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5日23點23分，南仁東先生因病逝世，享年72歲。回首一生，他的“身份”似乎很多，是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FAST工程的總工程師兼首席科學家，是為“獨一無二”的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奔走的“推銷員”，是“中國天眼”建設施工現場的“戰術型老工人”不過兜兜轉轉，他只為了一件事，卻也是件轟動世界的大事——打造“中國天眼”。
“我特別不希望別人記住我。”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行了，我就躲得遠遠的，不讓你們看見我。”
……
南仁東最不願做的事就是給人添麻煩，所以即便在生命彌留之際，他還盤算著如何“潦草”地處理自己的身後事。“遵其遺願，喪事從簡，不舉行追悼儀式。”訃告中簡短的16個字，便是最好的證明。
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項目
2017年10月10日，中科院國家天文臺舉辦了FAST首批成果新聞發佈會，公佈了我國射電望遠鏡首次發現的新脈衝星。FAST作為國之重器的大科學裝置，前期已探測到數10個優質脈衝星候選體，現有兩顆分別距離地球約4100光年和1.6萬光年的脈衝星已獲得國際認證。
FAST，誕生於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喀斯特窪坑，是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它頭頂“世界最大單口徑、最靈敏”射電望遠鏡的光環，別號“中國天眼”。突破射電望遠鏡百米極限這件事，令它有可能窺測到星際之間的互動信息，實現對暗物質、中性氫、黑洞的信息觀測，進而推動人類深入探索宇宙起源、演化。
這次新脈衝星的發現是FAST“睜眼”後的首秀，而此時距“天眼之父”南仁東病逝尚不足1個月。
兩年前，年值古稀的南仁東，被查出已罹患肺癌。即便心繫大窩凼那口未曾睜眼的“大鍋”，他卻不得不擱置工作，接受手術，隨家人搬到一個郊區的小院靜養。養花、遛狗、閒田散步自此成為他生活的全部。
國家天文臺研究員蘇彥是南仁東的學生，他去看望老師的時候，免不了寬慰幾句。“老師也算終於可以過上清閒日子了”，一向健談的南仁東聽著這話沒了聲響，半晌才嘟囔出一句：“像坐牢一樣。”
雖自嘲是“苦行僧”，但熟悉南仁東的人知道，他一貫是閒不住的，否則也不會折騰出“中國天眼”。
1993年，日本東京召開了國際無線電科學聯盟大會。會上提出，在全球電波環境繼續惡化之前，理應建造新一代射電望遠鏡，接收更多來自外太空的訊息。當時的南仁東，正在日本國立天文臺擔任客座教授，自然也聽到了不少風聲。尋找外星生命，接收宇宙訊息？這樣大膽的想法，放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未免有些令人難以置信。但南仁東不覺得，他如同著了魔似的，不僅有想法，還說幹就幹。
蒐集國際上最新的研究動態，瞭解相關前沿的發展狀況，在有了初步的認識後，他一拍桌子，當即決定“撂挑子”回國。從享有世界級別科研和薪資待遇的日本國立天文臺，轉向國內起步時間尚短、“一窮二白”的科研院所，落差還是有的，但再大的落差，也抵不過南仁東那時想要大幹一場的決心。
