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
孟子提出的王道精神，是中國政治哲學的一個大原則。自孟子提出這個觀念以後，中國曆代的政治思想均以此作為政治的大原則。
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以權勢及武力為手段，而又假借仁義為口號的，這種政治就是“霸道”。中國歷史自堯、舜、禹三代以後，政治路線變了，所行的差不多都是霸道。而行霸道的先決條件，必須自己先能為一個大國，也就是說國家本身的軍事力量要強大，經濟力量要雄厚，人民要眾多，領土要廣闊，等等。必須先具備這些厚實的國力，霸道才能行得通，所以孔子、孟子都認為，自周朝以來，王道就開始逐漸衰微了。
孔子在《禮記》的《禮運篇》中，說到人類文化衰微的演變，就感嘆後世已失去了王道。世界大同思想體現於《禮運篇》中的一段，描寫王道政治普遍實施以後理想的社會狀況。他說，中國在上古時候的人類社會，就是這種大同世界的“太平”盛世；等而下之，王道的精神變了，王道的政治也沒有了，但還可以致“昇平”的社會；再等而下之，便是衰亂之世了。
而孟子在這裡，就更加強調失去大同世界理想、失去王道精神以後的政治，都只是假借仁義的“霸道”而已。但是他為霸業下了一個定義——霸業必須具備一個強大的力量來行使治權。然而，縱使是一個具有強大力量的政權，要想圖強稱霸，還是要假借仁義之名，利用仁義做它的號召。換言之，霸道的政權、霸道的君主、霸道的大國，如果不借仁義為名，還是不行，不能成為霸。歷史上這類事例很多，一定要兩者摻和來用，雖然有政權、有實力，但也還要藉助仁義這塊招牌。
例如十九世紀以後，西方政治思想所標榜的“自由民主”，表面聽上去無可厚非，其實真正的“自由民主”也就是中國傳統所講的做到“王道”精神的一個渠道。可是直到現在為止，全世界的國家民族中哪個真正做到了“自由民主”呢？即使有，也不過是假借自由民主之名而行霸權之實，不也正是孟子所說的“以力假仁者霸”嗎？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孟子再為王道下一個定義，“以德行仁者王”，以最高的道德政治為中心來施行仁政，就是“王道”。而以道德為基礎的仁政，則不在乎土地是否廣大，人民是否眾多，武力是否強大，經濟是否雄厚等問題了。他並且舉出歷史的例子作說明。這裡要注意，引申孟子的思想，姑且裁定堯、舜、禹三代是上古最純粹的、不著意的、本然而行的王道。他在這裡所舉的，是後世所稱道的弔民伐罪——有所為而為的王道的代表。然而這一典型，也往往被後世假借而利用。
他說，像商湯開始起來的時候，領土只有七十里；而周文王在開始建國的時候，領土也不過百里而已。幅員如此之小，他們卻能夠實行仁政，因為他們實行之初並不是企圖擴大領土，成為大國，也沒有其他的野心。那是以一個道德的政治思想做原動力，所以不需要假借一個大國的力量去行使仁政。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
孟子更進一步引申王道精神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後世的霸道以權力、武力去征服別人、懾服別人，而在表面上被征服、懾服的那些人，內心並沒有真正地被降伏或佩服這種征服者。實際上，只是因為自己力量不及，無法對抗，只好投降，作出服從的表示而已。
做人也是同樣的道理，假如你比別人狠，比別人能幹，比別人有錢有勢，別人只有聽你的，只好對你好了。譬如說你是一個有錢的老闆，你公司裡的職員因為要向你領薪水，只好聽你的，但是他心裡不服你，也不一定佩服你。
【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孟子又提出另一面：“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凡是以道德來服人的，是使別人內心高興、心甘情願去服從他，這就是王道。像孔子，只是一個平民老百姓，既無財又無勢，什麼都沒有，自己還一度落魄到沒有飯吃。可是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賢人，這些忠誠耿耿的學生，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跟著這位老師，連餓飯的時候都跟著老師一起餓飯。因為孔子的修養、道德使他們衷心地敬仰，故而服從他，這就是以德服人的道德精神。
孔子也因此成為“素王”。這個“素王”是非常崇高的尊稱，也就是千秋萬世的王，等於佛教尊稱釋迦牟尼佛為“空王”一樣。空王的含義則更為豁達，什麼都不要，他並不是想坐大殿裡垂目而稱王。你來燒香也是如此。所以空王、素王，都是一樣的極端高明。
孟子這一段畫龍點睛就在“七十子之服孔子也”這一句，點出孔子“以德服人”而成就千秋素王之業。素王不是爭取一時的功名富貴，不是要富有四海或保有天下的一代王業。換句話說，真正的王道德業有兩種，一種是實際的行為，見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表達的，如堯、舜、禹、湯、文、武；另一種便如孔子一樣地有素王之尊，永垂萬古。我們拿西方文化的名詞來說，這是精神文化的王國，永遠屬於孔子的天下。
——整理自《孟子與公孫丑》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說，以無事而取天下是最高的道德，就是做事業也要以之為最高道德標準。這也就是最高的政治哲學，也是最高的謀略。
中國的歷史，是講究無事取天下的，堯、舜、禹可以說是如此，禹以後商湯、文、武、周公、孔子，歷代的聖王，差不多都是如此。說到孔子，雖然他沒有取天下，不過他取了另一個天下，就是空的天下，所以被稱為素王。素王是沒有土地的皇帝，換言之，他是文化王國的帝王，在文化王國中，他號令數千年，甚至可以號令萬代。這樣取天下，是歷史上取天下的標準，也就是以無事來取天下。
