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娘臉薄難勝淚，桃葉眉尖易覺愁。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
自古以來，揚州就是文人心中的白月光，無數文人騷客嚮往此地，甚至，在此地流連忘返。但是，今天我們要講的揚州，不是在於它的美麗動人，而是它的富庶。
眾人皆知，揚州一地十分繁華，江南富庶之地主要指的就是揚州、蘇州一帶。
那麼，揚州為何如此富庶呢？
近代有位詩人，名陳去病，此人著有《五石脂》一書，書中便提到揚州繁盛之因。根據這位詩人的看法，他認為：“揚州繁盛主要是因為徽商，揚州這座城市是被商人改變的一座城市。在幾千年的歷史之中，揚州繁華昌盛，徽商的確是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揚州城與徽商之間的關係不可分割。
揚州最早並不僅僅是一座城市，它屬於夏朝時劃分的九州之一，範圍頗廣，相當於淮河以南、長江流域及嶺南地區。後來，面積逐漸縮小，慢慢地相當於現在一個省的範圍。再後來，隋朝一統之後，揚州逐漸向城市靠近。唐朝建立以後，高祖李淵於武德八年將揚州治所從丹陽移往江北。
自此，揚州才真正意義上做到了地理位置上與名稱區劃相統一。但不管是作為一省還是一城，揚州從來都不是歷史的配角，揚州特有的風景和繁華讓其未曾落寞蕭條過，一直是士大夫們一心向往的地方。古人有詩云：“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足以可見其中心境。
而且，揚州一地誕生了無數華麗詩篇，無一不說明揚州的繁盛。
揚州的繁華，第一個不能忽視的原因，就是地理位置帶來的優勢：
京杭大運河開鑿之後，揚州作為長江和京杭運河的交匯之地，有“聚南北之衝”之地利，再加上，揚州與大海毗鄰，無論是河運還是海運都十分便捷，使得揚州成為了極其重要的交通樞紐。經由揚州一地，南北往來交易便捷，糧草、錢幣、礦產等可從此地運往全國各地，甚至，遠銷海外。
第二個不能忽視的重要原因，就是揚州的政治地位：
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揚州都是政治中心，大都督府、淮南節度使都曾經選擇此地建立治所。政治地位的重要性，決定了揚州絕不可能是寂寂無名的荒涼之地。
第三個一定要提到的原因，即揚州是南遷士人渡江的必經之地：
長久以來，我國北方飽受關外少數民族的騷擾，一旦北方遭遇兵災，中原士人便會被迫遷徙到揚州一帶。如：西晉時期的“永嘉之亂”、唐時的“安史之亂”，戰亂為揚州帶來了大量的人口。
揚州千年繁華，真正達到頂峰卻是因為鹽。
揚州的鹽是“淮鹽”，“兩淮鹽區”面積廣袤，向北與山東接壤，向南則與兩浙交界，淮河橫貫其間。在《明史·食貨志》上曾經記載：“淮南鹽為煎鹽，淮北鹽為曬鹽。”
鹽在我國古代是一種十分重要的戰略物資，國家政府對其進行嚴格管控，所以，揚州成為了相當重要的鹽策要地。西漢時，吳王劉濞就已經在揚州當地築城、煮鹽、鑄錢，並且，因此富甲一方。揚州的鹽全部產自兩淮，但是，卻需要在揚州城進行轉運，這是國家食鹽管控的重要一環，難以想象其中獲利何等豐厚。到了清朝前期和中期，甚至，還還有“揚州繁華以鹽盛”這樣的說法。
的確，揚州的繁華很大程度上來源於鹽業經濟的發達，而這一點，在明、清兩朝最為明顯。洪武年間，由於“開中法”在全國範圍內的實行，明政府在揚州設立了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此後，無論是商人運糧草還是絲綢等到邊境交易，政府都給予他們一定數量的“鹽引”。而商人，則憑藉政府給予的“鹽引”前往兩淮鹽場支鹽，然後，再將其運到全國各地。
此時，揚州獨特的地理優勢，給其帶來了巨大的利益。
作為交通樞紐，揚州承接食鹽轉運，獲利頗豐。
萬曆年間，朝廷為了進一步加強對食鹽的管控，不再實行自願交易制，而是採取世襲承包鹽引制，促使鹽業交易制度轉變為委託專賣制度，從而，給了商人可乘之機，使得商人集團開始崛起。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晉商、陝商以及徽商都沒有放過這個機會，紛紛來到揚州，搖身一變成為揚州的大鹽商。
而在鹽商之中，徽商佔多數，勢力明顯更加強大。於是，徽商很快成了揚州鹽商中的中堅力量。據統計，從明朝中後期到清朝中期，徽商始終佔據著兩淮鹽商的主體地位。徽商在揚州城翻雲覆雨，大量的白銀流入他們的口袋，曾經一度可與王朝的國庫收入相提並論，平分秋色。
康熙皇帝七次南巡，其孫乾隆帝六次南巡，所花費的資金大部分來自這些豪富的徽商。
而揚州繁盛的根本，就在於鉅額資金的集中。徽商大批前往揚州，對當地的經濟、文化、觀念影響巨大。
首先，因為徽商的推動，揚州鹽業十分興旺，於是，揚州各地以鹽為生和籍鹽為食之人愈來愈多，當然，這也算是鹽業本身所帶來的變化。
其次，由於鹽業經濟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揚州其它產業的發展，飲食、園林、脂粉業等在這一時期飛速發展。
再者，徽商推動了揚州的市政建設。明末清初，由於戰亂影響，揚州城被破壞殆盡。在徽商的大力推動之下，很多“壞道”、“廢橋”、“街肆”、“碼頭”皆得到較好的修繕管理，使得揚州城更加美麗多姿。
最後，徽商的到來，為揚州當地的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徽商有收集文物的癖好，又十分注重文藝修養，這種風氣自然也帶到了揚州。後來“揚州八怪”的形成，便與此有很大關係。
不得不說，如果沒有徽商參與進來，揚州的風采會遜色不少。
梁啟超先生則將徽商的參與提升到另一個高度，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以徽商為主體的兩淮鹽商，對於乾嘉時期清學全盛的貢獻，與南歐巨室豪賈之於歐洲文藝復興，可以相提並論。”從中也可以看出，徽商對於揚州文化的形成，的確有其獨特的意義。
【《明清徽商與揚州文化》、《南河下：揚州鹽業史的微考察》、《清代揚州徽商與揚州八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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