那時，整個中國境內最大的射電望遠鏡口徑不足30米，而“中國天眼”瞄準的口徑是500米。這要比美國探測宇宙的“鳳凰”計劃胃口大得多。從30米到500米的跨越，不僅僅是數字的概念，即便常人不能理解其中的構造原理，但不妨礙他們驚呼著“不可能”“簡直天方夜譚”。然而，這並不會妨礙到什麼，至少不會影響到南仁東想要打造世界上“獨一無二”項目的計劃。
1994年，南仁東在經過大量的研究調查後，將《大射電望遠鏡(LT)國際合作計劃建議書》擺上檯面，而隨即面臨的是工程建設的選址問題。這一選就是13個年頭。
幾千個日夜，數百個大小窪地，南仁東將腳步踏遍了整個中國西南地區。
當第一次聽說，貴州省的喀斯特山區，地形複雜、天然形成的窪坑眾多時，南仁東坐不住了。他帶著300多幅衛星遙感圖，毫不猶豫地跳上了一路向西的火車。從北京到貴州，50多個小時，伴隨著火車轟鳴起伏的，還有南仁東胸膛的一顆心，期待、緊張，摻雜著凝重的思慮。這趟西行會不會有合適的窪地？山區地質多變，會不會到頭來又是徒勞？
如果說會困溺於瞻前顧後的躊躇，那麼最開始也便不會出現他馬不停蹄地趕回國內的那一幕。南仁東帶領著他的考察團隊，穿行在亂石、山坳之間，地形地貌、工程地質、水文地質哪一樣的考察都馬虎不得。那會兒，他們常常走在荒山野嶺裡，連條正經小路都找不到，每天最多走一兩個窪坑，晚上返回縣城，白天再繼續跋涉。
爬山下坳，穿灌木叢，過碎石坑，久而久之，南仁東在風吹日曬中變得黝黑，和他的小分隊也在周邊縣裡出了名。人們七嘴八舌地議論，他們說“大山裡發現了外星人”，他們說“大山裡來了群外星人”。
時任貴州平塘縣副縣長王佐培，是當時負責望遠鏡選址的聯絡人。他回憶說：“南老的眼睛裡充滿興奮，像發現了新大陸。”面對七八十度的陡壁，時不時爆發的山洪、泥石流，這位天文學家所表現的鎮定，又實在超出了王佐培以往的認知。
位於貴州平塘縣的大窩凼被選定作為FSAT建設選址的這天，與往常並沒有什麼不同。若一定要說出些不一樣，那便是自那天起，南仁東再不用反覆地數據對比、地形篩選。那些走破的鞋子、磨爛的衣服似乎也能明白了它們的價值。
“我們選到了一個地球上獨一無二的、最適合建設FAST的臺址。”南仁東的聲音透著嘶啞。但頓挫有力的每一個字都昭示著，這位科研人在歷經了一步步度量後的底氣。
最懂“天眼”的人
工程建設談何容易，最難闖的關，從來不只有選址。
如果說工程建造是最難邁的坎，那麼設計和預算則是這道坎上最堅硬的釘子。且不說“天眼”涉及的領域範圍之廣，天文學、電子學、測量與控制、機械、岩土單單擺在眼前的運輸難題就足夠南仁東頭疼的。偏遠山區沒有一條像樣的路，勘測時期尚可人為地走出一條，但要把一件件笨重的器物運送過去，想來也並不簡單。
所以，在完成了初期探測，大部分工程人員總算可以喘口氣，返回原有的工作單位，南仁東不休息，他緊接著做起了“推銷員”。再一次跳上火車，他真成了“孤軍作戰”。從哈爾濱工業大學趕到同濟大學，從同濟大學前往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靠著一雙腿、一張嘴，他穿梭在各大高校、技術單位之中。功夫從不辜負苦心人，最讓南仁東欣慰的莫過於，在最終FAST的立項申請書上，20多家合作科研單位，整齊劃一地排列開來。
2007年7月，FAST作為“十一五”重大科學裝置正式被國家批准立項；2008年，國家發改委批覆了FAST的可行性研究報告；2009年，中國科學院和貴州省人民政府聯合批覆了FAST項目初步設計及概算