“無事”就是隻要求自己行為的功德成就，道德的成就；不是以謀略，不是以手段，不是以有為的功業來取天下。所要求的，僅是自己內在的聖人之道。雖眾望之所歸，那是餘事，不是本事；本事就是本分的事，就是學道，學習如何完成一個聖人之道。
所謂學道，學聖人之道，當然不是我們現在打坐的修道；打坐修道是修道的一種而已。而修聖人之道，則是道德行為內外的成就。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以力量功業打下來的天下，是有事取得的天下。所以，秦漢以後的中國歷史而言，都是有事取天下。因此，我們在歷史哲學上，可以用兩個觀點來看，三代以上所謂的公天下，是以道德治天下，不是以戰功取天下。秦漢以後必須有功在人間，尤其是戰功，這也就是以武功取天下的。所以，秦漢以後取天下，就是老子所講的有事取天下。
有事取得了天下，也是成功，當時也有了天下，但是老子為什麼又說這樣是“不足以取天下”呢？這就是我們中國歷史哲學的特點，正如孟子所提過的“以德服人者王，以力假人者霸”。到秦漢以後，以戰功而統一國家天下的，都不是以德取人，表面上以王道做號召，實際上是霸道。“以力假人者霸”，就是以戰功使人不能不服從。老子所講的道理，加以引申，提出一個王道，就是道德政治的哲學，也就是政治道德。
——整理自《老子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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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句古話，“以德服人者王，以力假仁者霸”。簡簡單單十二個字，就把中國歷史文化“王道”和“霸道”的界別說得一清二楚了。假定三代以上，在唐堯、虞舜時代的政治。是“以德服人”的“王道”。三代以下，尤其在東周以後，都是“以力假仁”的“霸道”治權。在古漢語中的“假”字，不完全當作真假的假，假當作“借”字用。所謂“以力假仁”的意思，是說，雖然都是用權力來統治，但也必須借重仁義之道來作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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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一再強調“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的“明德”之教，是闡揚文治與武功的政治行為。雖然從表面看來，只有現實的利害關係，並無絕對的是非、善惡的標準，但其中始終有一個不可逃避的無形原則，那便是循環反覆的因果定律，正如《易經》泰卦爻辭所說的“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的道理。“為政’果然如此，做人做事，何嘗不是如此。這也就是曾子所說“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道理。
我們現在提出的歷史事實，只在證明真正“誠意”、“正心”為“治國、平天下”，能夠“以德服人者王”的並不易得。大多數都是“以力假仁者霸”的存心和行為，以及他們的開場和結果。然後反觀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國家，為什麼有如此的曲折？究竟自我要在哪一種文化，哪一種“政治哲學”的意識文明上，才能做到萬古千秋、國泰民安呢？實在值得深長思量啊！難道過去我們幾千年來的先人，都是笨蛋，都不及二十世紀的人聰明睿智嗎？那麼我們的“基因”，根本就有問題囉？是嗎？
上古之時，用“道”、“德”來理天下，戰國以後，歷代帝王以“霸”和“術”來治天下或爭天下。所謂“霸”就是武力和權威，而“術”就是方法、手段。如果以“明明德”、“親民”為出發點，那就可以成為歷史上的“民君”了，正如西方馬丁·路德所說的，不擇手段，以達到最高道德目的。但說起來簡單，古往今來，做到的又有幾人呢？所以玩弄手段、自欺欺人畢竟是很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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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了解，在這個世界上的東、西文化不同的各個國家民族之間，早在公元以前，就能接納外族歸附移民，不記宿仇，沒有種族歧視的成見，除了中華民族，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了。
因為中國文化，本來有“王道治天下”的傳統，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仁義精神，才能做到。也可以說，中華民族的“華夏”文化，早已在公元以前，就實行了人類大同的理念，早已泯除種族歧視的狹隘胸襟。例如在這以後的唐末五代，以及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國的歷史事實，都是具有這種精神的作用。就以歷史的事實為證明，中華民族從來不肯侵略他人，不是以強權當公理的民族，只有“忍辱謙讓”，化解其他民族的非禮侵凌，加以感化而融歸於整體“人道”之中。所以在公元六世紀初，南朝梁武帝的時代，印度佛教的禪宗達摩祖師，決定要“東渡”中國傳法。別人問他為什麼一定要去中國，他說：“震旦有大乘氣象。”換言之，所謂“大乘氣象”，就正如佛說的“娑婆”世界中的中國，確然具有慈悲（仁義）的精神。“娑婆”是梵音，它的意義，是說“難忍能忍”的“堪忍”的精神。
——整理自《原本大學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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