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隨著西方創意寫作理念的影響和作家駐校制度的形成，一批小說家如王安憶、格非、畢飛宇、張煒、閻連科、餘華、馬原等相繼進入高校，或者從事課堂教學，或者開展工作坊教學，或者公開演講，以此來傳授創作體會，反思創作經驗，有意識地從事文學批評，從而推動了小說課現象的形成。小說課到底在評價作品方面具有怎樣的獨特性？小說課能否成為一種有效闡釋中國文學本土經驗的批評範式呢？
原文 ：《小說課：一種批評形態的可能性》
作者 |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羅立桂
圖片 |網絡
小說課具有怎樣的獨特性
小說課都非常注重文本的精細閱讀與分析。
許多批評家，尤其是一些學院派批評家，往往不是從對文學文本的精細研讀出發進行分析，而是僅僅瞭解作品內容梗概就自由發揮，或者從某一理論出發注重邏輯的推演和預先設定的意義闡發。與批評界存在的忽視文本解讀的傾向相反，小說課幾乎都是從對文本的解讀與分析入手的。
馬原《閱讀大師》、王安憶《小說家的十三堂課》、格非《塞壬的歌聲》、畢飛宇《小說課》、張煒《小說坊八講》等，無一例外都是從解讀經典作品入手的。
作家 畢飛宇
畢飛宇明確說過：“我的重點是文本分析，假設的對象卻是渴望寫作的年輕人。” 小說作家都具有豐富的感性體驗和閱讀積累，他們常常通過解讀古今中外文學經典來引導讀者深入閱讀作品，或者把文學見解和觀點傳達給讀者。小說家對文本獨具一格的體驗和鞭辟入裡的分析，既能夠讓讀者體味文學的藝術魅力，又能夠引導讀者深透理解文學大師們的藝術世界。
小說課還突出對技法的分析和對創作秘密的解讀。
在讀者心目中，小說家是掌握著寫作秘訣的人，通過聽小說課的講授和讀小說家談文學的書，可以獲得他們寫作的獨門秘籍。而創意寫作所帶來的“寫作可教、創作能學”的理念，也使得小說家們首先將教學目的定位為教會大學生寫作，傳授學生寫作的技法。他們的技法分析都是立足於實踐的切實經驗，不是高蹈虛妄的空談。不管是面對經典，還是結合自己的創作實踐和作品，分析創作技法與規律對於小說家們來說都是得心應手的。就分析實踐方法而言，小說家批評獨勝一籌。
當代作家、文學家 王安憶
王安憶在講述小說課時就強調技巧問題。她說：“文學是一種專門的職業，它有它的道理，有它特定的技巧和技術。我現在便很想談一下這其中的技術問題。” 畢飛宇也說：“我所採取的是實踐的分析，換句話說，我就是想告訴年輕人，人家是怎麼做的，人家是如何把事件或人物提升到好小說那個高度的。老實說，我做實踐分析相對來說要順手一些，畢竟寫了那麼多年了，有些東西是感同身受的。” 馬原《小說密碼》專設一部分談方法，其中有對小說結尾方式的例談，也有對作品情節建構和人物塑造等具體方法的展示。
鮮活靈動的審美體驗與生動的表達也是小說課的優勢。
小說家在小說課中常常依託自我經驗而觸類旁通，發現獨到而深刻的解讀角度，在作品分析中蘊含著豐沛的情感和豐富的想象力，閃現著鮮活的審美體驗和靈動的詩意。這得益於他們詩意而生動的語言表達。
小說家批評作品時絕少抽象地、純粹地、學理性地演繹，他們的語言表達兼具知性與感性，辭藻華美生動，可讀性強，與文學創作一樣充滿了個性和獨創性。他們解讀作品時常常投入自身情感和生命體驗，說理通透，入情深厚，能夠引導閱讀者在潛移默化中受到文學教育，在興趣盎然中認同和接受其文學觀念與審美趣味。畢飛宇《小說課》、閻連科《發現小說》、馬原《閱讀大師》等作品，既是批評文字，又是文筆生動的散文、隨筆。正如有學者這樣評價福斯特的《小說面面觀》：“被世人目為既是一部關於小說理論的研究專著，又是一部語言非常生動的散文作品。”
小說課還具有卓越的批評意識和價值判斷。
當下的文學批評中存在互相吹捧和一味說好話的傾向，文學批評成為不痛不癢、可有可無的文字裝點，失去了價值判斷和引領創作方向的作用。文學評價和判斷是批評活動的最終落腳點。由於小說家是文學內行，在小說領域筆耕多年，熟讀不少經典作品和同行作品，深諳創作規律和箇中甘苦，因此在評論作品和作家時，往往見解中肯，一語中的，富有見識。小說家不僅能夠深入分析小說作品的藝術魅力，而且能夠根據小說的創作特點和風格作出獨到而深刻的價值判斷，對同行的創作也能客觀地指出優缺點。