2009年6月，在貴州市平塘縣克度鎮綠水村然路組大窩凼，居住在這裡68年的楊朝禮老人，正在隨寨子裡的人往外搬。而在同一時間，南仁東也正忙著為“天眼”建設做著最後的準備。這次，他的推銷工作走向了世界。他說：“我要拍全世界的馬屁，讓全世界都來支持我們。”國內國外，大會小會，他想方設法地參與，逢人就推銷項目。他要的是品牌效應，要為“中國天眼”打造聲勢，要謀求國際頂尖的合作支持。那段時間，與其問他都去過了哪些國家，倒不如問他還有哪些國家沒去過。
幾年間，FAST項目在南仁東的逐日奔波中漸漸有了名氣。
“與號稱‘地面最大機器’的德國波恩100米望遠鏡相比，它的靈敏度提高了約10倍。未來20～30年，它將會保持世界一流設備的地位。”名聲在外，而後要進行的便是實實在在的工程建設。從2011年下達開工指令起，5年半的時間，先後有150多家國內企業、20餘家科研單位、數千人的施工隊伍，相繼投入到FAST的建設當中。
從FAST的實地搭建、可行性研究，到各個關鍵技術試驗，南仁東可謂是無一缺席，極盡可能地親力親為。他不再有時間打牌、唱歌，甚至連東北人最愛的“嘮嗑”也扔了。找不到他就去施工現場，和工人們一起爬上爬下、敲敲看看，兩撇八字鬍，一條牛仔褲，頭戴一頂藍鋼盔，一準兒是他無疑了。
建造過程中，最讓南仁東寢食難安的，是“天眼”索網的疲勞問題。相較於國內現有的技術標準，“天眼”的要求提高了何止20倍。而面對國外的技術封鎖，南仁東也只能選擇硬著頭皮“自己幹”。近百次失敗、700餘個日夜，他和工程技術人員終是排除萬難，度過了一場“虛驚”。
2014年，“天眼”即將吊裝反射面單元。年近七旬的南仁東不顧他人勸阻，一定要親自上陣。要想完成試驗，需通過一個簡易裝置將人吊至6米高的試驗節點盤。高空之中無落腳處，全程手動操作，甚至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跌落。南仁東怎麼會不明白？然而他保持著慣有的倔強，堅持第一個上。
事實上，工程建設之初，南仁東就表現得完全不像一個天文學家。他曾和一個水窖圖紙較真兒，三下五除二地標出錯誤，讓施工方大為吃驚。天文學家居然還懂土建？為此，有人專門給南仁東送了頂“天才”的帽子，他敬謝不敏。“你以為我是天生什麼都懂嗎？其實我每天都在學。”為了保證“天眼”建設不出絲毫紕漏，70多歲的他會埋首學習一個月，只為將晦澀難懂的岩土工程學摸個透徹。工程建到哪裡就學到哪裡，對於“天眼”，他似乎總有用不完的勁頭。
每一張圖紙都要仔細核查、反覆計算，他甚至會連續不眠不休地盯著編程記錄，就一個細枝末節和工程人員討論至凌晨。很長一段時間，“天眼”建設的每一項工作之於南仁東，都無不重要。而他自己的身體狀況，卻成了最無關緊要的小事兒。
“天眼”落成啟動前，南仁東已罹患肺癌。2016年，“天眼”終於要“睜眼”了，他說他要去貴州。沒人攔著他，也攔不住他，誰都知道這是他一輩子只此一次、最放不下的執著。他拄著柺杖、拖著病軀來到了大窩凼，完成了和“天眼”的首次、也是最後一次對視。
“20多年來他只做這一件事。”當南仁東病逝消息傳來，國家天文臺臺長嚴俊把自己關在屋裡哭了一場：“天眼”項目就像為南仁東而生，也燃燒了他最後20多年的人生。
真性情且把疏狂安放
點開搜索引擎，輸入“南仁東”，無論是成就榮譽還是承擔項目，裡面的字數都是寥寥無幾。他似乎是把一生唯一的高調，獻給了短短一行字：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項目建設。
“中國天眼”是他最耀眼的榮光，卻也冥冥之中讓人忽視了南仁東這個人。
