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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1. 正是因為有了SARS 的教訓，中國社會的反應才會如此敏感、甚至“過激”。而很多國家則已經失去了有關烈性傳染病的可怕記憶
2. 公共衛生機構卻不能僅靠個人經驗甚至只是猜想來運作，中國竭盡全力奮戰的一個月，大部分國家都用在了幸災樂禍、隔岸觀火和內部扯皮上
3. 東亞嚴格管控、新加坡刑警補救、伊朗為了經濟放棄治療，各國疫情何時得到控制取決於各國採用怎樣的防疫模式
休整了5天，現在重新為大家解讀劇烈爆炸中的全球疫情形勢。
當時（17日）全球的感染人數只是剛剛超過中國的8.1萬人，達到9.2萬人。
5天之後，全球確診人數已經以平均每天2.7萬人的速度，猛增到近23萬人，是中國的近3倍了。
而全球增速仍在不斷加速上升，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式的全球大災難正在加速蔓延。全球已有186個國家（地區）出現確診。
剩下的只有因為太窮、太過偏遠少有人問津或者是無力檢測的少數窮國了。就連遊戲《瘟疫公司》裡最難感染的最終boss——格陵蘭島，也已經出現了感染病例。
在這個全球化時代，跨國航班帶來的人口流動速率，已經遠遠超出了遊戲製作人的想象。
面對不斷暴漲的全球尤其是歐美國家感染人數，不斷暴跌的資本市場，大家自然都會想知道，這場大疫情何時才能結束？
首先，各國的疫情何時才能得到控制？這取決於各國採用怎樣的防疫模式。
而實施何種防疫模式，主要取決於各國對疫情的認知、國家能力特別是醫療系統能力、社會體制及文化等三個方面。
人的基本認知模式
人在認知一個新鮮事物時，一般都需要另一個熟悉的已知參照物。
美國人特別熟悉 flu 這個概念，因為美國疾控中心年復一年的大力宣傳流感疫苗，反覆播報本年度 flu 疫情已經造成的住院、病亡。
相反，美國人對 SARS 相當不瞭解，畢竟只是17年前地球另外一邊短暫爆發過的疫情。美國人聽到 SARS 、新冠，跟中國人聽到馬爾堡病毒的感覺是一樣的——那就是完全無感。
（馬爾堡病毒是埃博拉的“堂兄弟”，1967年首次在西德馬爾堡醫學實驗室爆發，31人中7人死亡。事後發現病毒來源是小兒麻痺症疫苗研發公司從非洲烏干達進口的實驗用猴子。）
所以美國人、也包括歐洲人心理上自然就習慣對標 flu 。
因為歐洲也在反覆宣傳流感。2017-2018年的嚴重流感季，德國測算的病亡人數約為25000人。
而中國人則對流感一直有很深的誤解，總覺得流感就是正在流行的感冒。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每年冬季都有流感疫情，流感也會死人。所以也就完全不會去參照流感。
17年前的 SARS 疫情，已經決定了中國人在心理上對標的參照物，就必然直接是 SARS 。何況新冠病毒和 SARS 的確都是冠狀病毒，基因相似率也高。
另外，已經“隱沒江湖”多年的鐘南山院士，在1月20日突然出現，宣佈20天來一直被淡化處理的新冠病毒，具有人傳人的特性，更是給了民眾一種危機重來的明確信號。
隨後，隨著武漢23日封城，管控強度驟然升級，超過了2003年；所有人都能強烈意識到：大疫情又重來了。
於是相當一部分武漢市民，恐慌與焦慮也隨之驟然升級，不管有沒有發熱現象，都湧向醫院要求給自己查病毒，這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院內交叉感染。
（實際上約有一半隻是流感和感冒，甚至什麼都沒有。所幸由於都已戴上口罩，這一輪造成的傳播，相比之前的潛伏傳播和此後的家庭內傳播，規模還是要小一些）。
中國人有 SARS 疫情的體驗和記憶，其他國家沒有，這就造成了反應意識的一個根本區別。
正是因為有了SARS 的教訓，中國社會的反應才會如此敏感、甚至“過激”。而很多國家則已經失去了有關烈性傳染病的可怕記憶。
各國公共衛生機構的失職
普通公眾可以有不同的、自發認知病毒的樸素模式。畢竟在良好醫療條件下，這確實就是嚴重版的流感，大多數身體健康的人實際上都是自愈，而且重症患者也是靠醫學維持撐過去的。
