交從在此之後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和深化，解決了兩國之間許多的政治問題和政治誤解，推進兩國的進一步交流。
而這以獨特的外交方式的形成自然與兩國有著相同的漢字文化圈作為基礎，以漢字作為載體，從而實現文字交流。當然這也得益於在明朝時期，朝鮮半島的統治階級痴迷於中國文化以及統治思想、規章制度，並在朝鮮內部大力推崇中國文學以及價值觀，常常以“小中華”自居與世界，奉明朝為中華正統，鼓勵各階級學習中華文化。
正如《朝鮮王朝實錄》所記載的如此：
“我國衣冠文物，一遵華制，獨婚禮尚循舊習，甚為未便，宜參酌古今定製。”
當時的朝鮮統治者對於明朝規章制度的尊崇由此可見一斑。因為越發相似的文學背景，和詩賦外交的獨特交流方式，明朝與朝鮮的關係越發親密，明朝經常會派遣國內學識豐富之人出使朝鮮，為其帶去經典的文學作品，與其朝鮮文人深入交流思想文化。
在《明史》中就有這麼形容兩國關係的句子記載：
“朝鮮在明雖稱屬國，而無異域內。”
除此之外，朝鮮半島的統治者還規定了，朝廷頒佈的文書以及官員們的書信來往、甚至到史書的記載都要用漢字所書寫。在這樣崇尚明朝文化的國家，歷代官員也都精通漢字，並非常想要與明朝的文人志士進行思想文學等方面的交流。
“詩賦外交”的模式也是在此基礎上得以發展與深化。不僅如此，此後的朝鮮還將每次與明朝交流時所作的詩賦編撰為詩集，為後世所傳誦，這詩集也是當時兩國之間友好往來，以文化交流推動政治交流利，用詩賦達到外交目的的有力佐證。也為之後中國與朝鮮的政治友好往來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結語
漢字在傳入朝鮮半島之後，得到了廣泛的推廣與應用，使兩國位於相同的漢字文化圈之中，並結合當地的文化背景形成了朝鮮富有特色的運營漢字的方式。但是漢字在朝鮮始終保留著自己在中國所被賦予的文化含義。
朝鮮統治者對於中華文化以及明朝統治者所運用的規章制度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兩國利用漢字進行文學交流的社會基礎的形成。隨著兩國文化交流的深入，朱子學在朝鮮的發展，中國與朝鮮的文化背景也越發相似，逐漸形成了“詩賦外交”這一獨特的外交方式，為此後朝鮮和明朝解決政治上的誤會矛盾，保持深厚的友誼提供了最有效的方式，對兩國的關係影響深遠。
參考歷史文獻：
《明史》
《李朝太祖實錄》
《朝鮮王朝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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