1945年，生於吉林遼源，南仁東歷經了一場浩蕩的“文革”鉅變，仍以高考平均98.6分（百分制）的成績摘得吉林省理科狀元。他在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待了4年，在通化市無線電廠幹了10年。在他看來，基層前線是磨礪自身再好不過的實踐場所。在工廠開模具，他學會了衝壓、鈑金、熱處理、電鍍等“粗活”；鑽研理論技術，跟著老工人野外作業，土地建設、水利工程等“重活”，他甘之如飴。除此之外，他還表現出卓越的指揮能力，甚至帶領著工廠的技術員與吉林大學合作，生產出我國第一代電子計算器。
仰望蒼穹，於南仁東，未知的神秘似是有著無法言說的魅力。當改革的春風吹拂華夏大地時，他正在中國科學院攻讀碩博學位，研究著宇宙星辰背後的奧秘。隨後，赴荷蘭、遊日本，他參與了10國大射電望遠鏡計劃，使用國際甚長基線網對活動星系核進行系統觀測研究，首次在國際上應用VLBI“快照”模式，取得豐富的天體物理成果
但在弟弟南仁剛眼裡，哥哥最令他稱道的可不止這些。南仁剛說：“他鮮少和我們提工作的事。”況且終日東奔西走，本就使他和家人聚少離多，難得坐在一起，談工作、講壓力，這是南仁東不願意的。說起來，南仁剛最為熟知的還是哥哥的繪畫造詣。他說，哥哥自小興趣愛好廣泛，門門功課都拔尖兒，精湛的繪畫技藝頗使他引以為傲。“1990年，在日本國立天文臺擔任客座教授期間，他曾用業餘時間創作了一幅《富士山》油畫，那副畫至今被懸掛在天文臺的大廳之中。”
國家天文臺研究員陳學雷，也提到了老師的繪畫趣事。20多年前，南仁東遠赴荷蘭訪問，坐的是火車。橫穿西伯利亞，經蘇聯、東歐等國家，第一次走出國門的他，萬萬沒有料想到旅途還未過半，盤纏就見底了。好在還有一技之長傍身，南仁東把身上最後剩餘的一點兒錢買了紙和筆，然後在路邊就地擺攤，給人家畫起了素描人像。靠著“賣藝”，他小掙了一筆，也得以順利到達荷蘭。
南仁東身上有種“毒”，但凡和他接觸過的人都深有體會。
他不在乎稱謂，不論長幼，經常讓大家喊他“老南”。他平時非常注意衣著，也對可樂愛不釋手。用FAST工程饋源支撐系統副總工潘高峰的話說，他是一個“經常往西裝口袋裡裝餅乾，而又忘記拿出來的隨性老頭兒”。他會爬遍大窩凼周圍所有的大小山頭，饒有興致地跟學生們介紹，“這裡原來有口水井”“那邊原先種著幾棵矮脖兒樹”說話間，生怕遺漏下一處。
他從不板正地訓導學生，但FAST工程饋源支撐系統高工楊清閣說：“他行勝於言。”
第一次去大窩凼，南仁東爬到埡口的時候，見到了一群剛放學的孩子。孩子們嘰嘰喳喳、笑容滿面，但周遭的寒冷和單薄的衣衫還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當時沒說什麼，只是在回到北京的時候，馬上給縣上幹部張智勇去了一封信。信封裡裝著500元錢和幾句囑託，而後幾年，這樣的信件還有很多封。
第二次去工地，南仁東隨身多了個大箱子。當天晚上，他叫上“天眼”的工程師雷政，一起把箱子抬到了工人宿舍。打開箱子，有T恤、休閒褲，還有鞋子。“這是我跟老伴去市場挑的，很便宜，大夥別嫌棄”他的心思是極細的，早先扎到工人堆裡閒話家常，打聽了現場每個人的尺碼。他的記憶力是極好的，幾乎知道每個工人的名字、工種、收入情況，還會知道一些他們家裡的瑣事。
南仁東曾經對他的孩子說：“我特別不希望別人記住我。”但歲月淘沙，有些人註定會被銘記。記得他一輩子都在“拒絕平庸”，記得他還不曾飄遠的聲音：“美麗的宇宙，以它的神秘和絢麗召喚我們，踏過平庸，進入到無垠的廣袤。”
摘自科學中國人
閱讀更多 科學之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