但是，公共衛生機構卻不能僅靠個人經驗甚至只是猜想來運作。
在中國這樣一個世界大國舉國進入戰時狀態的同時，其他國家的政府、疾控部門卻都和本國國民一樣，鶯歌燕舞、歡歌笑語。彷彿這件事不在地球上，與本國全然無關。
這裡，只需舉一個例子，就能明白各國對此漠然到了何等程度：
北京時間3月12日凌晨，世界衛生組織宣佈：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已經構成一次全球性“大流行”。
當天下午3點，中國國家衛健委國際合作司、中國疾控中心，應邀為58個國家的駐華使館代表舉辦了一場經驗分享會。
在會議現場，也包括先前的電話溝通環節，各國駐華代表的提問聚焦在這些方面：
中國疫情得到控制了嗎？中國為什麼要求公眾戴口罩前往公共場所？病例確診的標準是什麼？請告知整個療程中的綜合用藥建議……
可以看出，這些駐華代表，雖然自己就身處北京，雖然中國疫情已經拉響了50天，他們對疫情的認知，仍處在矇昧階段，簡直令人髮指。
各國外交代表現場掃描二維碼，第一次下載中方提供的、已經完善到第七版的公開《診療方案》（英文版）
很明顯，舉國抗疫是一個多月以來中國社會壓倒性的主題，中國媒體、政府官方網站連篇累牘地介紹疫情、總結經驗，而且這些外交官自己就身處北京、可以親見中國舉國高度戒備的狀態。
但這些拿著高薪生活在中國的外交官，就像生活在真空裡一樣不聞不問，對於駐在國如此重大的事態漠不關心，乃至全然無知，已經完全喪失了駐外使館的一個基本職能。
身處中國、親身得見的外交官都如此，身處本國的後方官僚機構就更不用說了。
畢竟，普通民眾對公共事件嚴重性的認知，都還是建立在國家的一系列動作、相關機構專家的表態、媒體的傳播報道之上的。
看看其他國家目前的狀況，很顯然，中國竭盡全力奮戰的一個月，大部分國家都用在了幸災樂禍、隔岸觀火和內部扯皮上。
愚蠢、傲慢、短視的人類
今天看起來網絡通達萬里，但人的觀念很大程度還是被個人經驗與集體動作所塑造的。
因此，世界各國政府與國民，面對新冠病毒，幾乎都有麻痺大意甚至自我欺騙的特點。各國主要的錯覺有：
病例還不多，就算幾百個了，重症病人也不多，醫療系統完全有能力應對。我們國家的醫療系統很強大。
這是發生在中國的傳染病，與我們無關。病毒還在東方，哪那麼容易傳過來？這只是嚴重版流感，我們能輕鬆應付。等等等等。
3月10日之後，全球確診人數出現暴增，遠遠超過了2月12日中國因為湖北調整診療標準出現的高峰
當然，所有的這些錯覺，還都是基於對中國疫情漠不關心、信息全然無知所致。
不被逼到牆角就不肯相信自己不喜歡的信息，這是超越體制和文化的人類共性。
如果比比最初的警惕性，那麼可以說所有國家都輸了。
然而病毒更是並不關心人類的信仰、立場、國籍、意識形態，也不接受投降。
疫情已暴發，無法掐滅在早期階段，那就只能比戰疫，比控制力。
嚴格管控的東亞模式
中國在12月30日發現指示病例，此前已經暗暗傳播一個月，湖北實際已存在104名患者。
到1月20日正式拉響了警報，此時，實際已存在6174名患者，其中1288人已位於湖北省外。
但依然在10天內控制了全國的形勢，2月20日完全控制了武漢的局勢。證明了“嚴格隔離”的效力，但大半個世界卻依然停留在傲慢和偏見裡。
韓國、伊朗、意大利，則都是2月20日左右正式拉響警報的。
韓國的手段最堅決， 2 月 24 日，韓國警方前往新天地總部“抄家”，獲取了新天地教徒名單。隨後迅速啟動對新天地教會約 21 萬信徒的病毒檢測，確診人數節節攀升。
韓國投入96個公共和私人實驗室，還實施了“得來速”式的自駕檢測站，每天檢測近2萬人，對大邱－慶尚北道的疑似者和密切接觸者，進行了大範圍檢測。
通過普遍檢測，搜尋疫情疑似者和密切接觸者，韓國在3月3日左右即實現了疫情轉折。
雖然目前在首爾等養老院還有零星爆發，但總體上屬於可控範圍，進入了歷時較長的疫情衰退階段。
當然，這也與韓國醫療資源充裕，有過2015年應對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的經驗有關。
韓國現在的動態病亡率是1.1%，共病亡105人（90% 以上為 60 歲以上老人），符合醫療資源充足下的合理範圍。
不管怎樣，韓國在中國之外樹立了又一個嚴密防控、扭轉疫情的樣板。
新加坡的秘訣：刑警補救
