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華納兄弟帶來好消息！第一部“哈利·波特”系列電影：《哈利·波特與魔法石》將在中國內地大規模重映！據悉，此次重映為4K修復/3D版。
而就在昨晚，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已經率先曝光一批院線重映影片名單，分別是《中國合夥人》《狼圖騰》《戰狼2》《流浪地球》和《何以為家》。與五部影片出品方協商後，中影決定採取公益發行的方式上映，讓利給影院。近期，相信會有更多海內外經典影片名單釋出，為疫情結束後的電影市場助燃。其中，《狼圖騰》上映於2015年，講述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生於內蒙草原的人與狼的“戰爭”。電影改編自姜戎同名小說，作品自面市以來，在受到讀者推崇的同時也受到文學評論界的關注，學者李小江稱之為“寓言式書寫”與“後烏托邦批評”：
上世紀60年代，北京知青陳陣（馮紹峰 飾）和楊克（竇驍 飾）來到了內蒙古額侖大草原插隊，加入了蒙古族牧民畢利格老人以及他的兒媳噶斯邁一家的生產隊，從此開始若干年的放牧生活。在與狼群的接觸過程中，陳陣帶著強烈的好奇，逐漸瞭解了這種動物，甚至有了想自己養一隻小狼的念頭。以場部主任包順貴為首的生產隊最終發起了一場滅狼運動，讓狼群和人類之間的關係陷入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自然與人的關係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曾經，有許多關於狼的故事，遍及世界各個角落。“河邊的小羊”講述狼的嗜血本性，毫無同情心；“小紅帽”是說狼會偽裝善良，預示著陰謀中的兇險；“東郭先生”講的是中山狼恩將仇報，告誡人們對敵人保持警惕……“開玩笑的牧人”以血為訓警示人們：“狼來啦”是一個神聖的征戰動員令，是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輕率出口的戰鬥號角。
狼成全了無數神話、傳說、寓言，幾乎難有例外地成為殘忍、奸詐、以強凌弱、忘恩負義的代名詞，因此成為人的敵人、人性的反義詞、善的對立面——古往今來，已成定論，難道有什麼可以懷疑的嗎？《狼圖騰》試圖挑戰古老的定論，企圖為狼翻案。這就生出了兩個有趣的問題：
曾經，誰為狼定了案?
今天，何以為狼翻案?
自原作面世以來，正版書數百萬冊，讀者無數；圍繞著以上問題，評論亦無數，譭譽參半，各走偏鋒。《狼圖騰》中沒有傳統的故事情節，卻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沒有誘人的愛情故事，也沒有悲情人物或悲劇性格催人淚下，卻讓眾多人愛不釋手。那瀰漫在書中的野性，好似荒原上吹過一陣強勁的雄風，於現代中國社會，粗礪而新鮮，很有些拂塵清心的作用。
但是，學界卻有完全不同的反應。幾年下來，除去圖書評論登載了一些質疑的觀點，少見針對文本進行深入分析的學術討論。國內文學界對它不知所措，不約而同地以巨大的沉默昭示著主流文壇對它的不屑。與文壇和學界的冷漠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市場和網絡上的喧囂。《狼圖騰》擺在暢銷書架上，持續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像一匹不期而遇的黑馬，不經意間撞破了主流話語的封鎖，也撞開了當代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大門。讀者的眼球和市場份額不由分說被它搶佔了許多，讓業內寫手難免生出莫名的隱痛。針鋒相對的觀點在網上、報紙上、各類媒體中吵得不可開交，從國內吵到國外。2007年底， 享譽世界文壇的“曼布克小說獎”首屆亞洲文學獎揭曉， 在243部候選作品中惟獨垂青了這部具有“強大的感人力量，景觀恢弘，讀後讓人久久不能忘懷、與眾不同的” 《狼圖騰》，譭譽依舊各半，讀者不改初衷———可見，此書的性質不同於一般小說，在傳情的故事之外確實還有許多可以討論的話語空間。對眾多讀者而言，閱讀不僅是移情審美，更是思考的過程，因此想問：
《狼》書中究竟提出了什麼問題引起人們思考?
