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當過和尚。
我的家鄉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廟。我的家鄉沒有多少名勝風景。我們小時候經常去玩的地方，便是這些廟。我們去看佛像。看釋迦牟尼，和他兩旁的侍者（有一個侍者歲數很大了，還老那麼站著，我常為他不平）。看降龍羅漢、伏虎羅漢、長眉羅漢。看釋迦牟尼的背後塑在牆壁上的“海水觀音”。觀音站在一個鰲魚的頭上，四周都是卷著漩渦的海水。我沒有見過海，卻從這一壁泥塑上聽到了大海的聲音。
一箇中小城市的寺廟，實際上就是一個美術館。它同時又是一所公園。廟裡大都有廣庭、大樹、高樓。我到現在還記得走上吱吱作響的樓梯，踏著塵土上印著清晰的黃鼠狼足跡的樓板時心裡的輕微的緊張，記得憑欄一望後的暢快。
我寫的那個善因寺是有的。我讀初中時，天天從寺邊經過。寺裡放戒，一天去看幾回。
我小時就認識一些和尚，我曾到一個人跡罕到的小庵裡，去看過一個戒行嚴苦的老和尚。他年輕時曾在香爐裡燒掉自己的兩個指頭，自號八指頭陀。我見過一些闊和尚，那些大廟裡的方丈。他們大都衣履講究（講究到令人難以相信），相貌堂堂，談吐不俗，比縣裡的許多紳士還顯得更有文化。事實上他們就是這個縣的文化人。我寫的那個石橋是有那麼一個人的（名字我給他改了）。他能寫能畫，畫法任伯年，書學吳昌碩，都很有可觀。我們還常常走過門外，去看他那個小老婆。長得像一穗蘭花。
我也認識一些以唸經為職業的普通的和尚。我們家常做法事。我因為是長子，常在法事的開頭和當中被叫去磕頭；法事完了，在他們脫下袈裟，互道辛苦之後（頭一次聽見他們互相道“辛苦”，我頗為感動，原來和尚之間也很講人情，不是那樣冷淡），陪他們一起喝粥或者吃掛麵。這樣我就有機會看怎樣佈置道場，翻看他們的經卷，聽他們敲擊法器，對著經本一句一句地聽正座唱“嘆骷髏”（據說這一段唱詞是蘇東坡寫的）。
我認為和尚也是一種人，他們的生活也是一種生活，凡作為人的七情六慾，他們皆不缺少，只是表現方式不同而已。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一個鄉下的小庵裡住了幾個月，就住在小說裡所寫的“一花一世界”那幾間小屋裡。庵名我已經忘記了，反正不叫菩提庵。菩提庵是我因為小門上有那樣一副對聯而給它起的。“一花一世界”，我並不大懂，只是朦朦朧朧地感到一種哲學的美。我那時也就是明海那樣的年齡，十七八歲，能懂什麼呢。
庵裡的人，和他們的日常生活，也就是我所寫的那樣。明海是沒有的。倒是有一個小和尚，人相當蠢，和明海不一樣。至於當家和尚拍著板教小和尚唸經，則是我親眼得見。
這個莊是叫庵趙莊。小英子的一家，如我所寫的那樣。這一家，人特別的勤勞，房屋、用具特別的整齊乾淨，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開放爽朗，身體姿態的優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難忘的印象，和我在城裡所見的女孩子不一樣。她的全身，都發散著一種青春的氣息。
我一直想寫寫在這小庵裡所見到的生活，一直沒有寫。
怎麼會在四十三年之後，在我已經六十歲的時候，忽然會寫出這樣一篇東西來呢？這是說不明白的。要說明一個作者怎樣孕育一篇作品，就像要說明一棵樹是怎樣開出花來的一樣的困難。
理智地想一下，因由也是有一些的。
一是在這以前，我曾經忽然心血來潮，想起我在三十二年前寫的，久已遺失的一篇舊作《異秉》，提筆重寫了一遍。寫後，想：是誰規定過，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歷史小說都可以寫，為什麼寫寫舊社會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對於今天的生活所過來的那個舊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認識認識嗎？舊社會的悲哀和苦趣，以及舊社會也不是沒有的歡樂，不能給今天的人一點什麼嗎?這樣，我就漸漸回憶起四十三年前的一些舊夢。
當然，今天來寫舊生活，和我當時的感情不一樣，正如同我重寫過的《異秉》和三十二年前所寫的感情也一定不會一樣。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個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來寫的。《受戒》的產生，是我這樣一個八十年代的中國人的各種感情的一個總和。
二是前幾個月，因為我的老師沈從文要編他的小說集，我又一次比較集中，比較系統地讀了他的小說。我認為，他的小說，他的小說裡的人物，特別是他筆下的那些農村的少女，三三、夭夭、翠翠，是推動我產生小英子這樣一個形象的一種很潛在的因素。這一點，是我後來才意識到的。在寫作過程中，一點也沒有察覺，大概是有關係的。我是沈先生的學生。我曾問過自己：這篇小說像什麼？我覺得，有點像《邊城》。
三是受了百花齊放的氣候的感召。
試想一想：不用說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會寫出這樣一篇東西麼？寫出了，會有地方發表麼？發表了，會有人沒有顧慮地表示他喜歡這篇作品麼？都不可能的。那麼，我就覺得，我們的文藝的情況真是好了，人們的思想比前一陣解放得多了。百花齊放，蔚然成風，使人感到溫暖。雖然風的形成是曲曲折折的（這種曲折的過程我不大瞭解），也許還會乍暖還寒？但是我想不會。我為此，為我們這個國家，感到高興。
這篇小說寫的是什麼？我在大體上有了一個設想之後，曾和個別同志談過。“你為什麼要寫這樣一篇東西呢？”當時我沒有回答，只是帶著一點激動說：“我要寫!我一定要把它寫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詩意！”寫成後，我說：“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
人們都說，文藝有三種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和認識作用。是的。我承認有的作品有更深刻或更明顯的教育意義。但是我希望不要把美感作用和教育作用截然分開甚至對立起來，不要把教育作用看得太狹窄（我歷來不贊成單純娛樂性的文藝這種提法），那樣就會導致題材的單調。美感作用同時也是一種教育作用。美育嘛。這兩年重提美育，我認為是很有必要的。這是醫治民族的創傷，提高青年品德的一個很重要的措施。我們的青年應該生活得更充實，更優美，更高尚。我甚至相信，一個真正能欣賞齊白石和柴科夫斯基的青年，不大會成為一個打砸搶分子。
我的作品的內在的情緒是歡樂的。我們有過各種創傷，但是我們今天應該快樂。一個作家，有責任給予人們一份快樂，尤其是今天（請不要誤會，我並不反對寫悲慘的故事）。我在寫出這個作品之後，原本也是有顧慮的。我說過：發表這樣的作品是需要勇氣的。但是我到底還是拿出來了，我還有一點自信。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對於生活的信心的，這至少是我的希望。
也許會適得其反。
我們當然是需要有戰鬥性的，描寫具有豐富的人性的現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銳地揭示社會的病痛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悲壯、宏偉的作品。悲劇總要比喜劇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為主流。
我從來沒有說過關於自己作品的話。一個不長的短篇，也沒有多少可說的話。《小說選刊》的編者要我寫幾句關於《受戒》的話，我就寫了這樣一些。寫得不短，而且那樣的直率，大概我的性格在變。
很多人的性格都在變。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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