這裡要專門談一下另一個亞洲國家新加坡。我在2月9日、11日的疫情轉折期，曾經提出過對新加坡“佛系防控”的憂慮，這是對國際防控形勢的最早憂慮，也最早提出“武漢都頂不住，沒人能頂得住”。
因為當時新加坡的感染人數在中國之外最多，而且新增的一大半都是找不到感染來源的不明社區感染者。這顯然是已經失控的標誌。
再後來由於輿論關注點的變化轉移，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喘不過氣來的國際疫情變化之下，就再也沒有來得及談起過新加坡。
不少朋友問，新加坡怎麼最後沒爆呢？
為什麼？因為新加坡當時就偷偷改變了策略啊，轉為背地裡的嚴密防控，也就是“外鬆內緊”。
新加坡的秘密武器，就是出動了警察的刑偵力量，全力調取密佈全國的監控鏡頭，把所有的“近距離接觸者”全部找到——標準是指與感染者在兩米範圍內接觸過的人。
這個過程從醫院開始，衛生官員與病人面談，以便繪製一份詳盡的活動地圖和密切接觸者名單。繪製地圖工作十分詳細，一天24小時，精確到每分鐘，沒有空檔。
接下來，交由警方特別是刑警，逐步跟蹤感染者此前活動軌跡，依次找到近距離接觸者。
而平均找到一位互不認識的近距離接觸者，警方就要調取、觀看200小時的監控錄像。
最後，把當時不明感染者的感染路徑全部搞清楚了，避免了失控。
而到目前為止，204位本土病例，就跟蹤隔離了7544名近距離接觸者。平均每位病例隔離37人之多——比中國湖北省外的最高比例還高。
這樣的流行病學調查總工作量是極其巨大的。新加坡警隊人數將近4萬人，相當於每140人中就有一名警員，是世界上警察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
所以，新加坡得以保證一個多月既不封控又不失控的背後，是警察在背後全力跟蹤每一個感染者的成果。
新加坡把200多病患的傳播軌跡全部搞清楚了
但是，這樣龐大的工作量，一旦感染者增加，追蹤工作量指數增長，這個辦法就不可持續。
這樣的辦法，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沒法學。甚至有另一個很厲害的小國也學了，但最後失敗了。這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也是動用摩薩德的反恐追蹤系統，試圖在不干擾全社會公眾的前提下，追蹤感染者足跡。
但是，新加坡僅720平方公里，還沒有北京通州區（907平方公里）面積大。在全城市的密集區搞追蹤，並不難。
以色列實際管轄面積近2.6萬平方公里，即使扣除大面積的沙漠、農田地帶，也是由諸多城市群組成的。
所以，現在以色列的感染人數已經增長到883人。
而且，就在新加坡邊上的馬來西亞，隨著3月中旬一次1.6萬人宗教大集會造成疫情大爆發，目前已經確診1183人。
這導致馬來西亞於3月18日啟動全國行動管制，包括禁止馬來人離境及非馬來人入境，每戶家庭僅限一人出外購買食物及必需品。
這樣導致平時往來兩地的約30萬“新飄”“馬勞”們排長隊進入新加坡，也給新加坡的防疫工作帶來空前挑戰。
而除了邊上的馬來暴增，更多的輸入疫情還來自從歐美撤回的新加坡人。
昨天新加坡新增47例，境外輸入39例，剩下的8名本土病例中6例傳染源不明。
最後，新加坡也扛不住了。宣佈自24日0點開始，外國人幾乎不能入境，也不允許在新加坡轉機。也就是“封國”了。
順便說一下，馬來西亞也地處熱帶，氣溫常年在30度以上。馬來西亞的大爆發，說明了只想靠天熱就能讓病毒銷聲匿跡是不可能的。
2月19日，在伊朗議員選舉前夕，聖城庫姆首次出現2名病例並且均已病亡。說明病毒已經潛藏傳播多日。後來源頭被追溯到一位從武漢輾轉返回庫姆的伊朗商人，而此人也已病亡。
在20日完成議員選舉後，伊朗政府並沒有選擇對庫姆封城，而是採取了一些軟性的隔離措施，比如取消各地體育和文藝演出，關閉電影院、取消週五宗教聚禮等等。
德黑蘭的消毒工作
但這些軟性隔離措施效果並不明顯，冠狀病毒傳播日趨加劇。至於為何多位伊朗高官接連感染？
伊朗革命後首任衛生部長、現最高領袖醫療團隊負責人馬蘭迪醫生在接受鳳凰記者採訪時已經說明，
主要原因是伊朗擁抱和親吻臉頰的行禮方式。
如果官員拒絕這種問候，會被民眾認為是驕傲的人，看不起民眾。