狼的故事裡究竟隱含著什麼東西讓人們爭論不休?
我們可以從兩個途徑去尋找答案：一是細讀原著，從中摸索出通向理解的路徑；一是詢問作者，讓作者給出一個直白易解的交代。可惜，這兩條路都不順暢。
首先，這不是一部好讀也不那麼好懂的書，讀它需要興趣也需要耐心，甚至還需要一定的歷史常識和哲學人類學知識。
那麼作者呢？根據出版策劃人的介紹：
《狼圖騰》作者姜戎與同名電影導演讓-雅克·阿諾
作者姜戎，北京人，1967年到內蒙古牧區插隊。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政治經濟學專業。1971年姜戎開始在心中打腹稿，1998年正式動筆，直到2003年底脫稿，歷時近6年完成《狼圖騰》。在拿出書稿之前，他曾和出版社約法三章：不參加新書發佈活動，不參與商業炒作，不接受媒體採訪，只拿出文字來參與就文字本身的討論。
一面是來自社會的熱鬧，一面是作者隱身埋名，以“無言”回應一切喧囂，對所有是非抑貶，昭示著同樣一個“不屑”——這讓人好奇。
當得知作者的真實身份，便斷然不信這書裡說的僅僅是一個“狼故事”。當有機會面對姜戎直接發問，這就是第一個問題。“你當真是在寫一個狼的故事嗎？”
我根本沒有興趣專門編寫故事。
——姜戎
如此，還是小說麼？當時，《狼圖騰》新書發佈會上，中央電視臺新聞主播白巖松表達了他的直覺，他認為這“不是一部小說，更像是一部充滿哲學、人性色彩的論文”。通過網上採訪，有記者就這個問題詢問作者：“您怎麼看待這個觀點？這個特點會不會影響小說的可讀性？”
我認為這既是“一部充滿哲學、人性色彩的論文”，又是一部充滿了形象、性格、血肉、故事、情感、想象、虛構、細節、衝突、激盪奔放等等文學元素的長篇小說。書中哪一條狼是乾巴巴的“論文狼”？“理論小狼”是不可能把主人公陳陣咬出血來的。
——姜戎
就個人見識和審美趣味而言，也許有人不欣賞書中的血腥描述，不認同狼性崇拜，不贊同作者對農耕或遊牧民族的簡單評判，更不欣賞他以狼為楷模對“國民性”進行批判的立場，對戰爭氣氛或競爭的叫囂有一種本能的厭倦。
但是，不能迴避它。
它從哪裡來？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個遠離了狼的時代？
它講了什麼故事？為什麼能在短時間內跨文化傳播？
它宣揚了什麼觀點？為什麼在人群中引起如此騷動？
首要的問題是為作品定性：這是怎樣一本書？從文學角度看，書裡沒有傳統小說中不可或缺的人間故事，就“文學亦即人學”的普遍認知而言，它是另類。因為是另類，你也會本能地排斥它，說它“沒有太大的文學價值”——但，你不能無視它的存在，因為它就是以長篇小說的面目橫空出世的，並且具備了文學的一切要素和基本品質，無論業內人士和學界怎樣評說是非長短，從接受美學的角度看，它已經從另一個方向(大眾閱讀和市場運作)證明了它獨特的審美價值。
可是，它究竟是怎樣性質的文學？這的確不是一部單純的小說，而是寓言。倘若《狼圖騰》既是思想的載體又是說故事的能手，在現有文學體裁中惟有寓言兼備這雙重品質。《狼圖騰》或許是一部以長篇小說為載體的現代寓言？在這個“後”時代，它會是一部後現代寓言嗎？抑或，依照德里克的觀點，這是一部後殖民氛圍中的民族寓言？既然它出現在毛澤東時代之後的中國，該不會是一部典型的後烏托邦寓言？
在總體上認同“寓言”這種定位，是因為：當我們像看人間故事一樣悉心閱讀狼的故事，當我們在狼的世界中產生人類心靈的移情作用，當我們在書中開始關注所有生靈併為草原和草原狼們流淚，當我們超越了對狼的恐懼也超越了對狼的敬畏.…那一時刻，寓意已經在我們身上發生，一種新的寓言——這裡姑且稱之為“後寓言”——也隨之誕生。
從文學批評的角度，弗·詹姆遜認為，無論什麼時代，寓言都是“一種再現事物的模式”：