王安憶評價畢飛宇的《玉米》，認為結局處理得不好，講述的是平庸甚至卑劣的人生故事，順應了當前小說創作缺乏人道主義情懷、踐踏人性的惡俗傾向。如此評價同行作家，可謂直諫之言、智慧之語。
成為批評形態，何以可能
當代文學批評一直面臨著“缺席”、“失語”、缺乏主體性等問題和困境。如何建構能夠有效闡釋當代中國文學經驗的本土化文學批評話語，是批評界亟待探討和解決的問題。那麼，在文本閱讀、藝術感知、審美體悟、文字表現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的小說課，如何成為一種批評範式？
首先，小說課要切實起到引領閱讀和創作實踐的作用。
小說課精彩而獨到的作品解讀，以及所傳達的文學創作技巧和觀念，對高校課堂上學習文學專業的學生和文學圈內的人無疑會產生影響。
但是，侷限在課堂和小圈子內的自說自話的批評，其作用和影響力畢竟有限。在媒體高速發展和大眾傳播時代，小說在創作數量上呈幾何級發展的同時，也出現娛樂化、快餐化、低俗化的創作趨向與閱讀潮流。媒體和大眾批評缺乏自主性和自審精神，往往表現出迎合和共謀傾向，缺乏對本土文學精神進行精確闡釋的能力，難以起到鑑別審美價值和撥正創作方向的作用，更別提通過文學批評提高大眾的文學鑑賞水平，培養大眾的文學閱讀趣味，來提升全社會的文學素養和人文素養了。
小說課要真正能夠溝通讀者、作者與作品，擴大交流功能和實效，就要依靠小說家的身份影響力，力圖突破課堂和文壇小圈子，拓展大眾傳播的範圍。小說家要自覺地介入，通過對大眾中流行的作品和文藝現象的解讀與鑑賞，切實起到引導創作實踐和大眾閱讀趨向的作用。
其次，小說課也要重視理論性和對文學普遍規律的總結。
小說課批評的特點是偏重於感性體驗和個案分析，表現出極強的個性體驗和主體性，但是如果一味沉湎於對個人閱讀心得的描繪，不注重普遍規律的總結，主體性就會變成純粹的主觀性或者隨意性。小說家的文學批評不能滿足於純粹感性經驗的分析，而是要上升到理性的認識，透過現象尋求本質，通過對文學個案評析，獲得關於文學的系統知識和普遍規律，為揚清貶濁的文學批評提供判斷的標準。小說課也要辯證地把握文學感性與理性的關係，不管是“文本-理論”的歸納式提升，還是“理論-文本”的演繹式鑑賞，都要有突破具體現象和感性經驗束縛、追求統一性和理論性的意識。比如，“直覺”已是關於藝術思維的常識，對“直覺”在創作個案中的演繹式驗證，是批評中統一性和理論性的體現。小說是個人心靈的世界，王安憶選擇它作為統合小說批評世界的基本視點，在生動解讀《紅樓夢》《復活》《心靈史》等小說文本的過程中，對此作了集中而立體的闡釋。
最後，小說課要強化在融會貫通中創造新批評範式的自覺意識。
小說課因其創作的現場感、突出的感性特徵、作品解讀的詩意性和價值判斷的精準性而獨樹一幟。但是，小說課形式要真正成為一種有闡釋力和影響力的批評範式，還需要小說課作者將自覺創新批評話語的意識融入其中。小說家不是將小說課變成純粹僵化的關於小說知識的講解，而是要克服高校課堂注重知識積累和傳授的一貫傾向，提升小說課的現實擔當精神，在對小說的批評中滲透社會關懷和人文情懷。這樣就能通過對當代中國小說創作歷程的回顧和小說創作現象的鑑賞、分析與評判，創造出能夠貼切詮釋中國小說創作實際的原創理論。閻連科《發現小說》結合中外現實主義小說經典，對中國現實主義小說創作進行分析，總結了現實主義小說寫作不同層面的真實，指出了當下小說創作書寫真實、創造真實的“神實主義”方向。因而，關於小說課如何成為一種有活力的批評範式，閻連科《發現小說》值得借鑑。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98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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