由於伊朗的“軟性”隔離以及民眾的生活方式，雖然到3月8日出現了新增人數高峰，但此後的下降趨勢不明顯，近日來始終維持著每日約1000人的新增規模。
為什麼？因為魯哈尼政府還想保經濟，不想搞嚴格的、“全國暫停”式的封城。
3月13日，統領正規軍和革命衛隊的伊朗武裝力量總司令巴蓋裡少將曾經向媒體宣佈，軍方準備動員正規軍、革命衛隊和內政部的武裝力量“在全國範圍24小時內清空街道、商場和城市間的高速公路”、“10天內排查出所有病患”，並暗示採取強力手段阻斷城市間民眾的不必要往來。
伊朗抗疫指揮部會議，出席的總統魯哈尼（中）和武裝力量總司令巴蓋裡少將（右）
據伊朗大學生民意調查中心公佈的數據，巴蓋裡代表軍方宣佈封城隔離計劃後，89%的民眾支持。因為這符合“以短期痛苦換來長期快樂”的辦法。
但到了15日，魯哈尼直接聲稱“我們的詞典裡沒有封城這個詞”，還嚴禁地方省市擅自宣佈隔離，要求生活一切照舊。
此外，原本防止人員聚集傳播疫病的錯峰上下班制也被魯哈尼取消，即便疫情再嚴重，所有政府部門公務員必須按時上下班。
在魯哈尼宣佈不隔離的當天和次日（15、16日），衛生部副部長和呼吸科專家分別在國家電視臺節目中聲稱“預計在疫情結束前伊朗將有55%-70%人口感染冠狀病毒”。
而後建議“讓伊朗民眾根據自身健康狀況分3-4批感染病毒建立群體免疫”，直接從借鑑中國經驗改為英國的躺平投降方案。
就連原本可作為加速封閉隔離契機的“諾魯孜節”，伊朗也完全沒有利用。
諾魯孜節就是春分，也是伊朗新年，相當於中國的春節。從科索沃到中國新疆，西亞、中亞的很多民眾都過這個節日。
3月17日晚的德黑蘭大市場，戴口罩的人很少
可想而知，這一向是伊朗一年來人員流動最密集的時節，返鄉探親和出門旅行的人佔據大多數。按規定放假4天。
但是，伊朗政府把這次重要節點也放棄了。節日照過！（再想兩個月前我們全民隔離的特殊春節？）
確診病例已經近5000人的德黑蘭，浩浩蕩蕩的出城大軍開著小汽車回鄉過年。德黑蘭到外省的高速公路上大堵車。
好吧……
至於伊朗衛生部宣稱的“已經完成3160萬民眾疫情排查工作”，那只是做了一個統計網站，讓民眾自願上去填報，其餘的打電話調查而已。
另外，伊朗謝里夫大學近日公佈了一份針對疫情的研究報告。
報告指出，若政府和民眾充分執行防控，80%的人自我隔離，最好的狀況是4月初迎來疫情拐點，屆時伊朗會出現12萬感染病例、12000例死亡病例。
而若是50%的人進行自我隔離，拐點將在4月底到來，屆時將會有30萬確診病例和11萬死亡病例。
這份報告同時警告，若民眾不遵守防疫要求，最壞的可能性是5月下旬迎來拐點，預計伊朗將會有400萬人（全國人口5%）感染，35萬人死亡。
但實際上，根據留在德黑蘭的中國人觀察，真正進行自我隔離的人，連20%都不到。
另外還需要提醒的是，伊朗全國到2018年一共才13萬張（準確說是12.96萬張）床位，在2019年宣佈新增了8100張，算是近14萬張，根本承受不了數百萬人感染的局面。
現在伊朗實際人口超過8300萬人，每10萬人床位只有166張，不到韓國的1/5。醫生約120人、護士約370人，合計約490人（全國總數約40萬）。
而現在僅德黑蘭的每10萬人確診病例就超過了56人，醫療系統已經處於嚴重超載狀態。
伊朗雖然聲稱已有7635人治癒，比例高達1/3。但目前的動態病亡率也達到7.8%，總數1685人。
而伊朗明顯不是一個老齡化社會，一大半的人口生於革命之後，65歲以上人口僅佔5%，說明醫療系統已經被擊穿。
諾魯孜節期間的德黑蘭街頭
當然，在伊朗新冠確診突破2萬之後，魯哈尼終於在諾魯孜節假期裡宣佈，未來15天非必要情況禁止外出。
但是，在已經確診2萬的基數之上，這個決定已經來得有點太晚了。等諾魯孜節假期過完，各地的病例又會增長一波。
對於如此緊缺的伊朗醫療資源，已經執行了一個月的無為防控，諾魯孜節的德黑蘭大出城，也只能祝福伊朗人民了。
今年以來的全球疫情，讓人越來越能理解這句《三體》名言：弱小和無知不是人類生存的障礙，傲慢才是。
當然，更多的人還是關心其他重災區歐美。歐洲尤其意大利、西班牙何時到拐點？美國的高峰何時到來？德國法國英國呢？
這是複雜得多的問題，我們明天開始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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