儘管我們說要抓住歷史變化中的環境、打破舊有的關於變化的敘事形態，並著眼於活生生的事物間的矛盾，但這一切沒有一樣是實物……即使我們信奉敘事，敘事卻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強調寓言因而便是強調再現深層現實的艱鉅性甚至不可能性。
詹姆遜因此認定：“寓言是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再現論。”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心境中“再現深層現實”，與其看作寓言的特點，不如說是作者選擇寓言作為敘事手段之無奈心境的具體體現。古往今來，所有的寓言和寓言式寫作，無不是在“難言”的個人處境或“難以發言”的社會環境中被迫而出的一種敘事方式，形式不同而已。
《狼圖騰》產生在“兩後”(後毛澤東時代和後現代社會)氛圍中，從文本到寓意，都體現出鮮明的“後”的特徵：它不是簡單的說教或政治諷喻，也不是“政治正確”的代言人；它能指的方向不是傳統的小善小惡，而是積“善/惡”為一身的現代文明。它的敘事形式沿襲了傳統表現手法，在內容上卻有一系列重大突破：它將“革命中國”用作敘事平臺，重疊複雜的寓意中濃縮了現代以來最重要的人類問題(如文明的成長與衝突，人與自然與自身的關係，環境、生態、信仰乃至人類生存的極限問題)，既有在現代立場上對傳統文化認知的顛覆和挑戰，也有在後現代立場上對現代性本身的質疑和反省。所謂文明史，不過是人類征服自然、朝向富裕、追求幸福的一場漫長而宏大的烏托邦實踐——從這個角度看，《狼圖騰》提供了一個極為開闊的分析平臺。對生活在今天的人們而言，這是一本揭痛與示痛的書：帶著與痛而生的野蠻、粗礪和血汙，嚮往文明卻終究難得文明，追求自由卻最終不得自由，熱愛自然卻始終背棄乃至丟失了自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狼圖騰》是後寓言，也是末日預言。它誕生在諸多烏托邦實踐之後的後毛澤東時代，將頑強的生命意志隱含在破滅的政治理想中，試圖在即將消逝的時代殘垣上重建精神家園——因此，它不僅是一部中國特色的民族寓言，更是一部具有預言性質的後烏托邦寓言。
以《狼圖騰》為樣本，解構“後寓言”的雙重意味：文本的和寓意的；並試圖建立一種於學界是陌生的、於我們的生活卻密切相關的分析範疇：後烏托邦批評。
所謂寓言，必須具備潛在的寓意這一特點，如陳蒲清所說：“寓言就是作者另有寄託的故事”，它先天性地“具有雙重結構：其表層是一個故事，稱為‘寓體’；其裡層是作者寄託的意義，稱為‘寓意’”。近代以來，寓言作品藉助各種文學體裁，讓難以道明的思想潛伏在好看的故事裡，寓意深邃且複雜交錯，隱藏在文本的各個角落，非經由“批評”道破不能透徹。幾乎所有的現代主義文學都具有這一特點，將寓言創作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高度，為文藝理論和美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活水源泉。寓言式書寫與寓意分析互為基礎，相互扶持，成為思想先知或前衛的思想者嫻熟運用的工具，共同結構起時代的精神導向。
世紀交接之際，“寓言式書寫”在中國文壇凸顯出來：有文才的思想者將寓言的精髓融進各種藝術形式和文學體裁，在十分狹窄的話語環境中頑強地拓展“思”的空間。《狼圖騰》就是這樣一例：它的思路非常開闊，思維走向極富寓意；尤其是它的敘事平臺，將當代中國命題與世界性的後現代風向貫穿在一起，用後烏托邦性質的“狼圖騰”為後烏托邦批評提供了絕佳的分析藍本。近年來，寓言式作品在中國批量出現，或成群結隊或獨行天下，創造性的思想瀰漫在字裡行間，難以言傳的思緒潛身於或嚴肅或荒誕的表象下，在寓言式的話語遮蔽中期待著寓言批評及時跟進——批評因此不僅應該是文學的或藝術的，嘗試為寓言式寫作正名；同時也應該是哲學的或政治的，為“思”的通達披荊斬棘，開闢道路。
對《狼圖騰》的研究有三個主要內容。首先是文本分析：為《狼圖騰》的文學屬性和美學價值正名，在“後寓言”名下將“三後”(後現代/後殖民/後烏托邦)批評燴成一爐，看它們在當代文學藝術中可能的創新能力以及它們在審美領域中的新鮮作為。其次是寓意索隱：以《狼圖騰》文本為引子，突破“說故事”的閱讀方式從而進入“說事”的思維空間，看這部征服了廣大讀者並引出激烈爭論的“奇書”究竟提出了什麼問題、蘊涵著多少寓意以及指示了怎樣的方向，啟迪人們對當下乃至未來的人類處境多一些貼近生活本身的思考。
第三個內容有關後烏托邦批評。提出並嘗試建立“後烏托邦批評”這一新的分析範疇，與其說是有所作為，不如說是無奈中的選擇。說它“後”，至少有兩種含義：一則因為這個文本出現在社會主義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之後，後烏托邦批評作為一種分析範疇，於“這一個”文本是貼切而適時的；不借助新的分析工具，很難穿透表象觸摸到它隱晦甚至是隱諱的寓意。二是因為《狼圖騰》產生在全球化過程中，出現在開放的中國大陸，是在“兩後”(後現代/後殖民)盛行之後，它的思想觀念和創作手法不可避免地攜帶著大量“後”的因素，非“兩後”出場不能解困。將後烏托邦作為一種新的分析範疇用於批評實踐，希望這一範疇的出臺能夠呼應併成全我們曾經的社會實踐和歷史作為，為那些朝向烏托邦的探索而長久失語的經驗找到尊嚴而得體的話語平臺。
就歷史根底看，後現代是西方的事，原本與後殖民無關；而後殖民是後發國家——詹姆遜稱之為“第三世界”——的事，原本與後現代無緣。只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兩者不期而遇：後現代話語在全球化浪潮中進入後發國家，為第三世界順利走向(全)世界敲開了大門；後殖民批評通過一系列“發展問題”進入國際視野，逼迫發達的西方世界向後看齊，“迴轉”因此成為當下西方知識分子最優雅、最識時務的姿態。《狼圖騰》生逢其時，為後殖民軀幹披上了後現代外衣：體現在文本中，它的思維路徑和價值取向都是後現代的，其寓意卻深陷在後殖民的身份情結和後烏托邦的意識形態中不能自拔，成為“民族寓言”、烏托邦寓言或後寓言，都偏離了作者的創作初衷，成全在讀者的“身份閱讀”中。批評因此挺身而出，有意或無意間，接續起瓦爾特·本雅明的理想和目標：“本原就是目標。”即，在現實生活層面上還原問題，以求知者的身份重返現場。
作為批評，“現場”即作品。在這個太過浮華喧囂的後時代，批評本身也粘附了太多時尚的臃贅，因此，重返現場的第一要旨是“祛魅”：在話語中祛“術語”之魅；在心理上祛“體系”之魅；在認識上祛“後”之魅——只有這樣，文本才可能處於自我澄明的本原狀態，批評才可能輕裝上路，在失序的後世亂局中闢出通向“理解”的道路。
關於方法，法國批評家茨維坦·託多洛夫倡導對話批評，確信：“批評是對話，是關係平等的作家與批評家兩種聲音的相匯。”在開放的全球化時代，兩種聲音已經遠遠不夠了。對“民族寓言”而言，對話批評不僅針對作品和(自己的)民族/國家，也面對廣大讀者和海外學界說話。批評因此可以成為連接“情”與“思”的橋樑，與作品以及再批評一起，共同結構成一個民族的“共謀文本”，在跨文化閱讀的平臺上與世界對話。
（本文摘自《後烏托邦批評——深度詮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略有編輯，以原文為主。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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